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死亡是会来临的，但死亡的原因可能很难把握。

那么，你会怎么死？

最有可能是心脏在30亿次收缩后停止，紧随其后的是癌细胞对器官的损害，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导致的呼吸系统崩溃则是第三种最常见的告别方式。

这些疾病原因加在一起，终结了发达国家一半公民的娱乐活动，突发意外和脑卒中又占了十分之一。

仅从统计数字上来看，剩下的临终疾病属于享受优待的死亡，其中少部分人死于以阿洛伊斯·阿尔茨海默医生（51 岁时死于心衰）和詹姆斯·帕金森医生（69岁时脑卒中去世）之名命名的病症，以及各种名字粗俗的肝肾疾病。

在内科医生看到科学的益处之前，传染病堪称一种可靠的死刑判决。

随着对公共卫生的重视，产科医生和外科医生洗手程序的引入，以及疫苗和抗生素的发明，我们才开始存活得足够久，直到我们的心肌疲惫，而其他细胞失去刹车装置，肿瘤长满我们全身。

在昂贵药物和干净饮水稀缺的地方，导致艾滋病、肺炎、腹泻和疟疾的微生物继续在贫穷的国家消耗着人口。

在相互杀戮和国际冲突的中心地带，爆炸装置造成的死亡是一个额外的风险。不管怎样，命运女神旋转着她的命运之轮（Rota fortunae），我们就被卷走了。

超过1%的人类通过上吊、开枪、服毒和跳楼来解决自己。格陵兰人在自杀排行榜上高居榜首，生活在这个没有阳光的寒冷岛屿上，四分之一的居民曾试图在某个时刻自杀。

当以为自己已经死亡时，格陵兰人和我们其他人其实并没有死，而是在呼出最后一口气后，身体继续在基因层面运作了好几个小时。

西班牙一项对新鲜尸体的研究发现，编码心肌形成的基因仍然在活动，同样活动的还有控制炎症的保护性基因。

似乎身体对血氧水平下降的反应是试图使心脏复苏，这种解释得到了另一组死后表达的基因的支持，这些基因曾在胚胎发育中塑造了心脏。

一旦我们逃离子宫羊水，这些基因就被关闭，而它们在心脏骤停后会重新激活，这表明身体再次深入到自己的工具箱中重启工作。

在死亡的过程中，我们似乎还活着：“我们仍有一些青年血气。”

就在停摆的心脏得到修补时，肠子里也发生了一场起义，因为那里需要氧气的微生物喘不过气来，整个微生物组都在琢磨供餐服务出了什么状况。

窒息的细胞肠壁开始渗漏，为那些对氧气不那么挑剔的细菌提供了一场盛宴。

没有免疫系统就没有对微生物组的监管，那些微小的农民阶级冲过路障，从里到外把我们吃掉。

起先是内部和外部的微生物，接着是昆虫和蠕虫，它们消化掉我们的每一块软组织。

留胡须的啮齿类动物撕咬比较难啃的部分，鸟儿俯身啄食和拉扯。在被鼠牙和鸟喙刨光后，我们的骨头作为强力的堆肥躺在那里，开始缓慢分解到潮湿的土壤中。

当我们沉缅于我们在宇宙中的短暂存在，并考虑到未来几个月“在坟墓中腐烂”却没有灵魂的前景时，有一种关于腐朽的看法似乎不那么令人遗憾。

它涉及一项艰巨的任务，即抑制以自我为中心的冲动，并试着接受我们是作为生态系统而非单个实体在生活这一事实。

你和我，终有一死的哺乳动物，是人类和细菌细胞之间的合作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共享食物和化学信号，并依赖作为肠道马戏团领班的免疫系统；而我们的食欲和心境也会受到微生物和人之间持续的化学交流的影响。

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公共性质——我们觉得的“我”其实是“我们”：我们思考，故我存在（Cogitamus ergo s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