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太笨了。”这么想的人肯定不少，但没有几个人会当着其他人的面说出来。汪滔是个例外。
“笨得不可思议，”他微笑着补充道，“工作以后发现，不靠谱的人和事太多了，这个社会原来是这么愚蠢，包括很多很出名的人，或者大家以前当成神、现在也当成神的人，其实level也不高嘛。我也经常在怀疑自己，你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脑子发昏了？我时时刻刻都在质问自己脑子有没有发昏，但还是发现，这个世界很笨。”
“姐姐”们哄笑起来。她们是一群女性企业家，2016年8月2日和台风尼妲一起来到位于深圳南山道的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疆）总部，抓住了汪滔，逼这个连发布会都不参加的CEO打开话匣子。
也许是因为长着一张85后的脸，也可能是由于他的语言风格：直率、激烈、爱憎分明、不留余地，不时蹦出“爽一把、开脑洞”这样的90后词汇，36岁的汪滔说“世界太笨了”时，更像是那个戳穿皇帝新衣谎言的小男孩，或者发际线变高版的麦田守望者霍尔顿，而非一位因不断成功而忘乎所以的亿万富翁。
不管是不是忘乎所以，汪滔确实是位亿万富翁。2015年这个时候，在福布斯发布的中国40岁以下富豪排行榜中，汪滔位居第二，财富将近228.6亿元。考虑到排名第一的富二代杨惠妍身后站着一个碧桂园家族，白手起家的汪滔才应该是中国最会赚钱的年轻人。
汪滔的财富来自他一手创立的大疆。这家深圳企业从0到1的创造了一片广阔市场——消费级无人机，并牢牢把控着霸权，不断扩大市场份额。
Frost & Sullivan分析师迈克尔·布雷兹说：“大疆的成功在于其开创了非专业无人驾驶飞行器（UAV）市场，所有人都在追赶大疆的脚步。”
福布斯的排行榜刚推出没几个月，大疆的估值就从80亿美元上涨到100亿，汪滔的财富随之水涨船高。
2016年之前，Frost & Sullivan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民用无人机市场，大疆的占有率为70%，这已经是个垄断性的份额了，而汪滔8月2日向“姐姐们”宣布：根据海关数据，2016年3月推出新产品精灵4之后，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市场，大疆的市场份额均达到了惊人的90%。
自从2013年推出精灵起，大疆的销售数字每年都会实现至少三倍的增长，汪滔说，2016年大疆的销售额估计将达到100亿元。
大疆在像博尔特起跑后60米那样加速，而对手们——呃，鉴于大疆的巨大优势，称“同行”们可能更恰当一点——望尘莫及。
《连线》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于2012年创办的3D Robotics，曾被福布斯称为“大疆的强大对手”，累计融资1亿美元，但在大疆推出精灵4并对精灵3大幅降价后不久，3D Robotics就内外交困，不得不宣告结束消费级无人机业务，拱手把美国的市场让给大疆。
但汪滔所谓的笨并非字面意义那么简单。
他对世人有两种分法：一种是笨人和聪明人，另一种是好人和坏人。这两种分法构成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聪明不是指智商高，而是追求事物本质的意愿和能力，“在实践中解决的困难问题越多，脑洞开得越快”；而笨，则是指难以把握事物本质，容易为一些表象所蒙蔽，比如喜欢看朋友圈鸡汤，被一些时髦的理念所迷惑。好人和坏人的概念比较简单，“好人追求互利共赢，坏人自然就是损人利己。”
“最聪明的人一定不会选择做坏人，”在汪滔看来，聪明和善、坏与笨之间是有深刻的逻辑联系的，“野心比较大、能力低一点的人，就容易变成坏人。”
翻开汪滔的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到他这方面更多的思考。
2016年2月3日，他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善、恶、蠢，三股势力，本质上是善对决恶蠢联军，恶蠢之间是SM关系。善的定义为有力量之美。人类的最大敌人是愚蠢，愚蠢是万恶之母，要消灭恶，先消费（灭）愚蠢，S没了M是活不下去的。”
