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师父最近给宁高宁、马蔚华、杨元庆、汪潮涌、阎焱、陈宏等十几位中国企业家上了一课。离开课堂，这些人患上了同一种“病”：张口闭口都夸自己的师父如何如何牛，仿佛他们梦回春秋，亲炙了孔丘的教诲。

师父不是人，是那个炮火连天的弹丸小国——以色列。众所周知，这是一个面积不足1.5万平方公里、2/3国土被沙漠覆盖、人口不足800万，但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被西方国家视为全球创新工厂的犹太国。

2012年11月30日，香港恒隆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启宗拉着这帮企业界好友从北京出发的时候，只是想组织一次针对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国度的休闲商务之旅，所以参与者都带着太太，费用自理。

但到了以色列后，太太们发现，陈启宗忽悠了她们，这帮男人根本就不是来旅游的，短短6天，他们参加投资论坛，到大学听讲座，与以色列89岁的总统佩雷斯聊天，参观创业公司……男人们却因此大呼过瘾，每天只肯睡五六个小时，有人甚至迫不及待地对此行进行微博直播。

取经者说

马蔚华：以色列奉行科技强国的治国方针，它是世界上最小的超级大国，科技对GDP的贡献率高达90%以上，上市公司数量仅次于美国。我们的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现在只有1.7%，发达国家是2.5%-3%。我们的科技转化率只有20%，而发达国家高达80%以上。

宁高宁：这个国家真该纠结，为什么呢？犹太人被阿拉伯人包围了，每天都要打仗，都是炸弹，所有的目标，军工目标是第一位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国家居然有这么多创造发明，我到的那个大学，竟然有8个中国博士在那儿学农业。

汪潮涌：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以色列人Dan Shechman教授认为，成为创业国家的前提条件是：1、全民教育；2、优秀的科技教育；3、政府政策支持；4、自由市场经济；5、没有贪腐。创业教育与激励也很重要，以色列在高中、大学提供由企业家和专家教授的创业课程。

佩雷斯总统：1、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超过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2、中国不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如毛和邓，但现在需要的是有个性、能满足民众不同诉求的领导人；3、贪腐是执政者最大的风险，也是创新最大的障碍，我从政一生最大的成绩就是洁身自好、勤勉工作、奉献国家。当今世界，国家的功能在变化，政府要从统治型向服务型转变，要重视跨国公司稳定世界的作用。

以下是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陈宏的感受：

以色列之行，让我们明白了一连串道理：为什么资源匮乏的以色列能够成为创新之国，科技创新对GDP的贡献率可以高达90%，而我们连人家1/10的水平都不到？为什么一个人口不到800万的小国，在战火中还能安然创业，创业公司数量超过欧洲的总和？犹太人并不比我们聪明多少，为什么人家能出爱因斯坦、洛克菲勒、巴菲特这样的翘楚，而中国人中出不了？

我们十几个企业家，从第一站开始，就在寻找以色列的关键词。先从教育说起吧。

我们参观的两所大学都是1912年创办的：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和以色列理工大学。

希伯来大学的本·萨松校长和三位副校长请我们到学校食堂共进晚餐。本·萨松校长介绍，他们学校出了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若计算整个犹太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数量就更多了，犹太人占全球人口的0.3%，而获诺奖的比例是22%左右。犹太人主要生活在以色列和美国，美国获诺奖的科学家不少是犹太人。

我们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出了1个诺奖就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有这么大差距？本·萨松给出的答案是，教育观念不一样。犹太人崇尚创新，能想出新奇点子并能付诸现实，都备受尊重，从家庭到学校都如此。比如，犹太人的妈妈放学后会问孩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今天在学校问老师什么问题了？而中国的父母往往是问孩子今天在学校考了多少分。分数引导和创新引导从孩子教育上就有了差距，到了大学更是如此。以色列大学是义务教育，由此可见国家对教育的重视。不仅如此，大学格外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希伯来大学校长交谈的两个半小时，他谈论的重点就是他们有多少研究成果转化成应用了，而不是发表了多少论文，更不拿论文数量来考核教学能力。这一点又和中国的大学不一样。

全世界都认为犹太人聪明，实际上并非他们天赋超常，而是从家庭到学校、社会对教育和创新思维重视的结果。我1985年到美国留学，认识的第一个犹太人是个社会学的女博士，她并非天资过人，甚至给人感觉还有点笨，我问她：你为何要读博啊？她的回答是：如果不多读书，是很丢人的。

后来我们参观的理工大学，也有3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73%的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都是由该校校友创办的。这就是以色列的教育成果。他们国家的小学生很少拿什么奥数比赛奖之类，但到了大学阶段，创新能力一下子突出出来，而且以色列也奖励科技创新，类似我们的火炬计划之类的。以色列专门设立了一个首席科学家岗位，首席科学家是干吗的？他负责寻找搞创新研究的人和团队，给予足够的资金，研究者一旦成功，就把研究成果免费给国家。他扶持的这些研究者，大都成功了。

