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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作者格伦·格林沃尔德是斯诺登的第一媒体联系人，首次将斯诺登、国安局和大规模监控的前前后后整理在书中，本文将向读者介绍作者在港10日高强度的工作，首次向外披露斯诺登在港令人窒息的时刻，包括如何与斯诺登见面，如何《卫报》发表文章的过程。
第一次见面
我们于6月2日周日晚抵达香港。当时计划的是入住酒店后立刻跟斯诺登碰面。我们住的酒店位于香港繁华的九龙区，一进房间，我就打开电脑上网通过加密聊天程序联系斯诺登。像往常一样，他已经在等着我了。
针对航班的情况寒暄了几句后，我们谈到了见面的详细安排。“你们可以来我住的酒店。”他说。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吃惊，没想到他居然会选择住在酒店。我对他为什么会待在香港仍然毫不知情，但直到那时，我都认为他到香港是为避人耳目。在我想象中，如今没有了收入来源的他应该销声匿迹地躲在一间简陋廉价的小公寓里，而不是这样大大方方待在酒店里，每天花上一大笔钱。
我们认为最好还是等到第二天上午再见面，于是调整了原来的计划。这实际上是斯诺登的主意，这样的做法也制造了随后几天里令人心惊胆战的谍战片氛围。
他的说法是：“如果你们晚上出来活动，很可能会引起注意。两个美国人大晚上入住酒店又立刻外出，这未免太过奇怪了。明天上午你们来我这里会更为自然。”
那时，斯诺登既担心受到当地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国政府的监视，也担心受到美国方面的监视。他害怕我们会受到当地情报人员的跟踪。考虑到他曾深度参与美国间谍机构的活动，这番话肯定是有根有据，我便听从了他的安排，但却对那天晚上未能见面还是感到有些失望。
第二天早晨，我和劳拉在酒店大堂会合，乘出租车前往斯诺登所在的酒店。见面的所有细节都是劳拉跟斯诺登安排的。因为担心司机可能是便衣特工，她在出租车里不怎么愿意说话。我也没像以往那样认为这种想法是疑神疑鬼、庸人自扰。尽管有这些因素的影响，我还是从她那里打探出了见面的计划安排。
我们要去斯诺登所在酒店的三楼，也就是会议室所在的楼层。他选择了一个在他看来多种因素兼顾的会议室房间：既足够偏僻而没有太多他所谓的“人流量”，又不因为过于隐蔽而会让我们在那儿等他时引起他人的注意。
劳拉告诉我，我们一到三楼，就要问一下在指定房间附近遇到的第一个服务员是否有餐厅可以用餐。这对斯诺登来说是个信号，因为他会在附近监听，确保没人跟踪我们。进入指定的房间后，我们要在一只“巨型鳄鱼”旁的沙发上等候。我从劳拉口里得知，那只是件装饰品，并非活的鳄鱼。
我们有两个不同的见面时间：上午10点和10点20分。如果在第一个时间两分钟内斯诺登仍未出现，我们就离开那个房间去别的地方，然后在第二个时间再回来，到时他会来找我们。
“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哪一位？”我问劳拉，我俩仍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不管是年龄、种族、体貌特征，还是其他方面。
“他会手拿着魔方。”劳拉答道。
听到这句话我一下子笑了出来：那种场面太怪异、太极端、太不可思议了。我心想，这就是一部以香港为背景的跨国电影，离奇而又刺激。
出租车把我们送到了美丽华酒店的入口处。我发现这家酒店也位于摩天大楼和时尚商店鳞次栉比、高度商业化的九龙区。走进大厅，我再次感到震惊：斯诺登并不是住在普普通通的酒店，而是住在一家价格昂贵的豪华酒店，据我所知每天的房费要高达数百美元。我心想，此人准备爆国家安全局的料，行动需要高度保密，那为什么还要到香港来，并藏在这个引人注目地区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呢？当时思考这个难解之谜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过不了几分钟，我就会见到这位知情人，到时候估计所有答案都能揭晓。
跟香港的许多建筑物一样，美丽华酒店占地面积堪比一座小村庄。我和劳拉花了至少15分钟在这个偌大的酒店里寻找指定的见面地点。我们乘了好几部电梯，穿过了几座内部连廊，一遍又一遍地问路。感觉快到见面地点时，我们看到了一位酒店服务员，我有些不太自然地问了那个作为暗号的问题，然后听她给我们介绍各种各样的餐厅。
