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繁忙的公路上追踪目标时，行迹还不容易暴露，但是目标拐进了住宅区的一条小巷，我却担心了起来。我放慢了脚步，隔着一段安全距离跟着那个女人。
她很快拐了个弯，穿过一座漂亮的大公园。这地方离我家只几分钟的行程，但是说来意外，我竟然从未来过。等到我也穿过公园、走上另一边的街道时，女人已经不知去向，我也迷路了。我取出智能手机，打开GPS确定方位。手机上显出如下文字：“在盖世科尼大道右转，找个看起来寂寞的人，邀他同行一阵。”得得，又来了。
随便找一个陌生人、跟着她走到不管哪里，这通常不是我过周六下午的方式，但或许，我还真该这样试试。随着简化生活的技术不断翻新——比如GPS设备和推荐服务——需要随机而动的事情已不多见了。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就人类的幸福而言，随机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眼下正有几款称为“机缘生成器”（serendipity generators）的新应用，它们怂恿我们在生活中胡闹一下，以对抗效率至上的趋势。那么，它们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内心对于不确知性的恐惧吗？
这些应用的兴起呼应了历史上早已发生的一波抗议，那波抗议针对的是效率在现代社会中的霸权。19世纪中叶，法国革命带来新的秩序，也催生了一种叫做“漫游者”（flânerie）的文化现象。因为不满于现代城市的紧迫和异化，巴黎出现了一群浪人，他们漫游之余，也鼓励别人在城市中做无目的的闲逛。后来一个世纪过去，当规划者把城市设计成了严密的网格，当一切都已经画上地图，城市也变得了无新意。这时，艺术家和积极分子又一次对秩序井然的实用主义发起了抵制，只是这一次，他们恰恰是利用地图来做散漫之游的。例如，有一群称为“激浪派艺术家”（Fluxus artists）的人提出了一份风趣的指南，鼓励大家“去踩踩城里的每一个水塘”。
在互联网的早期，它还没有成为愤愤不平的漫游者抨击的对象。网络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当时在网上的主要是素不相识的人，上网是为了和陌生人分享爱好。当时的网络是我们和平常不太能遇见的人交往的手段，因此，它也还是一架不错的机缘引擎。
后来，事情起了变化。“20世纪结束，到了21世纪，风气就不同了，优化成了主流。”机缘应用的设计者、艺术家马克·谢波德（Mark Shepard）这样说道，“一说到技术该为我们做些什么，我们想到的就只有提高效率——这其实是把机器当作了卑下的仆人，要靠它来让我们的生活得更加轻松。”
这个变化一起，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推荐系统：算法利用你的购物历史、喜好、浏览记录，再加上其他人的数据，来推测你可能想买的商品。
现在的任何一部智能手机都安装了定位系统，能领着你找到几乎所有目标。无论是在超市选购物品，还是径直找到想去的地方，有了口袋里的这部装置，你就再也不必依赖运气了。我们的生活已经处处调节到了最佳。
但就在这时，仿佛注定一般，又有应用程序开始呼应当年的那批漫游者，它们的功能就是让你迷路。在英国林肯大学专攻社交游戏的计算机科学家本·科尔曼（Ben Kirman）指出：“推荐系统总是给你提供最安全的选项，而把那些比较有趣的地方统统删除。”
这就是科尔曼之所以编写“迷路机器人”（Getlostbot）的原因：他想鼓励使用者打破陈规，尝试新的去处。下载之后，它会静静地监测你的行程，一旦你落入俗套，比如总是在周五晚上光顾同一间酒吧，它就会指导你去一间从未去过的新店。
这类应用已经在近两年悄然风行。比如Highlight和Meetmoi之类，就会替你和附近的陌生人牵线；还有一款名叫Gracze的线上服务，会给你寄来意想不到的食物。
快乐悖论
乍一看，漫游者和艺术家的机缘噱头似乎完全是在胡闹，但是幸福研究的最新成果指出，他们其实触及了人类本性中的一个深刻冲突。
推荐系统之所以讨人喜欢，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时候，消除不确知性都是上上之选。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蒂姆·威尔逊（Tim Wilson）指出：“人类始终是希望理解世界的。”一旦理解了某样事物，你就能在它对你有利的时候重复它，不利的时候阻止它。