为了验证以色列创新教育模式是否有效，我们后来便去参观了十几家创业的中小公司，还参加了在特拉维夫的一场投资论坛，有个诺奖获得者给我们作了报告，分析为何以色列能成为创新之国。他提到《创业的国度》(Start-up Nation)这本书。他说，美国已经把科研中心慢慢转移到以色列了，利用以色列的创新氛围和人才，加强智力资源的强强联合。

果然，在以色列中小企业居多。因为创新成果转化成实际应用的过程，会出现很多创业公司。以色列每年的创业公司数量是欧洲的总和，他们做到一定规模就卖给国外其它大公司，一卖可能就是上亿美金。欧洲人卖了几亿美金，肯定买别墅、奢侈品炫耀去了，以色列的创业公司赚了几亿美金之后，又去投资创业，或者购买其它公司股权，他们一直是这样循环的。

我问这些创业者，以色列除了几家大公司外，大多数公司都会卖给世界上的大公司，而不是坚持做成全球最大的公司，为什么？他们回答我，做任何事情要有自己的优势，以色列是小国，资源有限，人口又少，没有能力去建构全球的产销体系，那就专攻自己的优势，把创新做出来，做到全球第一，大公司收购后实现全球化，不也是一样成功吗？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非常实际。就像我们去参观，不论是以色列的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家，他们表达热情的方式，就是花时间陪你参观，专人讲解，但不会给你花钱，公事公办。若是外国人来我们这，我们会大包大揽他们的费用，显示我们的热情。

以色列这个招待客人的细节，并没有让大家觉得不愉快，反倒是他们积极向上的力量很感染人，也让我们领教了犹太人精于算账的本事。这个会算账，并非占你便宜或怎样，而是不铺张浪费，具体到企业和国家财政预算都是这样，不像国内企业，账算不细，算不精。

以色列之所以有那么多创业公司，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领导力和执行力好。他们是全民服兵役，不分男女。在街上，你都能看到背着枪的女兵在巡逻。大学毕业后四年军队生活，塑造了他们很强的团队精神和执行力，这对创业公司尤其重要，创业就要团队合作，并把想法付诸实施。

很幸运的是，我们还见到了以色列总统——89岁的佩雷斯。他和我们这个代表团聊了一个多小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以色列资源匮乏，只能走科技创新这条路。

后来我们坐直升飞机，在以色列上空转了两个多小时，看到这个国家可利用的资源确实太少，2/3国土被沙漠覆盖。

有个有趣的现象，我们去一个企业家的家里参观，竟然碰到了美国的参议员在那里做客。你到了以色列会发现，这个国家和美国关系确实很好，就是在美国的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也都能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这一点又是中国人做不到的。大多数中国人在美国留学、工作多年后，还是选择回国工作，就像我这样，有一个原因就是无法融入当地生活。这个美国参议员跟我们讲，这一点中国人应该学习犹太人，因为他们非常团结，不论在什么国家，他们都会团结到一起，然后分享各种资源和信息，并和当地政府搞好关系。

虽然以色列人善于利用高层资源，但整个国家不是“官本位”思维，甚至在公司中，我们看到员工和老板因思路不一致可以吵得不可开交，但会议一结束，大家又能各自归位，老板并不会因为下属“抗上”而处理他，反而鼓励下属的独立和创新思维。我现在也鼓励我的员工这么做，可是效果达不到人家那样子，这个真需要从小孩子时期开始培养。

我们在以色列也就待了5天，每天晚上一两点才睡觉，早晨7点就出门，就这样还觉得没学完以色列模式。

除了创新精神，以色列人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危机感。

我们参观了Yad Vashem纪念馆，明白了什么叫宗教冲突和种族屠杀，二战时几百万犹太人被纳粹屠杀了。1948年，以色列在中东战乱中建国。如今，以色列没有孤儿院，失去父母的孩子会被别的家庭领养，他们对后代格外珍惜，历史遗留给他们的是如影随形的危机感和夹缝中求生存的强烈意识，这是骨子里的东西。危机感催生的创新力，成就了以色列模式，让这个弹丸之地成了世界的创新工厂，犹太人也出了世界首富比尔·盖茨、金融大鳄罗斯柴尔德、索罗斯、巴菲特等等。

我们一行人从以色列回来以后，对这个市场运作环境透明和正规的国家产生了投资、合作的兴趣，他们的电子眼、芯片等技术，甚至服装设计都很出色，很适合做战略伙伴。其实已经有不少中国公司和以色列合作了，比如我们参观的一家以色列企业，就与奇瑞汽车合资设立高端车的研发项目。

做个总结的话，中国人或许无法像以色列人那么有危机感，但要学习他们的危机意识，有五点经验至少要借鉴：一、教育改革，改变分数导向，转向创新导向；二、企业要有危机意识，精细化管理；三、公司人要有挑战上司的创新思维，不能是应声虫；四、国家要鼓励创新，营造创新生态，尤其是对知识产权严加保护，重罚盗用版权行为，否则创新永远起不来；五、要抱团，增强合作和共享意识，能够融入到其它国家的主流社会里去。

（文章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