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8个月,唐骏一直很低调。去年盛夏,那场炒得沸沸扬扬的“学历门”事件中,唐骏一度几乎成为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和封面人物。但自那以后,他就刻意保持沉默,等待着事件被淡忘。
“学历门”就像一道刺眼的分界线,让唐骏从巅峰猛然跌到低谷,猝不及防。“学历门”之前,他是个人奋斗的成功典型,周身闪耀着明星般的炫目光芒,拥有成千上万“粉丝”;“学历门”过后,他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被看成《皇帝的新装》里的“皇帝”,他的一言一行都成了评论的焦点。
作为公众人物,人们眼里的唐骏已不再是普通个体,他就像个符号,承载着国人太多太重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诉求。当无数期待改变命运的热血青年需要榜样时,他就成为那道希望之光;而一旦发现这个“标杆人物”也有瑕疵,人们便无比失望,来自四面八方的指责不但让他所有光芒消失殆尽,更淹没了他实实在在的成就和优点。
风波已经过去,理性地还原一个真实的唐骏和“学历门”事件来龙去脉对社会和读者非常重要。
古人云:“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再伟大的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也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你可能偷摘过邻居的果子;也可能为了逃票而爬过火车……当有一天你长大了,你敢于真正面对自己,反省自己,使之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对社会有杰出贡献的人,那么你依然是一个伟大的人,会受到全社会的尊敬——华盛顿如此、丘吉尔如此、孙中山如此,比尔·盖茨如此,唐骏也是如此。
近日在上海,唐骏向《IT时代周刊》独家披露了自己求学的完整故事,并深刻反省年轻时诸多幼稚以及虚荣心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唐骏坦言,这是自去年7月份“学历门”事件后,第一次毫不隐讳把心灵深处的东西谈出来。他没有回避什么,在谈话中,他非常诚恳地检讨自己灵魂深处的那个魔鬼,真诚、坦率、感人!
3月14日,初春的上海被一层薄雾笼罩,显得格外清冷。
上海浦东环球金融中心14层,新华都集团办公室,唐骏在“学历门”事件的8个月后首度向媒体敞开心扉。眼前的唐骏看上去有些憔悴,去年那场风波给他带来的阴影并未完全散去。言谈中,49岁的唐骏依然显得活力十足,思路清晰,但语气比过去谨慎多了,措辞也十分小心,从明显放慢的语速中可以看出,每回答一个问题,他似乎都在考虑自己的话是否全面,是否还有所遗漏。
第一章 一本畅销书引发的麻烦
2010年7月1日,有着“打假斗士”称号的科普作家方舟子一连发出21条微博,矛头直指有着“打工皇帝”之称的新华都集团总裁唐骏,称其在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中透露的个人学位、求学及工作经历多处造假。唐骏由此被卷入“学历门”漩涡。
书中授人以柄的是第70页的一句话:“凭借语音识别方面的应用性研究成果,我最后还是拿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唐骏回忆说,当年自己离开寒窗苦读5年的日本名古屋大学后,确实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逗留过数月,但让他感慨万千的是,这段无法从记忆中磨灭的游学经历与“博士”无关,“我如果想把自己包装成加州理工的博士,也不会轻描淡写的就这么简单的两句”。
负气出走名古屋大学
先把时间拉回到20多年前。1985年的秋天,经过一番周折,唐骏获得了中国教育部全额奖学金赴日本留学的机会。高楼耸立的城市,朝气蓬勃的人流,日本的发达程度让初来乍到的唐骏印象深刻,但日后不平坦的留学道路也让这位年轻人刻骨铭心。
