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本期封面文章题为“那些泄密的技术宅”，导语写道：“总统称他们是国家安全的威胁，互联网称他们是英雄，新一波黑客正在改变我们处理秘密的方式。”
以下为全文：
斯诺登这个21世纪的鼹鼠并不希望通过自己掌握的机密换得金钱。他视自己为一位理想主义者、信仰个人主权、远离暴政的人。中国和俄罗斯的间谍将无法引诱他。
引导斯诺登的是黑客思维，一种网络政治哲学、一个建立在80年代留言板上、在90年代聊天室里发展、并在类似Reddit、4chan这样的当代在线社区中逐渐成熟起来的思维方式。
斯诺登认为，信息自由应该凌驾于一切之上，隐私是神圣的，而他有责任来保护这两点。
“公众需要决定这些项目和政策的对错。”这位29岁的美国前国家安全局承包商说。斯诺登6月6日承认，他盗窃了大量机密文件。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重大高度机密文件被盗事件。他泄露给媒体的文件披露了一个将美国电话记录整理成供反恐和反间谍调查使用的数据库的庞大项目。另一个名为“棱镜”的项目则使国安局能够接触到谷歌、Facebook、微软等主要网络服务商的记录，并在法庭的许可下收集外国疑犯的情报。这一机密项目已运行了七年。
“我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斯诺登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办公室职员，”他在接受《卫报》采访时称。《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最早报道了棱镜门项目。
不过，为政府承包商博思艾伦作分析工作的斯诺登可不是一个普通人。在军队和情报部门工作的140多万美国人现在拥有最高级安全许可证。大多数人可没这么有反骨——通过加密电子邮件来联络记者和活动分子来披露政府机密。很少有人愿意放弃房子、12.2万美元年薪的工作、女朋友或者自由来曝光获得国会和前后两任总统批准的监视项目，而这些项目也是在联邦法院的高度监管之下的。
斯诺登是与众不同的，这种不同正在改变一切。
一个勇敢的新世界
建设美国国家安全基础设施的目的是保护美国不受外敌和间谍的伤害。斯诺登这样在土生土长的20代美国技术宅却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有着一套自己的世界应当如何运作的乌托邦想法。正如越战时期的反战示威者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新一代的极端技术迷认为，信息透明和个人隐私是自由社会的基础，机密和监视则是通往暴政的大门。这些报料者认为，在暴政面前，反叛是高尚的。
著名黑客、REDDIT早期雇员艾伦-施瓦茨在2008年的一份呼吁公布私密文件的宣言中称：“遵守不公正的法律不是正义，我们需要公开信息，不管它们存放在哪里，然后复制、并把信息与世界分享。”
斯诺登逃亡至香港后，在当地一家酒店的房间中接受视频采访解释了自己的动机。即使是在说到自己可能遭中情局暗杀或者被中国的黑帮绑架时，他都表现的非常自豪而平静。他将自己曝光的监视项目定义为“狱吏暴政”，并就目前采取的监管措施缺位的后果提出警告。
他希望引发一场公众辩论，以使信息公共化。斯诺登在谈到他所窃取并公布的文件时称：“这就是真相，这就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你应当决定我们是否需要这么做。”
三年之前，驻伊拉克的22岁陆军情报分析师曼宁在泄露大量军事和外交机密后给出了几乎相同的自辩理由。向维基解密网站提供了数万份美国机密文件的曼宁在致一位黑客朋友的信中称：“我想让人们看到真相，因为在未获得信息的情况下，公众将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
和斯诺登一样，曼宁称，他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行为改变了世界，而无法改变世界。
这两个年轻人都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所采取的严格安全措施期间长大的。他们的时代充斥着网络、聊天室和虚拟社区，而在这些社区里，新的反权威、信息自由的意识形态正在强化。他们至少部分认同自由主义者。曼宁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斯诺登则向罗恩-保罗的总统竞选阵营捐款。两人都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背叛国家。曼宁在被捕前写道：“信息应当是自由的，它属于大众。”他说，自己也不确定自己是黑客、破译者、黑客活动者、泄密人或者其他什么身份。
“我们是一个军团”