因此，在可能出现坏结果时，无论是看到坏电影还是找不到路，最令人不快的莫过于不确知性了。按理说，迷路或者买到不称心的东西，这些都不是什么性命攸关的大事，还不至于使人焦虑；但是，当我们置身比较严重的环境，我们不愿和不确知性为伍的心情就变得可以理解了。比如有这么一项研究，其中的受试者都接受了亨廷顿氏病基因检测，正在等待结果。那些得到明确结果的人，无论结果是阴性还是阳性，其幸福感都有所提升。而那些没有得到明确结果的人，心里就别有一番滋味了。这些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心情沉重，就算相比那些知道自己已经患病、在将来会行动不便、甚至死亡的人，他们的情绪也更加糟糕（参见《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第327卷，1401页）。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大量研究证实，每当发生意料之外的事，我们就会产生激烈的情绪。无论那件事是使我们略微不快，还是非常严重，我们都会花更长的时间思索它，以寻找一个说法。只要找到了理由，我们就会接受它，并从此把它当作意料之中的事。
所以，将不确知性从生活中剔除，看来是通向幸福的一条明路。
现在的任何一部智能手机都安装了定位系统，能领着你找到几乎所有目标，哪怕是在你的登山途中。冒险这样的事情，似乎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遥远了。
可惜的是，这样的图景并不完整。以往的大多数关于不确知性的研究都集中在它的害处上，然而在过去的10年里，心理学家开始研究起不确知性的好处。他们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使得不确知性造成危害的机制，同样可以使它成为制造幸福的关键。
比如威尔逊的理论就指出，对于那些快乐的事件，保持不确知性反倒是有益的。为了检验这个想法，他设计了一系列实验。
在一个实验中，参与者得知自己有机会参加一项竞赛，还告诉了研究者他们最希望得到的两样奖品。竞赛之后，研究者宣布人人都是赢家，并立即给其中的一组颁发了奖品，另一组却要等到研究结束才能知道自己获得了两样奖品中的哪一样。结果威尔逊发现，那些不得不在两种好的结果之间期待琢磨的人，快乐情绪比那些立即得到满足的人要长久得多。
而且，他们还会花更多时间观看潜在奖品的照片。这证实了一个理论，就是人会在不确知的情况下花更多时间琢磨可能的结果。如果结果是愉快的，那么从中得到的乐趣也会增加（参见《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第43卷，979页）。
一个愉快的事件如果有了几种可能的结果，那它自然也就不太好理解，需要你多花时间关注，而你的情绪高潮也就会相应延长。但这也造成了心理学家所谓的“快乐悖论”（pleasure paradox）：我们希望理解世界，然而那种理解又会夺走意外事件带来的惊喜。
这些发现之外还有许多研究，都揭示了不确知的力量所能带来的乐趣，从中可以得知，在生活中引入随机技术，就可能使我们每天的日子高兴起来。
这就是我在一个雨天下午在伦敦北部跟踪陌生人的原因。我正在测试我的“机缘导航”（Serendipitor）应用。那是一款卫星导航的程序，时不时会提出两个建议，介绍几条近路和歧路，使用户得以扩大行踪。
这类应用必须在两个功能之间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一是说服用户勇敢冒险，二是激怒用户，使他们觉得这类程序简直荒谬。机缘导航的设计者谢波德说：“机缘导航是在表达一种反讽：在一个随便走走都需要下载一个程序的社会，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不过和纯粹的碰运气不同，机缘生成软件还是会权衡利弊、保证给出好的结果。比如Graze会剔除你真心讨厌的食物，而机缘导航即便在你连接了谷歌地图时也保证引得你会迷路。
想好了去哪里午餐，我就在机缘导航上查起了路线。到餐馆应该只有6分钟行程，我的手机上显出了一条路线，沿着主街，中规中矩。但是刚等我出发，机缘导航就给我出了第一道难题：挑一个人，跟踪两个街区（谢波德说，他的许多另类指南都是从激浪派艺术家那儿借来的）。我选中一个拉着行李箱的女人，跟了上去，没过多久，她就穿过马路，领着我走进了一个我从来不知道的公园。这款应用的好处开始显露出来。我不由心想，假如我刚才挑的是另一个人，现在就不会知道这么个公园了。
对差一点错过的事情感到痴迷的，不止我一个。2008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招募了一群受试者，他们都已经和自己的伴侣愉快地相处了至少5年。吉尔伯特把他们分成两组，让其中一组写下自己当初是怎么认识伴侣的，另一组写下自己当初如何可能与伴侣错过。答题结束，那些写下自己可能与伴侣错过的人，和写下真实恋爱经历的人相比，心情更好，对恋情也更加满意了（参见《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95卷，1217页）。
威尔逊把这种现象称为“乔治·百利效应”（George Bailey effect），取自电影《生活多美好》。电影的主人公乔治·百利看见了自己没有出生的世界。他想到一件好事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从未发生，禁不住再次被种种他早就习以为常的情绪打动了。.
