“有人在改变我们，但不知道是谁，什么方式，为什么。”
“他们修改思维，修改个人想法……目的就是操纵你们的人生。”
“认知模式缓冲器、远程神经网络再造……最妙的是，一切都是合理的，潜意识电视信号、你的电动牙刷里的高密度发射器。”
这就是来自最近大火的游戏——《赛博朋克2077》的对白。
游戏剧情设定的时间是在不久的未来，而人类要击败的，正是有了自我意识的AI。
因为事态再发展下去，人类的行为将被AI所控制，服从它们的逻辑、算法。
……
虽然这样大胆的想法似乎只存在于科幻情节，但随着AI技术的不断发展，与之相关的一个话题却逐步走入公众视线：
AI伦理道德。
走出象牙塔的AI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什么是AI伦理道德？
根据维基百科给出的解释：AI伦理道德是技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有时被认为是人类在设计、制造、使用和对待人工智能系统时，对道德行为和机器行为的关注。
它还包括超级智能人工智能可能导致的奇点问题。
追溯到更早，1942年，在著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的作品《环舞》中，就曾提出过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
第零法则：机器人不得伤害整体人类，或坐视整体人类受到伤害；
第一法则：除非违背第零法则，否则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坐视人类受到伤害；
第二法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命令，除非命令与第零或第一法则发生冲突；
第三法则：在不违背第零、第一或第二法则之下，机器人可以保护自己。
随着人们对AI研究的不断深入，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技术，现已经“走出象牙塔”，逐步渗入到日常生活中的各行各业。
与此同时，除了AI技术给人们带来的诸多便利之外，相伴相随地，许多“伦理道德”相关的问题也浮现在公众面前。
例如以爆火的GAN技术衍生的Deepfakes，便可以凭空捏造各种各样、甚至不存在的人脸。
以及将图像、视频中的人脸，毫无违和感地换成其他人（尤其是名人）也是它的长项，曾一度引起安全、隐私相关的舆论。
△ 国外短视频用户“高仿”年轻时的阿汤哥
语音AI技术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已经非常普及的语音助手Siri，就曾被曝出一件离谱的事情。
当用户咨询“自杀”相关问题，Siri竟然推荐了距离最近的一座桥……
△ 苹果Siri语音助手
但这些，却仅仅是“AI伦理道德”问题浮现出来的冰山一角。而且很明显的，这个问题已然超出了在“象牙塔”内就能解决的范畴，更需要的是社会组织、企业的共同努力。
在国外，亚马逊、谷歌、Facebook、IBM和微软的科技巨头，已经建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的合作伙伴关系，来制定与AI伦理道德相关的最佳实践。
社会组织方面，IEEE便提出了一个关于自主和智能系统伦理的全球倡议，在公众意见的帮助下，一直在制定和修订指南。
不难看出，“AI伦理道德”问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产业界、社会组织等各方的重视。
但似乎各方之间更多的是独立制定，而不是紧密的耦合。
“AI伦理道德”的破局之道
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虽然AI的一些“副作用”已经有所显现，但拒绝这个技术，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那么“AI伦理道德”这步棋又该如何破解？
近日，由商汤科技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主办的“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与AI伦理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上交大成功举行。
在此次活动中，便为这局棋提供了一个破解之道：
产学研一体化：首创性地在人工智能伦理研究领域，开拓了校企合作模式。
AI技术、应用需要产学研结合，倒是经常被提及。但”AI道德伦理”，也需要产学研结合?