在2016年3月份发的一条朋友圈中，汪滔将这个模型的意思总结为更明确精炼的一句话：“人恶没有大智慧，心邪做事不靠谱”。他把这句话称之为“大疆猜想”，“如果我能对世界有什么期望，我希望这句话是宇宙真理”，他甚至希望有人能像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一样，把“大疆猜想”证明出来，“如果大疆猜想不是真理，恶人、邪人就会太有本事、太有能量，社会就会向恶、邪进化。”
汪滔不喜欢毕加索，称后者为“皇帝新衣教的图腾”，“99%的人不敢直说他的画丑，是因为皇帝的新衣的心态。”另一个被他在朋友圈炮轰的名人是孔子。在2015年11月发的一条朋友圈中，他认为对孔子的推崇，反映出当今国人“缺乏思维能力、人云亦云，没有自信求真精神的现状，我们的智慧贫乏到要靠两千年前的古人学说来给自己的文化找归属感、自信心，还是皇帝新衣式的”。
又是“皇帝的新衣”。看，虽然很少接受采访，推崇那句“闷声大发财”，但在内心深处，他果然是那个喜欢说出自己真实想法的男孩。
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参加了这次“台风眼”交流，她被汪滔的理论“震撼”了，“很少有企业家在这样的场合用这么简单的话来表达，但他对聪明的理解蛮深刻的，是基于人的价值的判断和接近本质的能力。”
聪明人大都骄傲。2015年接受福布斯采访时，汪滔曾经说过，世上没有一个人让他真正佩服，伟大如乔布斯也一样，汪滔也只是欣赏而已。
不过，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一个人也被汪滔视作聪明人。他在朋友圈写道，这个人创办的公司“比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都强十倍，也比苹果强”。
“华为（任正非）。”汪滔说，“90年代中国还是一团糟的时候，任正非从做销售起家，最后可以把技术做得那么牛逼，团队管得那么好，而且他的方法论、价值观又不是为了钱。现在这些为了钱和名的人，都是蛮low的。”
不为名利，那大疆的使命和愿景是什么？
汪滔嘴角微扬：“就是想好好玩一把。”
“做对了几十道选择题 ”
虽然汪滔把“你只要比别人更聪明就可以了”挂在嘴边，不过至少在大疆成功之前，以世俗的标准看，他能不能算得上聪明，还得打个问号。
2003年，已经在华东师范大学电子系读到大三的杭州人汪滔选择退学，他给斯坦福、麻省理工等世界名校发出入学申请，不过连连被拒，因为他的成绩只是中等偏上，并不算很优秀。
汪滔只得退而求其次，进入香港科技大学电子工程系就读。直到本科毕业，他也没能在学习成绩上翻盘：毕业设计学校勉强给了他一个C。2006年开始上两年制的研究生，他边开公司边读书，直到2011年，花了5年才拿到硕士学位。
“汪滔是否比别人更聪明，这我倒是不清楚。”他的研究生导师李泽湘说，“但是，学习成绩优异的人不见得在工作中就表现得非常突出。”
那个得C的毕业设计，是汪滔从小就有的梦想：直升机飞控系统。
汪滔小时候看过一本漫画书《动脑筋爷爷》，里面画着一个红色的直升机，不到10岁的汪滔被深深吸引住了，他希望自己能做一个一模一样的直升飞机，跟着他一起旅行。
少年时期，汪滔爱上了航模，16岁那年，因为考试成绩不错，父亲奖励给他一台遥控直升机，欣喜的汪滔马上操纵飞机飞了起来，没想到直升机非常难操控，刚刚飞上天就掉了下来。上大学之后汪滔又摔坏了好几台航模，旋转的螺旋桨叶还在他手上留下了一个疤痕——这既让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做一个能够自动控制直升机飞行的东西出来”；又似乎是对未来大疆发展方向的警示——直升机太难玩了。
在香港科技大学，汪滔参加了两次机器人大赛，获得香港冠军和亚太区并列第三。毕业设计选定直升机飞控后，他申请到了学校1.8万港币经费，奋斗了5个月，废寝忘食，终于开发出了可以令直升机在空中悬停的飞控系统，但结果和16岁那次差不多：飞机从半空中掉了下来。
这次失败并非全无收获，他引起了机器人研究权威李泽湘教授的注意。李教授引荐汪滔成为自己的研究生，还支持汪滔旷课创业。大疆初创那几年，有时碰到资金问题，李泽湘会伸出援手。如今李泽湘仍挂着大疆董事局主席的头衔，持有的大疆股份价值数以亿计。
跟李教授手中大疆股份的价值一样，世界上大部分事物都在飞速变化，就像一线城市的房价、恋人的心情、深圳的天气??但也有些东西似乎永恒不变，比如“咪咪”，一种味精味儿刺鼻的膨化食品，十年前卖5毛钱一包，现在还是卖5毛。现在，大疆总部的各层楼都有向员工半价供应的零食区，不知道汪滔会不会偶尔去买一包“咪咪”。
倒回10年前，也就是2006年，据一位大疆前员工讲，工作之外，汪滔有时会走出那间位于莲花北村的小区、被大疆当做办公室的民房，去小卖部买包“咪咪”吃。