在名古屋大学,唐骏主攻语音信号处理,师从在该研究领域世界排名第一的板仓文忠教授。据说板仓多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其专业的很多成就至今无人超越。然而,和当时的很多日本人一样,这位教授骨子里瞧不起中国人。
恃才傲物的板仓脾气很大,对学生的要求也异常苛刻,他的研究生每周五必须汇报一周来的课题研究成果,而要获得板仓的认同实非易事。身为中国人的唐骏更是经常受到导师的冷嘲热讽。
1990年春末,唐骏的留学生涯已经熬到第5个年头。在一次例行汇报会上,唐骏没有合适的课题,他拿出前几周研究成果的总结报告,告诉板仓说自己准备发表论文。不料,板仓十分不屑地说,“这种论文在中国还可以发表,在日本没有可能,一点机会都没有。”
顿时,一股怒火涌上心头,唐骏把手里的资料往桌上一摔,跟导师吵了一架。“我确实没有做好自己的功课,平时也很怕他,那次是真的冲动了,你骂我唐骏可以,但把中国放在里面就有点侮辱的成分。”唐骏回忆说,当时另一名中国留学生或许为了表达抗议而当场离开教室。
唐骏在1988年3月份拿到名古屋大学硕士学位,如果1991年3月能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经过4年多的学习研究,他已经发表了大大小小十几篇论文,博士论文也准备得差不多。但唐骏意识到,当众顶撞导师后,自己已经没有机会了,他决定提前去美国。实际上,生性自由的唐骏本打算读完博士学位再去美国,他坦言不想留在日本发展,“在日本的中国人永远做不大,永远处在社会底层。”
1990年暑假,美国正好有个专业学会要召开年会,唐骏借机离开日本。现在看来,唐骏的想法或许是对的,在跟唐骏一起去日本深造的100名留学生中,有75名至今仍留在日本,目前他们当中职位最高的也只能升至主任研究员,没人能进入所在机构的核心管理层。
唐骏连招呼都不打就留在了美国,这让板仓教授大为恼火,在写给唐骏的信中,他要求唐骏马上回来,哪怕回来后再走也行,心意已决的唐骏没有回去。板仓教授把唐骏的在籍证明一直保留到1991年3月31日,这也是博士课程的最后时间。唐骏解释说,“按照日本大学的规定,我的博士课程已经完成,但没有拿到文凭。”
“学历门”事件过程中,有人联系板仓,核实唐骏在名古屋大学留学经历。板仓回应称,唐骏确实在他那里读过书,是个有激情、有个性的人,板仓认为唐骏非常优秀。“其实我不觉得自己在他的学生里面算得上优秀,而且我当年是背弃而去的,但在我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导师还能站出来为我说这些话,虽然我现在没有合适的方式感谢他,但我很感动。”说这话时唐骏眼里有些感动的泪花。
短暂的加州理工生活
1990年9月,初到美国的唐骏四处联系学校,希望有机会完成博士学位。与5年前初到日本一样,唐骏对眼前的一切完全陌生。不同的是,当年风光无限的公派留学生,如今除了两只行李箱外一无所有,心中的苦涩只有他自己清楚。
10月的美国秋风萧瑟,唐骏一路风尘,赶到事先联系好的马凯特大学。这所大学位于美国北部小城密尔沃基,并不很有名气,但接待的老师很热情,唐骏准备留下来办理入学手续,当地留学生帮他安排了宾馆暂住。
谁料,第一天晚上的惊险遭遇就让唐骏胆战心惊。半夜3点钟,酩酊大醉的黑人狂砸唐骏的房门,“当时我被吓坏了,觉得再呆在这个地方会有生命危险”,显然,这个位于黑人区的美国大学并不是唐骏梦想中的求学之地。
第二天一大早,惊魂未定的他立刻收拾行囊前往洛杉矶,找到在加州理工读博士的同学,这才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
久负盛名的加州理工学院是所开放式大学,唐骏住在学生宿舍里,每天跟其他学生一样去教室听课,去计算机中心蹭网,去图书馆看书,他还经常参加中国留学生的一些活动,“我全天都在加州理工听课,物理、化学什么都听,也希望借此练练自己的英语。”
背山面海的洛杉矶风光旖旎,阳光明媚,好莱坞、迪士尼近在咫尺,更有颇具规模的华人社区。没找到合适学校的唐骏在加州理工学院一住就是两个多月,“我发现去哪里都不合适,因为只想留在加州,我喜欢上洛杉矶了。”遗憾的是,唐骏并没有如愿进入加州理工深造。当时只有2000多名学生的加州理工学院被称为“全美最难申请到的大学”之一。