新鲜，也很独特。
那该如何理解此举？不妨从两点来看。
第一点，“AI伦理道德”本身是否具备需要聚多方之力来探讨的价值。
对此，商汤科技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与AI伦理研究中心联袂主任田丰认为，“AI的责任与权利”，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社会议题。而成立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与AI伦理研究中心，是顺应时代的变性，主要因素有三：
命题足够复杂：AI已经涉及众多领域，但同时饱受争议，加上跨学科、百年大变局等环境，对复杂度有很强的研究价值或者研究需求。
命题足够长期：如果AI是百年大变局的主线，那么计算法学和AI伦理一定是长期的研究命题。
联合研究很重要：拥有来自学界、法律界、产业界及政府的专家，可以从多维度的视角去考虑问题。
△ 商汤科技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与AI伦理研究中心联袂主任，田丰
第二点，“AI伦理道德”问题是否已经发展到了如此大力“整治”的节点。
此次仪式中便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今年（2021年）会成为AI伦理、隐私等这方面，非常有争议的元年。
具体而言，除了最近经常活跃在大众视线的技术安全隐患之外，像手机等智能软件和设备，已然涉及众多AI技术。而所涵盖到的人数，在全球范围来看至少高达10亿至20亿。
从全球发布的相关论文数量角度来看，与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和安全防御的相关研究激增，这就从一定角度说明，科技能力也好，科技哲学也罢，是一个巨大的研究需求和机会。
更进一步的，这种“校企合作”该怎么做？
走出象牙塔，这是较为核心的一点。
换言之，就是在理论构建之外，从实际应用场景中观察科技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自下而上地归纳出洞察并反馈。
据了解，此次合作成立的计算法学与AI伦理研究中心，将会融合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在新兴计算机系统研发、智能生态圈的构建、围绕数字经济的规则博弈以及人工智能立法等方面成为国内顶级、国际知名的学术重镇和高端智库。
而研究中心成立之后，未来在“AI伦理道德”方面希望逐个攻破的“靶点”，也有了较为清晰的介绍：
将重点围绕人工智能伦理、城市和社会的数字化治理、计算法学、认知科学与法律行为、智慧司法等相关领域开展合作研究，包括但不限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原则、法规、政策、技术规格的研究以及认知科学与法律行为实验。
并就相关问题构建知识图谱、提交研究报告、承接政府课题、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等等。
为什么要发力“AI伦理道德”？
虽然“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与AI伦理研究中心”的成立，对于AI伦理道德是一种新颖的探索方式，也是一个良好的起步。
但在“落地为王”大环境、大趋势的当下，国内人工智能头部企业缘何要发力与此？
毕竟“AI道德伦理”不是说能解决就能解决的问题，此前的研究大多也都停留在对“可能性”和“未来影响”的理论工作。
然而“难”并不等同于“不可能”。
例如2012年，AI可以区分人类的假笑和真笑；2015年，AI测谎仪击败了最好的人类审讯员；2017年，AI通过人脸识别可以预测一个人是否患有抑郁症，甚至有自杀倾向。
即便现在仍旧存在着诸多“AI伦理道德”方面的安全隐患，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进步和改善也是有目共睹。
由此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商汤在“AI伦理道德”上所做的工作，也就不难理解。
首先从产品层面来看，公众越发地重视对“AI伦理道德”的考量，而这一点，也恰恰是拓展产品渠道的路径之一：模型、数据的不完整会产生“偏见”，系统的隐患会带来其保密性和可用性的风险。
因此，聚焦到内部，商汤于2019年专门设立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委员会，致力于设计和规范公司产品伦理审核流程。伦理委员会由商汤各部门代表组成，逐步引入外部专家顾问，审核所有商汤的产品，包括从立项到上线，以及上线之后，评估所有在伦理方面的风险。
除此之外，还设有数据安全及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更关注数据全生命周期、算法全生命周期方面的风险。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是单纯向外部展示所做出的一些成果。想为社会做出实质贡献，只有将“向善”的理念深植于企业的发展观中，才能自上而下地造成影响，自发地反映在实际举措当中。
其次，此次能够将“产学研一体”的概念首创性地渗入“AI伦理道德”，也离不开商汤自身的基因和优势，即学院派背景。
也正是基于此，商汤可以积极向外拓展合作的空间，基于可持续发展观的愿景，与其他人工智能企业、高校等非政府机构达成共识，共同构建“AI伦理道德”的生态建设。
但实际上，从实际行动角度来看，这并不是商汤在此领域的第一步，而是已经有所布局数年之久。
除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委员会外，早在2019年11月，在人脸识别国家标准工作组成立之际，商汤便担任了组长单位，并在半年时间内，成功实现三项国家标准的正式立项，包括《人脸识别系统技术要求》、《人脸识别系统测试方法》、《人脸图像数据交换格式》。
（目前，《人脸识别系统技术要求》被放在首要重要位置进行优先制定，已经通过专家内审会并积极推进中。）
去年6月，在首届“AI可持续发展2030论坛”上，商汤智能产业研究院与上交大清源研究院联合发布《AI可持续发展白皮书》，提出了以“尊重协商，探索包容文化”为核心的AI可持续发展观、以人为本、共享惠民、融合发展和科研创新四项AI发展价值观。
同年8月份，商汤入选了首届AI国家标准化组织，参与人工智能风险管理与治理标准的制定。
而且，商汤“AI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工作，不仅限于国内，在国际上，商汤便在去年年底成功立项IEEE标准《人脸识别系统技术要求》，并担任了“人脸识别”工作组主席。
现在，商汤还准备将所提出来的标准，升级为ISO国际标准，以此让人脸识别等技术能够更好的规范化，更有助于技术安全落地。
但归根结底，人工智能和每一个时代下的科技类似，都是一把双刃剑，具体将向何处发展、怎么发展，还是在于使用技术的人。
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最好还是由技术解决。
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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