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谈民族情绪，回归商业理性。驱动美国政界力量对华为频繁调查、阻挠的幕后得益者看上去更像是在对胜利者发出无力的诅咒。华为还应该做什么？
由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最新出炉的关于两家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安全威胁的报告似乎是写给“素食主义者”的—里面并没有多少“肉”。这份10月8日发布的调查称，上述两家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部门最好将两家公司的网络设备甚至零部件排除在采购清单之外，连承包商也不例外，但是，报告中却并无任何可佐证这一说法的有力证据。
华为对此做出了激烈的反击。华为公司发言人威廉·普卢默(William Plummer)在华盛顿说，华为已经成了那些对中国心存戒备的美国人的出气筒。
这并非华为所预料的结局。《环球企业家》从知情人士那里获悉，今年2月23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深圳总部参观了华为公司的总部、工厂及产品线。华为对这次访问极为重视，陪同者包括华为公司常务副董事长轮值CEO胡厚崑、财务管理办公室副总裁白熠、主管美国的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陈巍、董事会秘书江西生、全球安全总监约翰·萨福克(John Suffolk、出口管理人郝艺等。
4月中旬，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亦拜访了中兴。会面者包括中兴通讯美国与北美国市场高级副总裁朱进云、执行副总裁，全球营销和销售副总裁范庆丰、独立董事石义德(Timothy Steinert)等。
在5月的另一次会面中，众议院情报委员的官员们还见到了华为的创始人和主席任正非。会后，委员会给华为中兴公司发送了信件，要求继续补充回答，对于不一致或不完整的答案则要求提供书面证据、历史文件等。华为史无前例地提交了过去十年董事会的名单，还有每年的销售数据、财务情况等诸多内容。
不过，苛刻的审查官们对其结果并不满意。
“没有一家公司完全或充分响应委员会的请求。事实上，不管是华为还是中兴通讯，都没有提供足够的内部文件来回答委员会的信件。”众议院报告中这样写道。为了回答剩余的问题，委员会要求两家公司参加公开听证会。9月13日，两家公司的代表参加了公开听证会，包括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华为美国代表丁少华、中兴通讯北美和欧洲高级副总裁朱进云。但在这份耗时一年的调查报告中，华为并未看到如愿的结果。该报告假设了中国电信巨头们对美国安全造成的威胁、不透明的管理结构以及与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华为和中兴被排除在美国市场的供应商名单之外，谁是最大受益者？当然是思科。知情者称，美国众议院535名议员中至少有73名议员直接或间接是思科的股东。在过去几年中，华为不仅与思科爆发过有关知识产权的纠纷，华为多宗在美投资并购交易也被美国外资投资审查委员会调查和阻挠。与思科这类拥有强大院外游说力量的竞争对手相比，华为在华盛顿的朋友太少了。
但若将此沾染过多民族产业保护主义的情绪亦不足取。就以往历史而言，从1917年美国在一战期间出台《对敌贸易法》以来，其对关涉国家安全的外资投资审查一直在不断强化和演进。对中国公司而言，怎样理解和利用美国市场的游戏规则，用美国政商两界“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语言进行沟通和对话，是急需补上的一课。三一集团对奥巴马和美国外资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发起的起诉，是一个勇敢尝试，如果胜诉，将创造中国企业应诉美国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新判例。
正如美国铝业全球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陈锦亚在接受采访时提议的那样：“中美关系未来紧张多于缓和，企业作为政治牺牲品在所难免，但可借此熟悉西方的游戏规则，善于学习，淡然处之而非怨气恐慌。”