也许正是这段“编外”校园生活经历让唐骏产生浓重的校园情结,成为职业经理人后,他经常去国内各地高校演讲,演讲中关于美国大学生活的话题往往以其在加州理工的经历为背景。“我把那两三个月的生活讲给大学生听,这就造成了一个误解,不过我从没说过自己是加州理工的博士,如果我是那所学校的博士,我唐骏就不是今天的唐骏了。”
2008年夏天,为出版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唐骏接受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签约作者胡腾的采访。在之后审阅书稿时,唐骏发现对其学历表述有误,他马上要求作者把这段从网上摘抄的文字去掉。
“学历门”事件中,当别人对该自传描述的学历表示质疑时,唐骏感到很意外,当时明明让人把那句话删除了。后来唐骏才了解到,当时作者把修改的地方告知编辑后,编辑并未及时把那句话删除,“结果第一版印出来了,印了8000册,从第二版就没有这句话了,这本书一共大概印了50万册。”
2010年7月8日,该书出版方中信出版社发布勘误声明,并向唐骏道歉,称因编校过程中沟通出现滞后,唐骏的修改意见未来得及更改,书稿就送进了印刷厂。唐骏认为,“中信出版社方面确实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显然不会为我而损失声誉。”
第二章 “野鸡”大学的由来
在那个尚不够开放的年代,20岁出头的唐骏心中能萌发强烈的出国留学愿望,完全是受到哥哥的影响。但他骨子里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我知道自己不适合做学问,如果我的学问做得好,像我哥哥一样,日本教授也不会骂我。”
不执着于做学问,加之来到美国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学校,唐骏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在美国当上小老板
虽然美国的校园生活值得留恋,但唐骏不得不开始为未来的生计作打算,他考虑要干点活儿养活自己。
好在美国创业的条件很宽松,那时只要填一份简单的表格,交100美元就能开公司,而且不盈利不用交税。1991年初,唐骏注册了第一家公司,最初的业务是给日本公司开发软件。
公司的业务进展还算顺利,唐骏所说的第一项发明——卡拉OK打分器也是那时候出炉的,“因为我的专业就是语音信号处理,当时我想出一套自己的模型,把打分软件做出来了”,后来,唐骏把这个软件通过中间商卖给三星电子美国公司,收获8万美元。
如今的唐骏已经是身家数亿的职业经理人,但那时候他生活并不宽裕,也没有什么专利意识。更重要的是,申请专利还要缴费,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的情况,能挣到钱养活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唐骏结识了一位国内颇有名气的艺术家,善于捕捉商机的他把目光转向娱乐业。上世纪90年代初,中美两国的民间文化交流贫乏,唐骏决定把国内演艺圈的明星拉到美国“走穴”。在他的安排下,包括姜昆、蔡国庆、黄宏、蔡明、殷秀梅、宋祖英等人在内的四五十位内地当红明星赴美,参加十大城市巡演,此举轰动一时。唐骏顺势成立一家名为“好莱坞影业”的公司专门运作此事。
在一年多时间里,好莱坞影业公司一共办过两期巡演,帮别人办过一期。“每次巡演大概持续二三十天,像在洛杉矶、旧金山这样的城市,我们自己来运作,其他城市则外包出去,跟现在旅游团的做法相似。”唐骏认定这是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但该公司也没挣多少钱,“两个月忙下来大概能挣2万美元,这就算不错了,够在美国一年的生活费”。
美国西海岸一直是华人眼中的淘金乐土,跟绝大多数华人一样,唐骏靠着自己的几家小公司在异国他乡谋生。到1994年,赤手空拳来美国打拼的唐骏终于有了一些积蓄,但他心里依然空空荡荡的,总感觉身边发生的一切都似乎跟自己毫无关系。
