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一代”是时代和政策造就的一代，当前我国15岁-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1.9亿。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正式宣布推行“全面二孩”政策，这意味着实施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终结。
从传统的大家庭到“三口之家”小家庭，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杨雄所长指出，“由于工作繁忙、压力大等原因，许多独生子女夫妻将孩子交给父母亲照顾，‘隔代抚养’非常普遍，‘421家庭’（四个父母、夫妻两个、一个孩子）要特别警惕子女‘精神留守’现象。”而面对父母的衰老，独生子女希望“跟他们住得近一些”，用“一碗汤的距离”来解决父母养老问题。
与改革开放同行的中国独生子女一代，曾被指责娇气任性、自我中心，走入而立之年，结婚生子、孝养父母，在角色变换的层层“阵痛”中，完成着反思与改变、寻求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成人礼。
记者走访了出生于1980年代初期的六位独生子女，作为实施计划生育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讲述了自己成长的感受以及对家庭、孩子、养老等问题的思考。 
侯嘉泠，1981年生。公公婆婆从美国赶来，老公从首尔回来，加上爸爸妈妈，嘉泠抱着儿子William，一家七口人一起过中秋。
本科毕业以后嘉泠进了一家电影杂志，在工作中认识了现在的老公，“我们结婚以后去了台湾，William刚三个月我们又去了美国，在华盛顿住了一年。”从华盛顿又搬到首尔，两方父母轮流陪着嘉泠一家人。
嘉泠谈起自己的成长经历：“5岁开始学小提琴，从初中到大学毕业，我业余时间都在学校的交响乐团里度过。虽然没有兄弟姐妹，却有上百个会乐器的团友。”
儿子William2岁半的时候就能脆生生地读出小区横幅上“人口普查”四个字，这是嘉泠爸爸带William散步时教的。“我们这一代人自我性都比较强，不想因为孩子的问题就牺牲了自我。老公的工作决定了我们的小家暂时不能在一个地方定下来，他至少还要工作十几年，到时候我父母亲都快八十了。”上海、首尔两地跑，如何兼顾小家庭与年老的父母，让嘉泠有些头痛。
“父母亲提过进养老院的事情，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吓牢牢’，不放心。老公他们家就不一样，他的爷爷奶奶一辈就是去养老院的，周围的人也都这样。等我爸妈年纪大了，我想把他们接来一起住。他们为我们这一代牺牲了太多，现在要学学享受。”
金健（右），1981年生。没跟父母住一起，但小两口会在周末跟父母吃饭。金健说：“我妈妈就是‘田螺姑娘’，来做家务、弄好了就走，他们想趁身体好，能帮忙就多帮一些。如果两边父母生病，我们就会忙不过来，所以天天都祈祷父母身体健康。”
金健的书柜里放了满满一格火车模型，“去欧洲度蜜月，我们一起坐欧洲之星，我就迷上了火车，那是我们特别珍贵的回忆。”结婚不久他们有了一个女儿。
“从小弄堂到上大学，有同学、朋友，虽然不孤独，但还是羡慕有兄弟姐妹的同龄人, 我们毕竟也有这种精神需要，少了手足关心，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金健和妻子会经常找其他朋友一起玩，甚至连度蜜月也是跟三对朋友约好的，“以后我们还得帮女儿找玩伴。”
金健在工作中接触到很多不同年龄的人，“在学校读本科、研究生，一直受家里照顾，我觉得我们的‘断奶期’有点长。而跟上一辈的人打交道就会发现，他们有兄弟姐妹，从小就会互相关心；而我们完全是在被照顾下长大，服务他人的意识没有他们强。”
东东，1980年生。“80后，天蝎座，倔强的年代，固执的自己，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在空中用声音勾勒只属于我的上海梦想。”
抱着收音机、抓着话筒，东东小时候总是爬在窗台上，学电台主持人广播。“现在我每天下午去电台录晚上的节目。”做着梦想的工作，东东觉得自己很幸运。
东东的CD架上有很多音乐、电影和旅行纪念品，“在小地方呆久了，我就特别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来上海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妈妈送我，后来她跟我说，她回去的时候哭了。当时我这个决定家里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我只考虑自己的将来，没有考虑过父母的生活，从小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大概被宠坏了。”