无稽之谈
华为所提供的设备中是否故意留有漏洞或后门？这其实很难考证。北京邮电大学教授谢明敦说：“很多安全隐患都是编码里的细微漏洞，即便是程序员自己都可能忽略，要想借口审查硬件里的‘后门’狙击中国公司非常容易。”谢认为借口一家公司的所属国便禁止其产品，“可能会让全球贸易受挫，更会让IT界闹得四分五裂”。
当下几乎所有的电信设备都有中国制造的元件。阿尔卡特朗讯几乎全套设备都在中国生产，诺基亚西门子也在中国制造移动基站、交换机。
涉及高科技基础设施的生意正在被打上政治的烙印，对华为来说并不是头一次遇到。2007年，华为联合贝恩资本收购3Com的交易因政界阻挠而失利；2010年5月，华为收购3Leaf的交易因可能遭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调查否决而主动放弃；同年，印度政府电信部曾颁令称禁止进口华为、中兴等中国厂商生产的电信设备；今年3月，在澳大利亚耗资376亿美元的高速互联网项目上，华为被排除在外，这亦源于澳大利亚对中国网络攻击的担忧。
虽然此次华为、中兴试图将10月8日出炉的美国众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报告描绘成脱离世界主流的不合拍产物，但类似的担心并不鲜见。
类似的敌意你或许能从美国参议员乔恩·基尔(Jon Kyl)在写给政府官员的信中看出端倪。“如果由华为向Sprint Nextel(美国第三大移动运营商)提供设备，会对后者在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客户(包括军方)都构成重大风险”。基尔写道：“往坏里说，华为成为Sprint Nextel的主要供应商，可能会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一家由中国军方资助、听从中国军方指挥的公司，在美国军方、执法部门和私人领域的供应链中占据关键位置。”
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在2010年8月，乔恩·基尔藉此却曾令华为竞标美国第三大移动运营商Sprint Nextel升级其蜂窝网络的85亿美元合同告吹，而依照华为提供的方案，Sprint Nextel可节省至少8亿美元成本。不过这场失败并未阻止华为——从2006到2011年，华为的美国营收增长了26倍。
西方世界对华为的态度也并非铁板一块。
英格兰牛津郡班伯里(BANBURY)，一座因水果蛋糕发源地而为人所知的英国小镇，看上去似乎远不具备一家电信巨头安家落户的条件，然而，来自中国的华为却将网络安全评估中心设置其间。
地点的选取乃是精心布局的结果。距离班伯里一箭之地的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市科茨沃尔德(Cotswolds)小镇，则是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安营扎寨之处。后者是英国负责电子监听的秘密情报机构，其职能类似于美国国家安全局。华为派遣的安全审查工程师与“007”们不时就所销给英国电信公司的网络设备及软件进行监察，以确保设备不会被网络罪犯及国外情报机构攻击。
这里虽然打着华为的标识，但看上去更像是一家地道的英国公司，包括财务总监、审计总监等在内的高层管理人员75％是英国人，中国人仅占25％，其中包括华为英国顾问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凯恩(Andrew Cahn)，一位前英国贸易投资总署署长。在市场方面，截至2012年5月，华为与英国电信(BT)合作已为超过1000万家庭提供了光纤覆盖。不久前，华为亦宣布了一项金额涉及12亿英镑的投资项目，以促进其英国业务的增长。在整个欧洲市场亦是如此，2011年，欧洲业务已在华为营收中占据12％，销售额同比增长了26％，是公司全球增速的两倍还多。
虽然此前欧盟委员会贸易官员也曾针对华为和中兴的一些指控进行审查，理由包括接受政府不公正的补贴和倾销通讯设备，借以打击竞争对手等。但幸运的是华为并未受到欧洲竞争对手发起的投诉—正常情况下，只有接到投诉，欧盟才会开展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阿尔卡特-朗讯、爱立信、和诺基亚等均保持沉默。