“在美国,我都是跟华人打交道,没有真正融入美国社会,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虽然在美国没什么关系,但我的志气还是比较高的”,唐骏暗自琢磨着,虽然自己是个小老板,但这些小打小闹的事情到50岁的时候再干也不晚。
当年夏天,唐骏获得进入微软工作的机会,他决定卖掉影业公司,关掉律师事务所,将软件公司交给朋友打理。从天使之城洛杉矶来到蓝色海水环绕的西雅图,唐骏从微软的一名小小的程序员做起,几年后,他如愿成为在更高层次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3000美元的博士学位
比起埋头在实验室做学问而言,色彩斑斓的创业经历显然更合乎唐骏的胃口,但他内心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
当年,唐骏与其他99名中国留学生一样心气十足,他们一起在大连接受一年的封闭式日语培训,一起坐同一架飞机前往日本,都是冲着最终拿到博士学位去的。5年半之后,其他99个人都如愿以偿,只有自己因一时冲动而掉队,实在是件不光彩的事情。想到这些,心情失落的唐骏觉得,不管怎样自己也要拿一个博士学位回来,“只有这样才能在同学面前有面子,才能光宗耀祖。”
在与周围的美国朋友聊天时,唐骏得知美国有很多函授大学,“我就让当地人给我介绍,他们推荐了洛杉矶的西太平洋大学。”于是,唐骏写信让校方提供更详细的书面资料,西太平洋大学很快将学校介绍寄过来,“从校方资料来看,这所学校各方面条件都很正规,更重要的是该校还获加州政府的认可。”在美国,只有通过州政府的审批才能办学。唐骏喜出望外,这所函授大学正好满足他所有的需求,于是,在1993年,他申请了这所学校。
西太平洋大学要求攻读博士的学生必须修满15门课程,并且每个学期都要完成相应的学分。唐骏发现,他在名古屋大学所学的课程与西太平洋大学的大多数课程吻合,“我给他们一份报告,说这门课已经学过了,并把名古屋大学出具的学分证明交给西太平洋大学,他们看过之后告诉我,对应的课程不用修就过了。”
对唐骏来说,有在名古屋大学期间发表的十几篇论文做基础,完成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更容易了,“后来他们通知我博士论文通过了,我也拿到他们正式的博士文凭。”
因为绝大多数课程不需要修,唐骏完成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位一共花费3000多美元。“它是根据课程的数量收钱的,我有很多课都不用修,一般人可能需要一两万。”唐骏在1995年拿到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在微软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微软没人知道他偷偷修了个博士学位的事。
“学历门”事件中,唐骏从西太平洋大学要了一份文件,证明该校当时是美国加州政府认可的大学,“这所学校含金量确实不高,但是不是野鸡大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力,至少我当时没有觉得它是野鸡大学。”唐骏说,是加州政府认可的就行了,自己又不想用它“招摇撞骗”,只是为了洗刷当年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耻辱,也是为了满足自己潜在的虚荣心。
第三章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生长在一个普通家庭的唐骏自幼家境贫寒,他有个年长3岁的哥哥,还有一个小他8岁的弟弟。一家5口人挤在江苏常州城区一个小弄堂的老屋子里,这间30多平方米的旧平房连厕所也没有。
唐骏的父亲在当地一家灯芯绒厂上班,科级干部,每月固定工资62块。母亲是印染厂普通工人,每月42块的工资。唐骏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这样的工资父母领了十多年,从来没变过。没有其他收入支撑,抚养3个男孩子并不容易,唐家的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