那间三居室是大疆的第二个办公地点。与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在车库开始创业的故事类似，26岁、仍在读书的汪滔与两位同学来到深圳，在车公庙舅舅单位一间不足20平米的仓库里创办了大疆。搬到莲花北村，大疆不仅换了办公地点，原班人马只剩下汪滔一个：一起创业的两个同学，一个留学，一个工作，都已脱离大疆。
这时候在汪滔身边的，是他从社会上招聘来的三四位员工，他们分别在大疆工作了一到三年，和汪滔一起研发直升机飞控系统。当时大疆不存在什么商业模式，就是做产品，然后在诸如“我爱模型”这样国内国外的航模爱好者论坛里兜售。汪滔回忆，2006年，大疆的第一个产品卖出了5万元，成本只有1.5万。在两年多时间里，大疆就这样以小作坊的方式运转。
到2008年时，大疆打磨出了XP3.1这款飞控系统，在被装载到传统的直升机模型上后，这款系统可以让模型飞机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自动在空中悬停。随后，大疆陆续推出了“ACE ONE直升机飞控”、“悟空多旋翼飞控”等多款飞行器控制系统。
汪滔那时候就表现出了与他所欣赏的乔布斯类似的特点：对细节精益求精。雷锋网一篇报道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对一颗螺丝拧的松紧程度，汪滔都有严格的要求，他告诉员工，要用几个手指头拧到什么样的感觉为止。因为当时很多东西是没办法量化的，工具也比较粗糙，力度做不到非常精确，只能靠手来感受。螺丝有时候会松，所以需要加螺丝胶防止松动，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如果要拆，螺丝会卡在里面拧不出来。汪滔从香港买了一堆强度不同的螺丝胶，螺丝按照拆的频率，使用不同强度的螺丝胶。拆频不高的螺丝就用中强度的螺丝胶，从来不拆的螺丝就用高强度的螺丝胶，而经常需要拆的就用最弱的螺丝胶。飞控系统上几百颗的螺丝，就是这样一颗一颗地按照不同要求拧上去。
汪滔习惯于晚上十一二点来到办公室开始工作。一有灵感，他就会拿起电话和员工交流。这个习惯保留了下来，大疆不少高管现在还经常会接到老板的午夜电话。
离开的员工当然不会喜欢被吵醒，汪滔对他们也很难说得上信任。一位名叫侯志刚的前大疆员工声称，汪滔要求员工写“时报”，汇报自己每小时都干了什么。而汪滔在2015年接受福布斯采访时承认，“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所以与其他人交流时会造成很多摩擦。”
第二批加入大疆的三四位员工在2008年左右相继离开了公司。虽然他们都表示不后悔，但客观上，他们失去了一次财务自由的机会。
2010年，大疆从一位新西兰代理商那里得到一条信息：她一个月卖出200个平衡环，但95%的客户都把平衡环安装在多轴飞行器上，而她每月只能售出几十个直升机飞行控制系统。
当时多轴飞行控制系统的主要厂商是一家德国公司MikroKopter，但他们的产品策略是DIY，用户必须找到自己的组件并下载代码，因此体验不是很好，产品的可靠性也不行。
汪滔敏锐地意识到：大疆也许应该成为第一家提供商业用途成品飞行控制的厂商。
大疆公关总监王帆说，当时公司内部做了两道选择题。第一道是大疆继续卖配件——飞控也算一个配件，虽然是核心配件——还是做整机？第二道选择题是：如果做整机，是做固定翼，还是直升机，或者多轴？团队内部对于这两道选择题是有争论的，“因为没有可以参考的样本，做整机你也不知道做成什么样子，说实话，做多轴这时候你完全看不到前景，没有任何参考，是很冒险的。”
汪滔拍了板：做多轴。
因为在过去几年积累了成熟的技术，决定做出几个月后，大疆就制造出了成品，迅速占领了70%的市场份额。飞机起飞了。
这是大疆发展历程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做对选择的关键，当然是汪滔。
这不是汪滔第一次为大疆扭转方向。之前小作坊阶段，大疆的产品主要是卖给国企，后者购买产品的需求主要为了给领导演示，“他们买一架机器，我们出一群人去给他演示，然后领导看完之后就束之高阁，他们给我们20万。”虽然钱好赚，但汪滔意识到，公司做大的希望会毁在这种easy money上，“这不符合我的方向。我是做产品的人，我只想把产品做好，让更多人来使用。”
汪滔拒绝国企的决定让人想起王石当年提出的“超过25%的利润不赚”。
在这之后，大疆又做了几十道选择题，王帆说，“这几十个选择题基本上做对了，大疆才走到了现在。”
汪滔幸运的是，从小的爱好成为了事业
这些选择包括拒绝GoPro抛来的橄榄枝，坚持做自带相机的一体化无人机；在精灵3推出不到一年后迅速推出精灵4，杀死竞争对手??