在加拿大，华为亦享受着丰裕时光。年初，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访华时正式宣布，华为已获准参与加拿大最大的电信公司BCE旗下加拿大贝尔(Bell Canada)和泰勒斯(Telus Corp。)的无线网络升级项目。按照用户数量计算，这两家公司分别是加拿大排名第二和第三的运营商。
但此次来自美国众议院的这份报告是否会影响加拿大人的态度？总理哈珀的发言人安德鲁·麦克杜格尔(Andrew MacDougall)最近表示他不会专门对华为发表评论，但是他指出，加拿大政府最近明确，国家安全条款将适用于电子邮件系统、电信网络和数据中心系统的采购交易。这是否暗示在新一代政府网络建设中华为或将出局？最糟糕的还在于华为或将继续缺席与加拿大毗邻但更重要的美国市场。
保护主义
作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美国的重要性在于其电信运营商的电信设备支出约占全球的20％，设备利润约占全球的25％至30％。
对于这一市场的诸多特殊审查，华为早已司空见惯。华为全球网络安全官、前英国政府首席信息官员约翰·萨福克说过：“只信任自己，要检查一切。”萨福克认为检查是一种工作态度，但不应该只针对华为，而应该一视同仁。
考虑到华为所遭遇的区别对待，美国颇有贸易保护主义之嫌。拥有美国血统的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在美毫无障碍，其1/3的销售额来自美国。尽管其2011年全球营收下降2％，但在美销售额却增长了6％达到70亿美元，而华为在美收入仅13亿美元，其中超过9亿美元还来自于手机等终端产品销售，而在主流运营商网络基础设施市场，华为仍然颗粒无收。其最大客户至今非顶级电信运营商，例如CDMA运营商Leap公司、无线宽带网络运营商Clearwire、有线电视运营商Cox及康卡斯特(Comcast)等。华为美国收入主要仰仗于Leap及其竞争对手MetroPCS Communications对其中低端智能手机的销售。
为在美国运营商中建立起信任，华为从思科、爱立信、Intel、诺基亚、SUN、北电等公司招揽多名高管，甚至聘请前美国国务院首席律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约翰·贝林格(John Bellinger)担任公司顾问，并向亚德诺、博通、戴尔等美国公司采购软件、元器件、芯片和服务。数据显示，2006年以来，华为对美采购累计约300亿美元。华为在美国亦资助高等教育和研究项目，其合作对象包括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知名研究型大学。
即使如此，被歧视的局面仍难以改观，政治阻力及市场准入迫使华为无法销售行业和政府特定的通信设备，而该领域的主导者正是思科。
华为只能退而求其次向美国二级电信运营商推销其他业务。这甚至帮助华为催生出另一个了不起的市场。在过去一年，华为有五分之一的销售额来自手机等终端业务。仅2011年其手机出货量为5500万部，今年则可能将超过1亿部，其中包括6000万部智能手机。
华为的市场表现令人生畏。这家中国公司已成为全球高技术专利的拥有者者、获利颇丰的销售商及全球顶级品牌的创造者，它拥有320亿美元资产、14万员工，客户遍及140个国家。2011年公司销售收入达到320亿美元，同比涨幅高达12％，是10年前的10倍。
其超强的研发能力、物美价廉的产品力及无坚不摧的服务执行力令对手肃然起敬。在欧洲，华为已斩获超过半数高速4G电信网络业务。
在过去几年里，华为俨然已是世界电信知识产权领域的领路人，其累计专利达到4.7万项。美国国际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吉姆·路易斯(Jim Louis )称：“华为的产品现在是世界级的。”当下，华为向全球最大50家电信运营商中的46家供应设备，包括英国电信公司(BT)、英国沃达丰(Vodafone of Britain)、西班牙电信公司(Telefónica of Spain)以及法国电信(France Télécom)等。“在所有这些网络中，没有一个有人证明存在任何形式的安全担忧的案例。”华为西欧地区销售副总裁提姆·沃特金斯(Tim Watkins)骄傲的称。
英国电信公司的一份声明也称华为是“值得信赖的设备提供商”。在33个国家开展业务的法国电信运营商Orange首席执行官史蒂芬·理查德(Stephane Richard)亦表示Orange在比利时、英国、西班牙和非洲部分国家使用了华为的设备。理查德称“华为在研发领域的表现确实令人敬佩”。