转过一个拐角，我们看到有个房间开着门，地板上放着一只庞大的绿色塑料鳄鱼。按照斯诺登的要求，我们坐在空荡荡的房间中部的沙发上紧张地等待着，一言不发。那个小房间似乎没有什么真正的用途，除沙发和鳄鱼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似乎没人会进来。我们在那里静静地坐了漫长的五分钟，没有人来，于是我们起身离开，到附近的另一个房间里等了15分钟。
10点20分的时候，我们返回指定房间，坐在鳄鱼附近的沙发上继续等待。沙发面对着房间的后墙和一面大镜子。两分钟后，我听到有人走进了房间。
我并没转身看进来的人，而是一直盯着镜子，因为从镜子里可以看到有人朝我们走来。等他离我们只有几英尺远时，我才转过身来。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左手正在摆弄的魔方。爱德华·斯诺登跟我们打了声招呼，但并没有伸出手表示欢迎，因为事先说好要让这次见面看上去像是偶遇。像之前安排的那样，劳拉问他酒店的食物如何，斯诺登回答说不怎么样。事后回想起来，在这整个事件中所有让我感到吃惊的因素中，最让我感到惊诧的就是见面那一刻。
当时斯诺登29岁，但看起来最多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他身穿牛仔裤和一件字母有些褪色的白色T恤，戴着一副时下流行的有些呆板的黑框眼镜。嘴边一圈稀疏的山羊胡，看起来好像最近才开始剃须似的。他的外貌轮廓分明，身体有如军人般健壮，身材瘦削，脸色苍白，当时他明显非常戒备。斯诺登看上去就像一个20出头到25岁上下、泡在大学计算机实验室里的书呆子。
当时我感到简直有些难以捉摸。因为种种原因，先前我一直下意识地以为斯诺登年龄还要大些，可能要五六十岁的样子。首先，由于他能接触到如此多的敏感文件，我感觉他在国家安全系统应该处于高层的位置。其次，从他的见解和策略看，他一直表现得见多识广、精明老到，让我一直觉得他是位政治舞台上的老手。另外，我知道他已经做好准备，要牺牲自己向世人披露真相，甚至可能要在囹圄中度过余生，因此我以为他已近退休之年。在我看来，能做出如此极端的决定，此人肯定多年来、甚至几十年来一直感觉梦想已经破灭。
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却提供了有关国安局惊世骇俗的材料，这实在令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我的大脑飞快地运转，考虑各种可能性：这是个骗局吗？我不远万里漂洋过海乘机赴港这是在浪费时间吗？这样一个年轻人怎么可能接触我们看到的那种机密文件呢？在情报和间谍活动方面经验丰富精明老到的那个知情人怎么可能就是眼前的这个小伙子？我心里想，或许这是知情人的儿子、助理或情人，他要带我们去见真正的知情人。各种可能性一起涌进了我的脑海，但似乎任何一种都说不过去。
“那跟我来吧。”他说道，显然也很紧张。我和劳拉紧跟在他的身后，一边走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打着招呼。我还没从惊讶和疑惑中回过神来，一路上也没说几句话，看得出劳拉也有同样的感受。斯诺登似乎十分警惕，好像在查看是否有人在监视我们或者有别的不祥的迹象，于是我们就基本上默默无语地跟在他的身后。
我们不知道他要把我们带去哪里，只是跟着他走进电梯，到10楼并进了他的房间。斯诺登从钱包里拿出门卡把门打开。“请进，”他说，“不好意思，屋里有点乱，我大概已经有几周没出过门了。”
房间里确实很乱。桌子上放着服务员送来后还没吃完的饭菜盘子，脏衣服扔得到处都是。斯诺登清理出一把椅子，请我坐下，然后自己坐到了床上。房间很小，我们彼此的距离还不到5英尺。我们之间谈话的气氛紧张、尴尬而又呆板。他马上谈到了安全问题，问我是否带了手机。我说带了这部仅限巴西国内使用的手机。他却执意要求我取下电池或者把手机放在迷你吧台的冰箱里，以免我们的对话遭到监听。
就像劳拉在4月里告诉我的那样，斯诺登说美国政府能利用遥控手段激活手机来监听谈话内容。这样我就相信确实有这种技术了，但当时却仍然认为他俩的担心有些疑神疑鬼。后来发现，我才是受到误导的人。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各种罪案调查中使用这种技术。2006年，对纽约犯罪团伙提出刑事诉讼的过程中，联邦法院的法官就曾判定联邦调查局使用“漫游窃听器”属于合法行为，当时实际上就是通过远程控制把个人手机变成窃听设备。
把我的手机安安稳稳地放进冰箱后，斯诺登又从床上拿了几个枕头放到门下。“这是为了防止走廊有耳，”他解释道，“房间里可能有录音或录像设备，不过好在我们要谈的内容很快就会见诸报端了。”他半开玩笑地说。
从“爱国者”到“叛国者”