曼宁的声明是激进的，因为它直接破坏了法治，而法治应该是这两人都承认的东西。“当你颠覆政府权力时，这就是一件从根本上对民主造成危险的事情，”斯诺登这样谈及自己的行动。而对美国政府官员来说，普遍的看法是，斯诺登的冲动是极其错误的，而且可能构成实质性的危害，“我非常肯定地说，这个年轻人所做的事情将危及一些人的生命，”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萨克斯比-钱布里斯说。无论奥巴马政府还是民主、共和两党官员，都不太关心“棱镜”监控项目的合法性或有效性，但都热心于将斯诺登抓捕归案并送上审判台。根据《时代》周刊的民意调查，53%的美国公众认为斯诺登应该遭到起诉，而28%的受访者认为可以放他走。
但与斯诺登和曼宁年龄相仿的人，对他们的支持率明显偏高，18-34岁的受访者中43%认为斯诺登不该受到起诉。这种黑客精神如今正在全世界滋长，其中的驱动力是大量的网络黑客。他们通过网上抗议活动和信息窃取，越来越频繁地扰乱各种类型的体制力量。“这是最让人感到鼓舞的事情，经历网络教育的年轻人正在激进化，他们从互联网上获得自身价值，”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在今年4月与谷歌总裁埃里克-施密特交谈时这样说。“这是一帮不关心政治的技术爱好者所经受的政治教育。这是极不寻常的。”
类似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报纸和法庭上。就在与斯诺登带着数据逃往香港差不多时候，5月28日，一个名叫杰瑞米-哈蒙德的28岁黑客在纽约的法庭上承认，从一家情报机构Stratfor盗取了电子邮件和信用卡信息。哈蒙德对自己与“匿名”黑客组织合作违法法律没有表示懊悔。“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相信人们有权利知道政府和企业在幕后所做的事情，”认罪后，他在一个网站上这样写道。“我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最近几年来，“匿名者”黑客组织已经对“万事达”这样的大公司和美国电影协会这样的大机构进行了攻击，理由是它们缺乏公开。他们组织了针对旧金山湾地区轨道交通系统的抗议，因为当局关闭了蜂窝通讯服务；他们在全球发动了针对“科学教”的集会，反对这一宗教组织的极端保密做法。在2011年，自称“匿名者”组织的黑客们盗取了索尼PlayStation的7700万个账户的个人信息，导致这一游戏网络关闭一个月。而这一行为针对的是，索尼公司在其游戏机固件上强制安装了某些功能。
还有些黑客瞄上了学术和法律机构。今年1月份自杀身亡的26岁电脑天才斯沃茨就曾非法进入麻省理工大学的学术电脑，下载并公布了数百万份来自美国法院计算机系统的文件，以抗议阅读文件收费制度。他随后以试图下载大量受版权保护学术资料遭到逮捕。“那些被拒之门外的人绝不会无所作为。”他曾这样为自己公开信息行为辩解。
这些“释放档案资料”的抗议活动，按照美国法律来说是犯罪行为。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并不是法律惩治所针对的罪行。当他们进行“拒绝服务”攻击并导致网络阻塞、网站服务器宕机时，他们其实是模拟了一种表达抗议的行动，而这种行动是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还有一些人采用了一种网络时代早期的做法。社交网站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曾潜入哈佛大学的网络数据库，获取学生的身份信息并创建了Facebook的前身Facemash。苹果公司创始人斯蒂夫-乔布斯年轻时曾售卖朋友斯蒂夫-沃兹尼亚克制作的一种盒子，来欺骗通信运营商以免费拨打长途电话。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曾潜入一家早期电脑公司的账户，以获得免费使用权限。
到1990年代早期，黑客行为的目标开始扩大，如确保网络私人信息安全。一个名叫菲儿-齐默曼的黑客开发了一个名为PGP的数据加密程序，而这个程序所到的软件技术是作为机密受到美国法律保护并禁止出口的。于是，齐默曼在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的一本书里公开了这个程序的源码，因为印刷品出口是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类似“钻空子”的做法促进了网络黑客运动的发展，也促生了维基解密组织。如今，这种富有挑战的精神依旧主导着互联网，启发了像斯诺登、曼宁和斯沃茨这样的人。“这一代年轻人一直受到的教育是，那些看起来极其合理的行为往往是犯罪，”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斯沃茨曾经的导师劳伦斯-莱辛如是说。
西北大学哲学教授彼得-路德洛写过许多有关网络文化的文章。他谈到近年来的黑客行为时，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理念结合在一起。“黑客精神多半是自由主义的，但却受到反权威的政治热情驱动，于是发生碰撞，就像野火一样蔓延。”
“我们是一个军团，”这是黑客组织“匿名者”的著名口号。“我们绝不原谅，我们绝不遗忘，相信我们。”现在，政府得想办法如何应对了。
告密者时代的黎明