华为亦成为中国时代的缩影—中国公司完全有能力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与全球最强者并驾齐驱。例如全球最大的白电制造商海尔及刚刚迈向PC市场全球第一的个人电脑制造商联想亦证明了同样的能力。后来者的名单还很长。
关于华为的伟大“破坏性”，你或许能从2006年阿尔卡特与朗讯，诺基亚与西门子网络设备部门的合并，以及北电破产等诸多案例窥见一斑。中国庞大的市场为华为提供了充足弹药，工信部数据显示，中国3G网络在2009至2011年间的计划总投资高达590亿美元，华为则是最大的受益者—这显然令希望从这一世界级巨型工程中获利的西方竞争者倍感失望。
美铝全球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陈锦亚认为当下各个产业供应链均已全球化，西方世界潜意识的技术民族主义毫无意义—既然中国的制造商和设计者已成为全球电信供应链的核心，恰当的应对方法当是制定更高的管理标准及安全性标准以刺激本国电信业的创新性。限制华为虽能让思科、爱立信等大为获益，但仍不能保证所谓的安全性。
究其原因在于爱立信等巨头亦把成套设备及零部件的生产外包给中国。若担心华为为其设备植入恶意软件，你也可以同样的理由怀疑思科、爱立信们的设备。“我接受不了‘如果’、‘但是’、‘可能’这样的字眼”，华为全球网络安全主管，前英国政府首席信息官John Suffolk抱怨道。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谢明敦认为，美国在对国外的贸易尤其是对中国层层布防。在高科技领域，其主要手段首先是国家对国家层面的要求，例如在中国加入WTO时，美国通过特别商业条款，逼迫中国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以保护其公司的知识产权权益；其次，随着包括华为在内的ICT(信息、通信和技术)制造类企业崛起，中国的高科技产品涌入之后，美国则使用“337条款”来限制中国企业。其主要内容是：“如果任何进口行为存在不公平竞争方法或者不公平做法(主要指侵犯美国版权、专利权、商标权和实用新型设计方案等知识产权)，可能对美国产业造成抑制，ICT可以应美国国内企业的申请进行调查。”
“以往此类调查多集中于轮胎、纺织品等低技术产品领域，而现在则升格为高技术产品，国家安全是最好的理由，消除这种怀疑从法律手段上来说非常难。”美国德杰(Dechert)律师事务所亚洲业务执行合伙人、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委员陶景洲说。
陶认为美国若过分沉迷于技术民族主义不能自拔，不仅会伤害其创新机制，亦有悖于贸易自由精神。“美国政府喜欢告知别国政府不要干涉科技和因特网的事情，然而，在此问题上我们却变得越来越像中国了。”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院长道格拉斯·格思理(Douglas Guthrie)评价说。
幕后获益人
思科显然是最乐见如此者。作为企业通信领域的王者，思科市值曾经一度逼近5000亿美元，股价高达70美元。但在华为狙击下，其市值腰斩至当下的968亿美元，不及高点的五分之一。
更为糟糕的还在后头。2011年，在传统的电信设备领域外，华为重组了企业业务，全面进入企业基础网络、统一通信与协作、云计算与数据中心，以及企业信息安全领域，而这亦是思科的后院。华为的性价比令思科难以招架。以思科“网真”视频会议产品为例，其每套国内售价高达200多万元人民币，而华为类似产品售价仅为其1/2。
在思科独霸一方的路由器市场也是如此。思科2012财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中透露，在华为等公司打压下，在过去五年，思科路由器市场份额从66％降至55％，交换机市场份额下跌2％至67％。
华为的低价冲击令思科骑虎难下，若不应对必将失去市场，若应对，其净利润势必下滑，最终导致股价的走低。
在高端市场，华为亦频频发力。如今在国内企业网市场，华为的市场份额已超思科—交换机市场份额达到40％，企业级路由器市场份额达到30％，无线WLAN市场份额第一。