最重要的选择，当然是把握住个人消费市场的需求，推出入门级产品“精灵”。
“我们当时想做一款有成本效益的，不需要玩家自己组装就能随时起飞的产品。当时主要考量就是这款产品能够先于我们的对手进入低端机市场，并没有想要赚钱。”汪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没想到这款产品和后一年推出的“精灵2”就像iPhone重新定义手机一样，大获成功，将无人机的用户从航模发烧友扩大到了普罗大众。用无人机航拍成为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人们趋之若鹜。
虽然汪滔说是无心插柳，但这当然离不开大疆的市场推广。王帆表示，大疆将打开美国市场的突破口选在了好莱坞和硅谷，“一个是文化高峰，一个是商业高峰”。
大疆市场部郑先生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从2014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找业内的人，给他们做演示、送样品试用，请他们来体验我们的航拍飞行器。很多明星会在家里的后花园，带着小孩玩，所以业内已经知道DJI这个品牌了。2015年1月和3月，我们又参加了美国的两个独立电影节，有些演员想拍独立电影，就会对航拍飞行器感兴趣。”许多美剧，如《国土安全》《摩登家庭》都出现了“精灵”的身影。
硅谷的科技大佬对“精灵”也不乏溢美之词。红杉资本合伙人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曾在自己的Linkedin上写道：“DJI的精灵2 Vision基本就相当于一个飞行着的Apple II。”比尔?盖茨为了体验大疆无人机，买了平生第一台iPhone。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更是表示，“大疆的飞行器，是我有史以来收到的最棒的礼物。”
汪滔身上有少见的理想主义色彩：“消费级并不意味着价格低廉却品质粗糙，相反是既便宜又绝对好。”
“成长的烦恼 ”
大疆一直在加速奔跑，与此同时，他也在急速变大。
2006年大疆刚创立时，汪滔以为团队会是一二十人的样子。一个月前，《中国企业家》记者拜访大疆时，问起员工人数，王帆给出的数字是5000多，截稿之前，记者又问起这个问题，王帆说：最近校招的员工纷纷入职，人数已经增长到6000多啦！
变大意味着公司业务急剧扩展，当然是好事，但大也有大的难处。
公司变大，首先考验的就是汪滔。身兼CEO和CTO两职，让汪滔有些左右为难。
根据他的理论，保持聪明的路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一个个实际难题，“大开脑洞”，但随着管理负担的加重，作为CTO的汪滔担心自己会越来越远离具体问题，“都是一堆人讲来讲去，容易偏离实际，掉进坑里，自己觉得很有道理，很嗨，但不符合客观实际。”
然而作为公司CEO，汪滔又提醒自己，这两者相互制约，“你做了具体事情就不能做管理，公司可能就没办法发展很快。”
这种烦恼其实早就出现了。2015年接受福布斯采访时，汪滔就表示：“如今我做的更多是管理工作。至于我最喜欢的产品，我不得不依赖于我的同事。”
糟糕的是，汪滔并不能百分之百的信任他们。“有时，他们开发产品过慢，我都不知道我是否应该批评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正在做一些愚蠢的事情还是在偷懒，或者他们正在做正确的事情并为之努力。”
他不再要求员工写“时报”了，但强硬的管理风格没有变。对于没能完成绩效的员工，大疆挥起屠刀来毫不留情。
知乎“在大疆公司工作是怎样一番体验”这个问题下，一些回答抱怨大疆鼓励加班而且没有加班费，“别想找到女朋友”。王帆则告诉记者，他每天9点上班，基本上没有在晚上11点之前离开过，“凌晨两点钟研发部门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不过他显然是从自豪的角度来说的。这方面，大疆很像汪滔引以为榜样的华为。
“老板做事以精品为向导，对于设计不好的东西，会很直接地骂‘这是什么垃圾’。”一位已经离职的前员工lanion写道，“这种严厉也让员工能够快速成长。”
另一位匿名知乎网友写道：“不建议有过真正大企业，尤其是外企经验的加入，哪怕给的职位较高，也建议是等公司几年后上市，创始团队、元老们拿钱走人后再来。”