缺少零花钱的唐骏打小就变着法地“省钱”。唐骏坦承,他小时候经常逃公共汽车车票,“家里没钱,父母给你1毛钱看电影,如果逃3分钱的车票就能买根冰棍,当时就是这种简单的想法”。他说,除了逃车票,和伙伴们去临近的公园玩也都是翻围墙进去,从来没有买过门票,“我的童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1980年,高考失利的唐骏阴差阳错考上北京邮电学院(今北京邮电大学),此时一家人的日子依然拮据。在北京读书的4年里,唐骏没给自己买过一件衣服。“当时我跟哥哥有一个梦想,如果家里有1万美元的存款该多么幸福。”哥儿俩的想法是,1万美元存款意味着每月光利息折合下来就有200元人民币,而当时哥哥读硕士拿的津贴只有56元。
不得不说的是,哥哥唐政对唐骏日后的求学道路影响很大。唐政天资聪慧,勤勉好学,是唐家三兄弟中读书成绩最好的。1981年唐政考取清华大学半导体专业硕士,后来又继续攻读该校博士学位。从北邮到清华骑车只需半个小时,唐政在清华2号楼的宿舍也成为唐骏的半个宿舍。从大三开始,唐骏的周末基本都是在清华度过,以至于后来有人认为他也是清华毕业的。
唐政时常教导弟弟,出国留学对个人的前途发展很有帮助,一定要争取这样的机会。受到哥哥潜移默化的影响,唐骏的思想比较超前。彼时,唐政的一个同学在美国留学,在写给唐政的信件中,对方时常提起国外学习生活条件的优越,唐骏回忆说,“我确实比班上其他同学对出国意义的理解要强一点。”
1985年秋天,唐骏获得教育部全额奖学金赴日本留学的机会。留学期间,唐骏每个月可以拿到9.8万日元奖学金,当时相当于每个月有三四千元人民币,这是唐父当年工资的好几十倍。“说实在的,要说我实力有多强也不一定,在大学里我的成绩很普通,虽然考研时是第一,但北邮的两个名额没有轮到我,也许运气好,我把自己的档案转到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最后就让我出国了。”
“学历门”事件后,平时喜欢被聚光灯追逐的唐骏选择暂时远离人群,他给自己放了三个星期的假。实际上,这么多年来,除了有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及他的西太平洋大学博士身份外,唐骏每次都将这个尴尬的学历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他坦承,这是虚荣心在作祟。
唐骏从小就是个爱面子的人。他13岁那年正值文革时期,因为家里要盖房子,父亲让读初一的唐骏不要去上课,而去搜集打地基用的碎砖块。于是每天清晨,在常州城畔的京杭运河边,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位瘦弱的少年在瑟瑟寒风中吃力地捡砖头。
捡砖头的地方离学校很近,“我最怕碰到同学,尤其是女同学,只要听到他们放学的声音,我肯定会躲到堤岸下面,等同学们走过了再出来,”唐骏心里明白,其实大家都知道自己在捡砖头,但要面子的他就是不愿意被同学看到。
唐骏认为自己只是普通人,“从前是,现在是,未来一定还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普通人就经常会犯错。”他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偶然,“如果30年前我就知道自己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可能就不会有今天了。人生的道路有几千条岔路,其中一条岔路正好被我碰到了,多少个百分之一的成功概率汇成了今天的成功概率。”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也许这就是唐骏在经历“学历门”困扰后,感悟到的人生最真实的,也是最有意义一面。
对话唐骏
《IT时代周刊》:去年的“学历门”事件后,一向比较高调的你沉默了很长时间,你知道外界开始质疑自己的学历是什么时候?