华为灵活的游击战令人头痛。咨询公司Gartner电信设备领域专家阿克沙伊·夏尔马(Akshay Sharma)表示，华为售价较竞争对手最多可便宜50％。在网络设备招标项目中，华为报价仅相当于思科的三分之一。在价格战的背后，华为着眼于从后续服务中获得长期利益，但已上市、追逐短期目标的思科显然无法参与此类游戏。在本地决策方面，思科亦输于华为，当思科屡屡为招标事宜征询全球总部意见时，任正非则强调“让听到炮声的人呼唤炮火”，将决策权力推至前线。在售后人力成本方面，同等资历的思科工程师其年薪是华为的三倍。这导致思科将其绝大部分售后服务不得不外包给代理商，而华为却多亲力亲为。
华为的步步紧逼一直是思科挥之不去的噩梦。思科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曾说：“25年以前我就知道，我们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将会来自中国，现在来说，那就是华为。”
在利润贡献占思科整体利润30％的中国市场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占比高达45％的美国市场等同于救命稻草。钱伯斯深知若无美国政府的政策保护，思科将可能输掉一切。
2003年，思科就曾对华为提出起诉，称其专利侵权。这宗官司最终于2004年7月以和解告终。思科成为官司的最终输家。一位知情者称思科与华为和解的秘密条款中包括两个核心要点：思科不再针对类似的问题向华为提起诉讼；诉讼费由思科、华为各自承担。“这场官司华为显然赢了，只是思科碍于情面不好说罢了。”该知情者说。
不过，钱伯斯并未罢休，而是继续指责华为并不总是“按规则出牌”。2012年3月份，在华为被禁止参与澳大利亚NBN项目投标时，钱伯斯曾回应称“华为有信任问题”。思科全球运营执行副总裁罗布·劳埃德(Rob Lloyd)亦贬低华为的安全性难以为客户带来价值。不过，劳埃德的说法却难以服众。在目前全球在建的12个国家宽带网络项目中，华为参与建设者高达9个。更尴尬的是，安全问题思科同样存在—美国知名的黑帽(Black Hat)大会和拉斯维加斯国际黑客大会都曾演示通过思科产品的漏洞对其发起的网络攻击。2007年底，思科曾警告Windows用户其安全代理软件(Cisco security agent)存在漏洞，可导致Windows 系统遭遇攻击甚至崩溃。2010年7月，思科紧急通告称其CDS系统发现了严重的安全漏洞，攻击者可任意篡改用户密码代码。2012年7月，思科亦宣称旗下高端网真产品线软件出现漏洞，有被窥视的风险。
与华为在美国遭遇不公正对待窘况相反，思科在中国的业务并未受到干扰。鉴于采购成本和设备的通用性，中国军队的部分通用通信设备甚至亦采自思科。但随着华为、中兴遭美国封杀事件的持续发酵，做局者思科亦将深受其害—中国政府可能展开类似的审查。
华为仍需自救以打消西方的敌意？在一些人看来华为不透明的所有制结构及隐秘的行事风格已损害了华为的公司声誉—它需要更开放。一种方法是让这个封闭性公司公开挂牌上市—即使不是在美国，至少也要在香港。“一如杰克·韦尔奇当年给复星的建议：Transparency(透明性)，复星曾面临和德隆一样的黑箱运作指责，华为也类似。华为只要不上市，就很难被根本信任。”前TNT大中国区天地华宇集团总裁徐水波说。
华为或许更应该引入西方声誉卓著的资本及产业投资者，并赋予其同等知情权，以此抵消西方的猜忌和疑惑。美国铝业全球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陈锦亚认为，为了打开美国市场，华为应敢于“屈身做小”，与美国企业在当地合资并乐于充当小股东。“用技术和资金换市场，这是外资在中国的成功之道，已证明有效而无往不利。中国公司在国外反其道而行之，亦成立。”陈锦亚说。
知情者称上述事件丝毫未分散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精力。一位最近见过任正非的知情者称任甚至对美国受阻一事只字未提。曾身患癌症被迫两次手术的他对此早已处变不惊。在每场手术期间，任没有一位探视者，他封锁了关于手术的一切消息—任的定力与坚韧或可见一斑。被挡在巨大且利润丰厚的美国市场之外对华为而言并非好事，幸运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之外的那些客户更看重产品质量和价格，而非政治因素—一切还靠实力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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