跟许多美国人一样，“9·11”恐怖袭击后，他的政治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变得更加“爱国”了。2004年，20岁的他为了参加伊拉克战争而报名参军，因为当时他认为这是将伊拉克人民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光荣事业。
日内瓦，中情局工作
2006年，他从为中情局短期打工变成了全职员工，从而增加了工作机会。2007年在海外工作期间，他了解到中情局要招募一名精通计算机系统的员工。因为上司给他写的推荐信多有褒奖之词，他应聘成功，最后被安排到瑞士为中情局工作。他在日内瓦待了3年，一直到2010年，他公开的身份是外交人员。
据斯诺登描述，他在日内瓦的工作远远不仅是“系统管理员”那么简单，他被看作驻瑞士人员中技术和网络安全方面的高级专家，被派往各地出差解决无人能解决的一些问题。2008年在罗马尼亚举行北约峰会期间，他被中情局特别安排去为总统服务。尽管取得了这般的成功，可正是在中情局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斯诺登开始对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感到极为忧虑。
“维护电脑系统所具有的权限，使得我接触到很多秘密情报。”他告诉我，“其中有许多事情非常糟糕。我开始明白，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真实行径与我先前接受的教育中所说的存在多么大的差别。”
他举了一个例子：中情局特工曾想要招纳一名瑞士银行家，以从他那里获取机密信息。他们想了解与美国有利益关系的人们的财务交易情况。斯诺登说一位秘密特工主动与这位银行家交好，在一天晚上把他灌醉，并且怂恿他开车回家。当这位银行家被警察拦下并因酒驾而拘捕时，这位中情局的探员主动提出帮他解决问题，但条件是他必须跟中情局合作。他们所做的工作后来以失败告终。他告诉我：“就因为他们没能奏效的方案，那个人的生活被彻底搞垮了，而他们却一走了之。”斯诺登说除了这场阴谋本身让人不齿之外，那些探员吹嘘他们的做事手段时脸上的骄傲之情也让他感到愤懑。
他曾经多次提醒上司留意计算机安全和系统方面他感觉越过道德底线的一些问题，结果几乎每次都遭到回绝，这让他愈发感觉心灰意冷。
“他们会说这不关你的事，或者嫌你一知半解、胡说八道，基本上就是让你不要瞎操心。”他说。斯诺登给同事们留下的印象是他有太多的担心，这一点让他的上司很是不快。“就在这时我开始意识到要推卸责任有多么容易，权力越大越缺乏监管，越没有责任。”
2009年年底，灰心丧气的斯诺登决意离开中情局。就是在这个阶段，在日内瓦的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第一次认真考虑要去揭发爆料。
这是因为当时他想的是——或者至少希望——巴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会进行改革，不再出现他见过的那种滥用权力的极端情况。奥巴马就职时曾经宣誓说，要改变因为针对恐怖主义发动战争而引起的国家安全方面的权力滥用情况。斯诺登以为至少情报界和军方最糟糕的一些方面会好转。
“但后来我发现，毫无疑问，奥巴马不仅仅是在继续这样行事，而且在许多方面更加肆无忌惮。”他说道，“我意识到我不能坐等领导人来解决这些问题。领导力体现在首先采取行动，为别人做出榜样，而不是指望别人采取行动。”
他也担心把中情局的秘密公开会造成的伤害。“如果泄露中情局的秘密，你就可能伤害别人，”他指的是秘密特工和知情人，“我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泄露国家安全局的秘密只会打击滥用权力的体制，因此我更愿意这样做。”
日本，国家安全局工作
于是斯诺登又回到了国家安全局，这次是为戴尔公司效力，因为戴尔公司跟国家安全局有合作关系。2010年，他被派驻日本，有了比先前更高的权限，可以了解到监控方面的机密。
“那时候看到的一切开始真正让我心烦意乱，”他说，“我实时看过无人驾驶飞机对可能要杀害的目标进行监控。你可以看到整个村子，看到大家在做什么。我见过国安局在人们打字输入时追踪他们的网络行为。我渐渐明白了美国的监控能力已经变得多么具有侵犯性。我认识到了这个体制影响的真正范围，而其他人几乎都对此一无所知。”
在他看来，他需要而且有责任把看到的一切公之于众，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我在国安局的驻日机构待得越久，越深刻地感到绝不能缄口不言。实际上，我感觉助纣为虐遮掩此事不被公众知晓才是大错特错。”