唐骏:其实早在2009年4月就有人在网上说我学历的事。当时上海一家媒体还来采访我,后来我觉得大家本来没当什么事,但被这样一报道反而有事了,就让他们不要刊登了。网上也有几篇文章的,但没过几天大家就不谈了。2010年7月初,有人告诉我,外界正关注你的学历。刚开始我并没有把它当回事,以为像2009年那样,一两天就过去了。
《IT时代周刊》:你也承认了自己获得的是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位,而一些人认为,这所学校是一家可以快速获得学位的“野鸡”大学,是这样吗?
唐骏:很多人认为西太平洋大学是“野鸡”大学,但我想说明的是,此类学校确实有作假的可能性,比如你自己没写过论文,拿别人的论文冒充,可以获得博士学位;或者你的作业自己不做,让别人代写,还是可以拿到博士。“野鸡”的成分或许有,不排除一些人利用虚假的手段获取学位,但从我的个人经历来看,毕竟博士论文做了5年,不可能没有东西。
《IT时代周刊》:“学历门”事件曝光后,会有人拷问你的诚信问题,也有人提议,只要道个歉,认个错,这件事可能就过去了,你为什么没有这么做?
唐骏:这件事我也许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但我心里确实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错,所以就是不想认错,这可能不符合中国人的观念。我在美国受西方观念影响,西方的教育认为,如果你没有做错,千万不要承认,有一天事实会证明,一旦认错就真的有错了,再也回不来了;如果你有错,一定要马上承认。说我在学历问题上犯了诚信方面的错误,我觉得很委屈。
《IT时代周刊》:但是你一直隐瞒着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历。
唐骏:我的错是,应该在简历上注明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如果写出来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别人无非会说西太平洋大学是所三五流大学。我不想把西太平洋大学告诉别人,但在必要的时候肯定会说出来。2004年盛大上市的时候,我在招股书上把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写上去,后面备注是名古屋大学。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在公共场合提到自己是哪所学校的博士。
《IT时代周刊》:你觉得这所函授大学的博士学位与你的前途有没有关系?
唐骏: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拿了这个博士学位。不要说还花了我3000美元,现在就是给300万我都不会要。它在事业上、在名声上都没有帮到我什么忙,反而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我进微软没有靠这个学历,回国也没有拿这个学历到处宣讲,包括在《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这本书里,我从来没有说过学历对我有多重要。我也从来没有炫耀过自己的学历,没有靠学历获得任何利益,更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IT时代周刊》:从整个事件来看,你是否认为自己有一点虚荣心在作祟?
唐骏:说实在的,人总有一种虚荣心,倒不是我想沾加州理工学院的光,而是觉得西太平洋大学太差,不愿意拿出来,毕竟我在国外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我从来不想去傍一个大款,但我也不想告诉你我很贫穷。我承认自己有虚荣心,但说学历作假我不承认。
《IT时代周刊》:这样跌宕起伏的经历有没有让你对人生的看法发生改变,你是怎样定位自己的?
唐骏:我知道自己并不适合做学问,包括日本教授为什么会骂我,也是这个原因。在我们那个年代,我这种人属于弱势群体,长相很普通,功课很普通。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像张亚勤、李开复,是最经典的成功人士,他们从小就聪明乖巧,而我唐骏就不是一流学校出来的人。我有一点点我行我素,你说我不好,我还是我;你说我好,我也没飘起来,没觉得自己有多伟大。
《IT时代周刊》:你之前打算拍一部叫《你行我素》的电影,讲述一个年轻人成长与奋斗的经历,现在这部电影还拍吗?
唐骏:拍,因为学历的事情耽误了很久,没有心情。这部戏的剧本我自己写的,现在需要重写很多部分,我有点想把这段经历加进去。实际上,当时导演、演员全找好了。不过,不是名导,我也跟国内一位名导谈过,但找名导等于他买一个剧本,没有意思,那就不是我自己的电影了。我要求按照我的思路来演,演得不好我还要你重演,而不是导演觉得演得对就行。但是我没有导演的专业知识,需要他们把关,我现在找的导演拿过不少奖,我跟他交流过,他也认同我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