“父母亲每个月工资加起来1000多块，我不做‘啃老族’，结婚、生孩子不想让他们多操心，所有的东西我想靠自己努力。”东东周一到周五上班，到周末，便约上朋友聊天、逛街，生活紧凑而规律，“小时候，自由对于我来说就是离开父母一个人生活；长大了，我知道一生要追求的自由，是两个人的自由，是幸福。两个人在一起，要聊得来、有共同目标、自由自在。”
俞平，1980年生。“小时候从来不会质疑学校教育的疏漏，但《中国少年百科全书》让我知道，还有那么多事情是老师家长没有告诉过我的。我想后来逐渐倾向于做一个‘知道分子’，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这本书的影响。”
父母提出以后年纪大了要去养老院，俞平抱着开放的态度表示支持：“社会养老比居家养老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在那里也可以有一些朋友，照顾得也比家里好。以后也可以考虑那种社区养老，就是到社区的大食堂去吃饭，不会自己做饭那么辛苦。当然，这也要看具体情况，如果其他人去，他们就去，如果别人家不去，他们心里面肯定也会有疙瘩的。父母也是为我考虑，去养老院的话可以减轻我的压力。”
至于结婚的问题，俞平态度坦然，“现在倒是不急，能结就结。孩子的问题，其实也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现在养孩子花费也不便宜。我们这一代有时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想问题。”
代伟，1981年生。“我最喜欢的诗人是：叶芝、席慕容和顾城。我也写了很多诗。比如这首：壁虎/ 蜷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 /如蜉蝣 /紧贴着汹涌的水波 /在这个城市最繁华 /最气派的地方 /依旧有人 /蹬着那破旧的单车 /有时会安静的入睡 /也会愉快的歌唱 /谁赐给了这么珍贵且 /细微的幸福”
新婚的代伟刚辞掉了在高校教务处的工作，结束了每天6点半起床赶校车、下午4点再校车回宿舍的日子。
“人生有两个词，智慧和慈悲。慈悲就是爱别人。” 工作以后，代伟觉得自己变化很大，“以前很自我，有特别自我的标准，遇到不合标准的人，我就会下判断‘这个人他怎么那样啊’。其实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代伟坐在琴凳上，往后靠了靠，“这跟一个人的成熟度有关。以前读书的时候花父母的钱，觉得是一家人；现在觉得父母也是‘别人’，他们对你的好，一点一滴都应该报答。”代伟在上海买了房，打算过两年接父母到身边养老，“肯定得这样，才放心”。
坚持每天唱歌和画国画，是代伟最开心的事，“我们现在有权做很多事，但你知道你到底想做什么吗？很多时候并不知道，茫然。知道一定要做什么、什么不能做，才是成熟。”
Julian，1982年生。“我并不喜欢动画片，直到《圣斗士星矢》出现。而真正留下印象的是爸爸给我的任天堂红白机，我们一起打魂斗罗，爆机那瞬间的幸福感至今依然清晰。高中时代陪伴我最多的是金庸全集。找一个安静角落，进入一段未知的历史。”
看着女儿、儿子在沙发上滚来滚去，Julian开玩笑地说：“有时候，我觉得我的前途很渺茫。” 眼睛里幸福却毫不掩饰。
Julian回忆起小时候：“我以前有个好朋友，一到假期不是去她家就是来我家，亲得不行，她不来，我就会觉得特别孤单。青春期的孩子总是有很多小秘密，最孤单的是有心事没人讲。我朋友可以把她心里的秘密讲给她姐姐听，我没有兄弟姐妹，所以特别羡慕。我一直想要个哥哥，有的话一定很帅！”
儿子不乖乖吃饭，Julian就让女儿来喂；女儿闹脾气，Julian让儿子去哄，“最好玩的是，两个小朋友懂得比乖了。跟我们相比，家里的两个小朋友更懂得分享。”
18岁去新西兰留学，22岁生下了女儿，Julian说：“我把人家二十七八岁做的事情做了。人家‘三十而立’，我二十多岁就‘立’了。结婚、生孩子是一个阶段，生了孩子，我就要开始对他们的人生负责。”
Julian很享受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光，“我离家很早，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以后想要三家人、三套房子，住得近一些。可以一起吃饭，享受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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