2011年在日本的工作结束后，斯诺登回到了国家安全局在马里兰州的另一家机构，依旧为戴尔公司工作。加上奖金，那年他的年薪超过20万美元。工作主要是跟微软及其他科技公司一起为中情局和其他部门打造安全的电脑系统来储存文件和数据。谈到当时的情况时，斯诺登说：“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在那个岗位上，我亲眼看到政府尤其是国安局与民营科技企业合作窃取民众的通信记录。”
在那天5个小时的询问过程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在香港与他交谈的整个过程中，斯诺登几乎一直表现得冷静、客观而又镇定。但在提到让他义无反顾站出来告密的原因时，他变得有些情绪化甚至略微有些恼火，说道：“我知道他们建立这样一个系统是为了在全球范围消灭隐私。目的就是任何人只要在网上交流，国安局都能收集、储存并分析他们的通信内容。”
正是因为这种想法，斯诺登才下定决心要将其检举揭发。2012年，他被戴尔公司从马里兰州调任至夏威夷。在2012年的一段时间里，他下载过一些他认为应该曝光于世的文件，还有另一些文件，但并不是为了公开，而是旨在帮助记者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2013年初，斯诺登发现还需要一批文件，但是在戴尔公司工作的他却接触不到，要拿到这些文件他必须获得另一份工作，被任命为基础架构分析师，然后才能有机会接触到国安局的监控原始数据库。
心里想着这个目标，他申请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夏威夷一处机构的一个岗位。该公司是全国最庞大的私营国防承包商，员工中很多前政府官员。为此他放弃了高薪职位，因为这份工作让他可以下载完整描述国安局秘密监控活动所需的最后一批资料。更重要的是，由此他可以收集关于国安局秘密监控美国内部全部电信基础架构的信息。
《卫报》发布进行时
在我看来，《华盛顿邮报》是华盛顿地区恶霸媒体的核心，具有美国政治媒体各种最邪恶的特点：与政府紧密勾结，巴结国家安全机构，排除一切反政府声音。2004年，这家报纸自己的媒体评论员霍华德·库尔茨（Howard Kurtz）曾撰文证实，在入侵伊拉克的准备阶段，《华盛顿邮报》系统地放大了支持战争的声音，对反战的声音却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库尔茨的结论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惊人地一边倒”，支持发动战争。《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版现在仍然是美国军国主义、秘密行动以及监控行为最狂热、最愚蠢的支持者之一。
劳拉交给了《华盛顿邮报》一份独家新闻的材料，尽管他们没有为此付出努力。上交那份材料并不是知情人斯诺登的最初选择，而是在劳拉建议之下的行动，可他们却无动于衷。事实上，我与斯诺登的第一次密谈正是因为他对《华盛顿邮报》畏首畏尾的做法感到愤慨。
更糟糕的是，我知道《华盛顿邮报》会遵循制约体制内媒体如何报道政府机密的那些保护性潜规则。按照这些规则，政府要控制披露哪些信息并降低甚至消除由此造成的影响，因此编辑首先要去拜访官员，告知他们即将发布何种新闻。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然后再告诉编辑们由于披露这些信息国家安全方面会遭受的各种损失，接着双方需要花时间商量并确定能够见诸报端的内容和不宜公开的内容。最好的情况也是长时间的拖延。通常最有新闻价值的信息都会被过滤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005年在报道中情局海外“黑狱”的情况时，《华盛顿邮报》隐瞒了这些监狱所在的国家，从而使得中情局的非法海外监狱得以继续存在。
基于同样的原因，《纽约时报》将该报两名记者吉姆·瑞森（Jim Risen）和艾瑞克·利希特布劳（Eric Lichtblau）在2004年中旬打算报道国安局非法监听项目的新闻压制了超过一年之久。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将该报发行人亚瑟·苏茨伯格（Arthur Sulzberger）以及主编比尔·凯勒（Bill Keller）叫到总统办公室，令人匪夷所思地告诉他们，如果把国安局未经授权对美国公民实施监视的消息发布出去，就等于助纣为虐地帮助恐怖分子。《纽约时报》听从了这些指示，将这则新闻一直拖后15个月，到2005年年底布什总统竞选连任成功之后才发表（从而帮助他获得了连任）,掩盖了他未获授权就监听美国民众的劣迹。就在瑞森个人有关揭秘事件的书即将出版的时候，《纽约时报》才将国安局的监听行为公之于众。