除了这次意外遭遇引起的激动，随机行动本身也给我带来了一股奇异的兴奋感。在跟踪那女人穿过公园之后，我又酝酿了一阵勇气，问了几个路人能不能给他们照相。这么做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成就感，真够傻的。但是我又禁不住怀疑：换作是别的日子，我还会使用这样一款应用吗？威尔逊的研究认为，我不会，因为人总是低估不确知性的好处。
迷路机器人
对这一点，没有人比科尔曼更了解了。他发现，虽然迷路机器人反响很好，但是当它突然在屏幕上出现、告诉用户要试些新鲜东西时，用户还是会觉得勉强。换句话说，大家喜欢这个程序，也下载了，可就是不用。
如果说我们对不确知性的抵触还不算什么问题，那么商业因素就显然是阻碍机缘产品推广的绊脚石了——发明一款使人迷路的应用，是赚不到钱的。
科尔曼的“迷路机器人”，是一款有意引导你打破常规，尝试新的路线，甚至误入歧途的手机应用。它所带来的不确知性，或许能够让你感受到久违的意外之喜。
但这并不是说，对这类应用就没有需求。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微软研究院，研究者丹娜·博伊德（Danah Boyd）指出，我们越对推荐系统越来越倚重，最后可能会陷入一个“过滤泡泡”（Filter bubble）里，被它限制了视野。在她看来，当前的线上技术不外是两种东西的混合：一是对未知的恐惧，二是迫使人留在那些安全泡泡内的压力。
博伊德因此认为，机缘产品是不可能占领主流的，但她还是相信，那些产品至少代表了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态度，是有益的：“我们已经忘记了一点，那就是和世界观截然不同的人交往是很重要的。”
她把这个变化追溯到了2005年左右，正是在那一年，新闻界对网络性犯罪集中报道，引起大家“对危险的陌生人产生了道德恐慌”。也差不多是同一时间，社交网络兴起，人们开始只和熟悉的面孔交流，对陌生人则不闻不问。
遭到限制的还不仅是我们的网上活动。博伊德指出：“让你的孩子学会接受随机而动，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从前的孩子骑车漫游，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现在已经没人这么做了。”对推荐程序、GPS和其他安全技术的依赖，是否也降低了人承受风险的能力呢？美国华盛顿的皮尤研究中心发现，最近这几年，美国青少年学车的人数减少了，自行车的销量也大幅下降，年轻人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期待去其他的州发展，即便那里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不过，人造的机缘还是有希望的。大公司已经纷纷采纳了这个创意。早在2008年，就有传闻说苹果公司申请了一项专利，那是一个在两部设备彼此接近时自动连接的系统——比如你和一位朋友相距不远而不自知，系统就会通知你们。谷歌的Latitude应用也有同样的功用。
我并不指望谷歌地图会马上指导我跟踪陌生人。但是，谷歌能不能在现有的“最快”和“最短”之外，再加上一个“最冒险”的选项呢？
毕竟，只要在天天使用的技术中注入一点意外，我们或许就能在孜孜不倦地提高效率之余，找回一些失去的东西。“这也是大多数畅销书的基本情节，”博伊德说，“主人公遇到意外，峰回路转，最后海阔天空。我们幻想这些事情，但是要如何把幻想搬回现实，仍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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