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消息，据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今日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三个子女的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会议提出要发展老龄产业，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并表示要发展普惠托育，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等配套措施。

消息发布后引发社会各界热议。此前，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布，中国总人口数为14亿1178万人，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相比，中国人口增加7206万人，十年间增长5.38%，年增长率为0.53%，与2000年至2010年相比，增长率下降0.04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出生率下降引发社会各家关注，此次全面放开三胎政策后，A股、港股市场上婴童领域上市公司股价一路飙涨，高乐股份、金发拉比等涨停，贝因美、爱婴室尾盘冲击涨停，港股好孩子国际、米格国际分别涨幅23%及10%。

携程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及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在接受凤凰网科技等媒体的采访时称，放开三胎政策与全面放开生育实际效果差别不大，“关键还是要看什么样的配套措施，使得人们生得起二胎、三胎”。

梁建章称，受到疫情影响，今年我国人口生育数字有可能比去年的1200万还要低，“应该说非常不理想，比去年还会降很多”，甚至会低于1000万。不过他认为，放开三胎生育政策会对明年的人口生育政策产生积极影响。

但他同时也提及，与生育一胎、二胎的家庭相比，生育三胎的人数较少，是生育一胎人数的20%~30%，如果仅仅是放开三胎，对新生儿的增量每年最多只有几十万。

他表示，放开三胎更重要的是国家政策从限制生育，真正开始走向鼓励生育，“这个政策最主要的还是其标志性”。

梁建章也回应此前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关于“生育两个孩子后才有权使用避孕产品”的说法，称鼓励教育一定是用名义上的“利诱”，通过降低成本、降低负担来让大家能够有意愿生，“不能说是采取任何强制的措施，现代社会，不可能这样做的”。

以下是经编辑整理后的采访记录：

教育方面重点关注0-3岁幼托领域

教育产业方面，梁建章称，放开三胎政策将会对0-3岁的普惠幼托方面产生积极影响，但对于接近高考的初高中教育产业，影响不会很大。

“教育基本上是离高考越远的地方，越可以有所作为”，梁建章说，离高考越近，就完全受制于高考，当下的政策并不会（降低）对育儿成本及教育方面的成本有太大作用，但离高考很远的0到3岁的成长阶段，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他认为，未来很大的方向会是0~3岁的托儿所，当下中国的0到3岁的托育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他同时表示，幼托是对女性最有帮助的措施，“如果在幼托方面国家能够方便提供措施的话，能廉价、方便地提供，就会减少对女性职业生涯的影响”。

放开三胎与全面放开生育差别不大

在梁建章看来，从日本、韩国等低生育率国家的数据来看，生育三胎人口的人数并不多，只有生一胎人数的20%~30%，加上中国的养育成本比日本还高，当下生一胎的家庭里可能只有不到20%的人愿意生三胎，“这样算下来，也就是，一年多一百万个孩子左右”。

再加上过去其实有不少家庭已经生了三胎，生育三胎的数字已经包含在此前人口数据中，现在仅仅放开三胎，三胎新生儿增量最多不会超过一百万，可能一年只有几十万新生儿增量。

为何政府没有选择一次性放开生育政策，而是逐步放开二胎、三胎？梁建章认为，在今天这样政府支持生育的当下，放开甚至于全面放开，也不会有太大的风险，“可能国家在这方面确实比较谨慎”。

他认为，放开三胎与全面放开，实际效果差的不多，“关键还是要看什么样的配套措施，使得人们生得起二胎、三胎”。

他做了一个预测，称在鼓励生育政策未落地的情况下，如果去掉二胎、三胎的“补生”数据，基本上可能三年以后，中国的生育水平就会降至1.0、1.1左右。如果如果当下一两年内鼓励生育政策能落地，情况会更乐观一些。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生育成本确实是全世界看起来最高的”，梁建章称，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大国，有更多资源及政策空间去解决人口问题，“说不定未来中国鼓励生育的力度也会是全球最高的”。

住房政策应该“跟着孩子走”

据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今日会议中提出，要在普惠托育服务、降低家庭教育开支、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以及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等方面给予支持。

在住房配套措施上，梁建章称，住房政策是应该跟着人走，哪些地方有更多的人口流入，就应该给更多的指标，用地指标，住房的用地指标，这就可以建更多的房子，这样房价也没有那么高，年轻人也可以买得起这样的房子，更多的年轻人买得起这样的房子。

他进一步表示，住房措施应该与鼓励生育政策结合起来，“跟着孩子走”，“如果你生二胎或者三胎，可以给予购房补贴”。降低生育成本上，梁建章同时指出，在税收及社保的减免上都应该为多胎家庭给予鼓励。

梁建章建议，生育政策应当更多考虑城市中的白领群体，尤其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群体，她们的生育压力、婚姻压力以及职业方面压力都比较大，但同时这部分人群也是生育意愿最低的，应当在产假、灵活办公等方面给予帮助。

开放外劳与冻卵

梁建章称，可以适当开放外劳市场，“现在的保姆市场，中国的保姆比香港、新加坡要贵很多，那如果未来，我们要降低生育成本的话，我觉得开放菲佣，或者印尼、东南亚的外劳来做保姆的话，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对于争议较大的代孕产业，梁建章也持开放态度。他称，当下中国大城市中的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她们的机会成本非常高，有时候确实是没有时间、或者找不到更好的时间点去生小孩，那么可以她延长自己的生育时间，“在合法前提下通过冻卵甚至其他方式，在国际上越来越被大家接受的法律合规的方式，让更多女性尤其是高收入的女性群体能够实现生育愿望，我觉得也是应该做的，就是其他辅助生育技术的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