斯诺登泄密后，包括Reddit、图片网站4chan等在线社区在内的86个组织联名签署了一份请愿单，要求美国国会将NSA的监控项目定为违宪。而白宫请愿网站一份要求奥巴马赦免斯诺登的请愿也在三天内集齐了6万人签名。乔治-奥威尔的经典小说《1984》因此销量激增。经常为自由派候选人筹集资金的进步改变竞选委员会(The Progressive Change Campaign Committee)则为斯诺登建立了一项法律辩护基金。好莱坞导演奥利弗-斯通、演员玛吉-吉伦哈尔和彼得-萨斯加德和几名自由派记者等则组建了一个叫做“我是布拉德利-曼宁”的社会媒体运动，声称曼宁只是一个揭发人，并且应当被保护起来免于起诉。
即使是那些向来以氛围自由著称的互联网巨头，也不甘人后。在斯诺登点名指出谷歌、Facebook和微软都是棱镜计划合作方之后不久，这些公司就都要求司法部允许向法庭披露更多有关此前秘密合作的细节。原因在于：他们可不想砸了自己长期以来树立的自由实验、对互联网监管最少化的招牌。“谷歌没什么客隐瞒的，”谷歌首席法律顾问大卫-多姆德在一封公开信中说。
与这些科技公司相比，美国民众的态度则有些微妙。《时代周刊》民调显示，只有43%的国民认为政府应当“削减威胁到个人隐私的项目”，20%的受访者表示即使侵犯了隐私，政府也应当继续这些计划。对于是否认同斯诺登披露的项目，美国民众的看法也一分为二，48%表示认同，44%持相反态度。
政府方面，则把斯诺登当做一个试图损害国家利益的冷战间谍，尽管斯诺登本人一再表示自己很爱国。司法部已经开始调查遭泄露的机密信息，这是标准的进行间谍罪指控的前奏。尽管距离提起指控可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检方很有可能会试图将斯诺登引渡至美国进行审讯，并判以终身监禁。
美国陆军反情报中心2008年的一份文件也许能很好的总结联邦政府对于这种新型在线政治激进主义的反应。这份文件被黑客泄露并传到网上。“像维基解密这样的网站已经成为袒护知情人、泄密者、揭发者身份和隐私的重要基地。”军方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找到、曝光并惩罚这些人，“摧毁这个中心并阻止其他人考虑进行类似的活动。”
而政府已经开始过度解读这一指导思想。曼宁在3年前被捕后，监狱环境非常恶劣，包括一天23小时被限制在牢房内等。这也引起了国际特赦组织的关注。前联合国人权调查员、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菲利浦-克罗利将这种做法形容为“可笑、愚蠢而且适得其反。”克罗利为该言论引咎辞职，但一位联邦法官之后不久裁决，曼宁的刑期将减少112天，以弥补其审判前遭到的严酷待遇。
曼宁已对10项滥用机密信息指控认罪，最高可获20年有期徒刑。他正在马里兰州米德堡接受军事法庭审判，这里也是NSA总部所在的军事基地。曼宁还受到协助敌军和违反间谍法案的指控，有可能被判终身监禁。(编者注：美国法庭30日已裁定曼宁间谍罪、盗窃罪及数项其他罪名成立，但协助敌军罪名不成立。他可能面临136年徒刑。)“我越看越觉得这些信息应当被大众知道，”他在自己辩护词中说。
曼宁泄密事件发生后，情报界、国务院和军方尝试改进规程，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新措施将探测大量下载机密信息行为、监控军方机构、改进机密信息区分。显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一名白宫官员形容这种威胁时说道：“有一种信念认为，揭露全部信息符合公共利益。”这名官员强调，由于斯诺登事件，未来对机密文件访问权限将作出改变，可能进一步限制信息分享。
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说：“我认为有一批年轻人，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大部分是自由主义者，觉得政府是问题所在。”格雷厄姆帮助起草了管理国安局监控项目的法律，他称自己希望情报界作出更多内部努力，在泄密者公开露面前监测到他们，并严厉惩处。对于斯诺登，格雷厄姆说：“我们必须抓住他，我不关心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家伙绳之以法，以儆效尤。”另外一些监控情报界动态的人士认为，这事不会这么简单。斯诺登不是政府人员，而是私营企业的雇佣人员。9-11以来，美国情报系统雇佣了数以千计的私营企业。同时对曼宁的惩处不会阻止斯诺登，甚至于为同类的活动人士铺平了未来名望和殉难之路。参议员钱布里斯说：“情报界若要得出应对之策可能颇具挑战性，也许压根没戏。”
同时，随着互联网挑战文化中中成长的年轻人长大、斯诺登一类有原则的殉难者抓住大众想象，可能会有更多的泄密事件。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正在写作一般关于“匿名者”黑客组织书籍的加布里拉-科尔曼说：“这些强烈抵制情绪通常激发政治动员、加深认同，我觉得我们正在这样的曙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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