这可能倒正中汪滔下怀：他对外企和大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正有一肚子牢骚：“我从最早时就说，我们公司要请个会计，大家建议应该去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找，最后都是个屁，结果不尽人意。”汪滔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高估其他人，所以我现在就把其他人大大打一个折扣，应该会最接近真相。”
鉴于他夸张激烈的风格，他的话恐怕也得打个狠折。事实上，对于富有创造力和激情的员工，尤其是年轻人，在大疆并不缺乏大展拳脚的机会。2015年年初，汪滔想出了“激极尽志，求真品诚”八个字，把它视为企业文化的内核。大疆在研发团队建立了产品经理竞聘制度。只要是研发团队的人，不管来自哪个岗位或是来到公司多久，只要有点子，计划书能经受住研发团队主管们的拷问和质疑，就能带队开发产品。
2012年时，汪滔为如何解决“精灵”系列空中悬停、画面平稳以及360度无遮挡拍摄等问题苦恼，一位大学还没毕业的实习生陈逸奇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没想到汪滔慨然赋予重任，交给陈逸奇一个上百人的技术团队和数千万元研发资金，两年之后，第一架具有360度全视角高清摄像功能的变形无人机问世。
王帆说，大疆员工对大疆的企业文化非常认同，“现在大家出去旅游，朋友圈里发的图都是无人机航拍图。”
一位2010年开始与大疆长期合作的猎头表示，大疆是一家难得的靠谱企业，只要推荐的人员上班就会付款，这位猎头表示，2013年之前大疆人员流动比较频繁，2013年之后，随着汪滔以华为为师，人员就比较稳定了。
相比人员和管理，最近外界对大疆炸机的指责更令汪滔挠头。7月初，腾讯科技发表一篇题为《大疆无人机神话破灭？炸机事故频发》的报道，称“不完全统计，仅仅在2016年6月，大疆无人机发生的炸机事件就超过30起。这其中还包括无人机在公共场所砸伤人的事故”。文中还采访了一位名叫陈章的IT工程师，这位无人机发烧友在经历了与大疆的纠纷后，建了一个名为“无人机炸鸡资讯站”的网站，专门曝光大疆无人机炸机。
这篇文章激怒了汪滔。他将该文链接转发给马化腾，指责作者收了竞争对手的钱来黑大疆。虽然作者同意临时下撤了稿件位置，但他认为自己“被无端泼脏水”，随后公开发文，公布自己与汪滔的短信记录，要求汪滔为“收黑钱”言论道歉。
这件不大不小的公关风波，最后以汪滔的一封公开信收场。在公开信中，对于大疆一向漠视的媒体关系，汪滔委婉承认了不足：“大疆虽然小有成就，但还是一个通过不断解决各种管理问题而持续发展的年轻公司。由于公司的特色，导致之前对于媒体方面的工作重视不足，欠周到的地方在近期也在加大力度改革，媒体记者们应该会在接下来和大疆的接触中感觉到工作的进步。”
汪滔为炸机现象辩解道：“网上看到的都是炸机用户的发帖，也就导致市占率越高，口碑越差的假象。比如A家卖50台炸5台，B家卖1000台炸10台，然后就有5个人吐槽A，10个人吐槽B，但哪家的质量更好？”他表示，“这种口碑特性对无人机行业的技术、可靠性和售后都有着非常苛刻的要求。大疆没有把这种苛刻要求看成是负担，我们希望可以在这种高要求当中锻炼自己，越变越好。”
“机器人之眼，聪明人之心 ”
越变越好？
大疆的市场份额占到了90%，年销售额100亿元，如果变得更好，同行们岂不是要上吊？
一架无人机正在大疆深圳总部外飞翔
但汪滔不打算放过同行们。他不断通过技术进步来拉升行业门槛，大疆无人机在短短几年内便更新了十几代，国内无人机行业虽然膨胀到上百家，但有资本和技术陪大疆玩的寥寥无几。他还打着一个如意算盘：通过上线SDK平台，鼓励无人机玩家开发软件，打造一个无人机中的苹果APP商店，在让开发者得到乐趣、获得利益之外，将天下英雄收入彀中，以免导致一些潜在的竞争对手躲在角落里，“搞个井冈山根据地什么的”。
同行不足为虑，但如果无人机行业是一个电子游戏的话，汪滔表示，大疆距离通关还差最后一个大boss——高通。
2016年1月初的CES展会上，高通发布了名为骁龙Flight的无人机芯片解决方案，高通主管拉杰表示：“有了骁龙Flight，我们能将市售1200美元级的高端4K无人机价格拉低到300至400美元，让每个人都能用上无人机。”
除高通外，英特尔、三星、英伟达，以及华为等芯片厂商，也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无人机芯片解决方案。这些芯片厂商的意图，在汪滔看来，都是欲效智能手机之故技，试图让无人机公司变成手机公司，大家狗咬狗，它坐收专利费。