斯诺登在我们第一次交谈时就反复提到《纽约时报》对国安局监听事件的隐瞒，明确表示他不信任体制内的媒体来报道他的事。他认为《纽约时报》对那份信息的隐瞒不报道或许改变了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局。他告诉我：“隐藏那件事改变了历史。”
我和《卫报》承担这个任务
在中国香港我与斯诺登见面的第二天晚上，我就下定决心不能让《华盛顿邮报》不辨是非、盲目支持政府的论调以及它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做法来影响世人对国安局和斯诺登的认识。我很清楚，无论是谁首先报道此事，此人都将起到主导作用，并会影响到世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因此我要和《卫报》一起承担起这个任务。要让这次的报道产生应有的效果，那么新闻界旨在降低爆料影响、保护政府的潜规则就必须打破，不能继续遵守。《华盛顿邮报》畏手畏脚，而我却要大胆行动。
因此我回到房间后就写完了那4篇文章。第一篇是关于海外情报监控法庭发出的一道密令，强制美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之一威瑞森公司向国安局提交所有美国公民的电话记录。第二篇文章根据国安局监察长在2009年的一份内部机密报告的内容，讲述了布什政府的无授权非法监听项目。第三篇详细介绍了我在飞机上就读到的“无界线人”这种新型的监控工具。最后一篇描述了我在巴西的家中首次了解到的“棱镜”计划，正是这一篇敦促我尽快将稿子赶出来，因为“棱镜”计划就是《华盛顿邮报》打算爆料的内容。
为了加快进度，我需要《卫报》即刻刊登这几篇文稿。随着香港夜晚的临近——也就是纽约的凌晨时分，我心急如焚一直等到位于纽约的《卫报》的主编们都起床，每五分钟就查看简宁·吉布森是否登录谷歌环聊，我们平时都用这个软件聊天。一看到她登录上线，我就给她发了一条信息：“我们必须谈谈。”
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很清楚通过电话或者谷歌环聊交流都不可能，因为这两种方法都很不安全。而我们又不会使用OTR即时加密聊天，于是简宁建议我们试试Cryptocat这种专门设计来防止监视的加密软件，这也成为我在香港期间我们之间的主要通信方式。
我告诉了她和斯诺登会面的情况，说我确信他的身份以及他所提供材料都是真实的。我说我已经写了几篇文章，简宁对有关威瑞森公司的那篇特别感兴趣。
“太好了，”我说，“稿子已经准备好了。如果还要做些小的修改，那就马上改完它。”我跟简宁强调必须尽快将其发表。“我们现在就把它捅出来吧。”
但是有一个问题，《卫报》的主编们接触过报纸聘请的律师，听到了他们提出的警告。简宁跟我重复了律师们对她说的话：哪怕是在报纸上刊登保密信息（包括疑似保密信息）都会违反《反间谍法》，被美国政府界定为犯罪。发表跟情报有关的文件尤其危险。过去只要媒体遵守潜规则，提前将稿件让官方审查并商讨可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的损害，政府便不会追究责任。《卫报》的律师们解释说，这样做就可能向政府表明自己刊登机密文件并无危害国家安全的意图，从而免除被控诉时需要具有的犯罪意图。
“律师们说联邦调查局（FBI）会介入，关闭我们的报社，带走我们的所有材料。”吉布森对我说。
于是在香港时间的当天下午，我们共同决定，如果《卫报》截至美国东部时间晚上12点仍不愿意将文章发表的话，我就立刻终止与他们的合作，把有关威瑞森公司的文章帖到我们的新网站上去。虽然很清楚其中的风险，但我依然为这个决定感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兴奋。我也明白，有了这个备用方案，那天我跟《卫报》商讨这件事时会更有底气：因为我感觉不再必须依靠他们才能报道此事，摆脱对他们的依赖为我增加了力量。
我一看到简宁上线就赶忙问她事情的进展。“我们今天能发表吗？”
“希望如此吧。”她回答道。她含糊其辞的答复让我有些恼火。那天早晨《卫报》仍尝试跟国安局取得联系，向他们汇报此事。她说等收到回复我们就知道时间安排了。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等。”我说。此时的我对《卫报》的拖延彻底失去了耐心。“这么清楚明了的一件事，无论我们是否发表，又有谁会去在意他们怎么想啊？”