“但是我们也不会让这个事情发生。”汪滔非常笃定，“把芯片厂商下家的数量控制好，量是起不来的，（高通等）大公司一官僚，（无人机）这么一个小方向它也就看不上了。”
哪怕没能打破芯片厂商的围堵，对于大疆来说也远非世界末日。王帆表示，芯片只是无人机的一个部件，作用不像手机芯片那样至关重要，而且大疆无人机的技术壁垒高峻，体验更非同行所能比，差距不是一个芯片所能填平。
研究机构EVTank分析称，受低空逐步开放的利好，中国民用无人机未来几年将保持50%以上的增长，到2020年，全球无人机年销量将达到433万架，市场规模将达到259亿美元——跟智能手机相比，无人机确实是个小方向。
汪滔的估算比这个数字更悲观。他认为，无人机市场即将接近饱和，大疆的收入达到200亿元也就到顶了。但这个收入很难撑起大疆100亿美元的估值，投资人利益怎么保证？汪滔并不担心，他们只融了两轮资，投资人占比较小，汪滔提出了一个可能的方案：大疆拆分上市，这样既可以让投资人得到合理而丰厚的回报，大疆也不至于成为公众公司。
消费级无人机市场接近饱和，商业级市场暂时还只是美好愿望，关于大疆未来的方向，汪滔表示，大疆目前做的事情都跟机器人视觉相关，现在机器人都还是“瞎子”，如果大疆在这方面取得突破，应用范围将非常广阔，无人驾驶、工业制造、家庭机器人等，都将成为大疆的用武之地。
而且，大疆可以输出的不仅是技术或者产品层面的东西，在汪滔心目中，方法论才是大疆最有价值的财富。这个方法论具体是什么，除了反复强调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及找到对的人，汪滔语焉不详。但他显然已经跃跃欲试要跨行输出了。2013年，大疆给员工奖励了十辆奔驰。
比赚钱更重要的，也许是对于大疆方法论的验证。他虽然认为世界很笨，但也时时刻刻在质疑自己是不是头脑发昏。直到现在，汪滔也没法确定大疆的成功是因为自己聪明，还是运气好，在一个比较好做的行业里获得了自嗨的机会。
关于聪明，在2015年7月19日举行的“RoboMasters 2015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上，汪滔罕有地做了一次公开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中国机会大把，却缺少拥有大量真知灼见，且做事靠谱的核心人才，什么是“靠谱的核心人才”？汪滔总结道：看问题能有真知灼见，能看到事物的本质，能在众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选项中，不盲从，通过独立思考找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这不就是在用人民群众能够听懂的语言重述“聪明论”吗？亦夫子自道也。
在那次演讲中，汪滔痛批中国现在的教育体系：
“知识的学习固然重要，但是我们的社会大环境忽视了对人的思辨能力的培养。在现在的教育体系中，学生被放在一个预先设定好的轨道里，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埋头比谁跑得快，无需自己抬头看路，更谈不上主动去规划未来的人生路径，而后者恰恰是在商业、艺术、科研等创造性社会活动中最为看中的环节。我们当下的教育体系偏爱循规蹈矩、观点平庸的学生，忽视甚至轻视对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对真知灼见的本质培养。事实上，在不再有章可循的商业及创造性工作中，不具备这些能力就很难看透本质、寻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我们所处的社会不缺演艺明星和体育明星，但却还没有通过做事靠谱而成为明星的人。打开电视，我们还找不到一个让工程师、发明家也能成为明星的智力竞技运动。”为此，汪滔每年拿出5000万来发起和承办RoboMasters，“希望RoboMasters能塑造姚明、刘翔这样的全民偶像，更能产生乔布斯这样受人尊敬的发明家和企业家。”
除此之外，汪滔真的打算当夫子。他甚至设想能否开个中学，70%时间教语数外，30%时间，用来教思维方法和品位，“开脑洞，让这一代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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