几分钟后，大约凌晨3点15分，简宁的副手斯图尔特·米拉尔发给我一条即时消息：“政府方面回复了，简宁正在与他们通话。”
等待的时间好似没有尽头一般。大约一个小时后，简宁在电话里给我详细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将近十几位来自国安局、司法部和白宫的高级官员跟她通了电话。一开始他们高高在上，但还算客气，说她并不理解威瑞森公司案件法庭指令的意义和“背景”。他们想约她在“下周的某个时间”安排一次会面并做出解释。
简宁告诉他们当天就要发布消息，除非得到不能这样做的确切理由。这时他们变得更加蛮横无理：他们说她不是“负责任的记者”，《卫报》也不是一家“负责任的报纸”，因为它拒绝给政府更多的时间来阻止消息的发布。
“没有哪家正规的报纸会在没有跟我们会面的情况下如此迅速地发布新闻。”他们说，显然是在为争取时间而拖延。
简宁语气中透着强烈的不满，这让我备受鼓舞。她强调说虽然她一再询问，这些官员仍没能清楚地解释发布这些新闻会如何损害国家安全。可是简宁仍不同意当天发表。通话最后她说：“我看看能否联系上艾伦，然后再决定怎么做。”
我等了半小时然后直截了当地问：“我就想知道今天还发不发这条新闻了？”
她避开了这个问题，说联系不到艾伦。显然她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美国政府的官员们指责她不负责任；另一方面，我这里毫不妥协步步紧逼。最重要的是，报纸的总编还在飞机上，也就是说《卫报》190多年历史上最为艰巨重大的抉择要由她来做出。
我在网上跟简宁聊着的同时还一直跟戴维通着电话。戴维说：“快到下午5点了，这是你给他们的最后时限。该做决定了。要么他们发表这篇文章，要么你告诉他们放弃跟他们的合作。”
他说得对，可是我却犹豫了。就在我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国家安全泄密事件曝光前一刻把《卫报》甩掉，这将成为一桩巨大的媒体丑闻。就算我做出公开解释，这仍会给《卫报》带来极大的伤害，结果反而可能会逼他们通过攻击我来为自己辩护。我们将卷入一场闹剧，一场给大家都造成伤害的闹剧。更糟的是这将让民众不再关注事件的核心——国安局丑闻。
我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担心：即使跟《卫报》这样的大型媒体合作，把几十份国安局秘密文件公布出来也是冒险之举。如果在没有机构保护的情况下单打独斗，那更是险上加险。朋友和律师们给出的明智告诫不断在我脑中回响。
我正犹豫着，戴维说道：“你别无选择。如果他们不敢发表，那么他们就不适合你。你如果被恐惧操控将难成大事。这就是刚才斯诺登得出的教训。”
我们一同商量着跟简宁网上沟通的措辞：“现在已经5点了，这是我给你的最后时限。如果不在30分钟内立刻刊登稿件，我将终止与《卫报》的合作。”刚要点击“发送”，我又迟疑了一下。这句话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仿佛是勒索信般的做派。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离开《卫报》，所有的一切都将公开，包括这句话。所以我缓和了下语气：“我明白你有你的顾虑，必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但我要继续前行，做我认为需要做的事情。很抱歉这件事没能做成。”然后我点了“发送”。
没出15秒，我旅馆房间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是简宁打来的。“我觉得你这么做很不公平，”她说道，毫无疑问有些烦躁。如果我离开，那么没拿到任何机密文件的《卫报》将失去报道这件事的所有机会。
“我看你才不公平呢，”我答道，“我反反复复地问你准备什么时间发表，可你却不肯明确回答，只是搪塞。”
“我们今天就发表这篇文章，”简宁说，“最多再等30分钟。我们只是在做一些最后的编辑、设计标题和排版工作，5点半之前就能完成。”
“好的，如果这样安排，那没有任何问题。”我说，“我肯定愿意再等30分钟。”
下午5点40分，简宁给我发来了一个附带链接的即时信息，我已经为此等了好几天。“文章已经发表。”她告诉我。
标题是这样写的：“国家安全局每天都在收集数百万威瑞森公司用户的电话记录。”副标题是：“独家专稿：要求威瑞森电信公司呈交所有电话数据的绝密法庭指令，表明了奥巴马政府国内监控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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