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火车北站登上成灌快铁(成都至都江堰)的“和谐号”动车，花17分钟就能到达成都西北部的郫县红光镇。动车飞驰，车窗外闪现的沿途风景十分类似：一片又一片的白色厂房，间或夹杂几块绿色的田地。

成灌快铁正好穿过肥沃的川西平原。据说，这里的土地“随便撒下一把种子就能长出庄稼”，但从2003年起，这一地区被划入成都市的高新西区，沿途的农耕景象已经逐渐被大兴土木代替：土地被铲平、高高的塔吊竖立起来、打桩机震动着地面……一方面，沿海城市土地、人力等成本持续上涨；另一方面，内陆地区发展经济的迫切需求，使得原先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设厂的企业纷纷西迁。从成灌快铁红光站往南3公里，坐25元的“黑的”，就来到合作镇，全球第一大电子代工厂富士康便落户于此，这是四川省有史以来引进的最大项目。

成都市在2009年10月和富士康正式签约，第二年7月，富士康的iPad项目在成都正式投产。当时，郭台铭宣称，2013年成都生产的iPad将达到1亿台，富士康5年后用工量将达50万人，年产值6000亿元。为此，成都市政府大开方便之门，在土地、税收上为其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

来的不仅仅有富士康。全球第二大笔记本电脑代工厂台湾仁宝(2010年营业额293.39亿美元、2011年《财富》500强排名第339位)也从苏州搬到成都；2011年2月，世界知名笔记本电脑代工企业台湾纬创集团(2009年营业额171亿美元)投资5亿美元在成都双流县建厂。富士康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也纷纷跟随着它的脚步，在成都设厂 。

2010年国庆节，四川自贡人王强开着花了11万元买来的大众朗逸，从广东东莞出发，途经湖南、贵州，耗时32小时，抵达成都。追随着富士康西迁的步子，他举家搬回成都，告别了已经打工十多年的广东。

穿着白衬衣的王强，32岁上下，外表看起来清瘦、干净。他在台资企业正隆纸业工作了整整10年，从最普通的底层工人做起，已经升到了经理级别。有着50多年历史的台湾正隆纸业是台湾最大的纸业集团，是富士康的配套企业，双方合作已经有十几年历史，正隆纸业负责为成都富士康生产的iPad提供外包装盒。

正隆纸业成都公司位于双流县西航空港开发区，两层半的厂房掩映在绿树丛中。厂门口贴着一副对联：“事业兴旺步步高，前程似锦年年好。”横批：“百业兴旺。”工厂内机器隆隆作响，苹果迷熟悉的白色iPad包装盒，一个接一个地走下流水线，从这里出发，送到38公里外的富士康成都工厂，装上iPad，开始它的全球之旅。

而在东莞租房住了十多年的四川人王强，终于回到了故乡。他在距离工作地点10公里的双流县城，买了房，安定下来。

从东至西，2000多公里的路程。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产业转移，终于让中国三十多年恒定不变的、由西向东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发生了逆转。劳动与人力资源专家、四川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郭正模教授对我说，目前四川省的省内务工和省外务工劳动力输出已经从4:6变为5:5。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为中国的沿海发展战略，引起劳动力由西向东的跨区域转移—这就是第一波民工潮。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劳动力的流动从原先的限制变成全面开放，由政府主导进行大规模输出，四川每个县都有劳务输出办。输出分为省内务工输出(即省内跨县市输出)及省外务工输出。2005年，四川劳动力总输出达到峰值，共2300万人，其中省外务工输出为1300万人，集中于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唐和山东等渤海湾地区。

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四川进行灾后重建，以高速公路、铁路建设为主的基建投资力度明显增加，省外务工输出比例开始发生下降。到了2010年，以富士康为首的企业从沿海转移到四川，标志着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投资环境明显改善，省内务工与省外务工输出比例会逐渐变成对半开。郭正模教授说，5:5这一比例在“十二五”期间将逐渐演变为6:4。

“考虑到一部分省外务工的劳动力已经在当地城市结婚生子，6:4这个比例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趋于稳定。”

“我来做什么？”

成都的夏天历来多雨。细雨蒙蒙的早晨，经营简易早餐，比如煎饼、稀饭、小笼包的小贩们，披着雨衣守在成都高新西区西南公寓一期门口。数十辆红色的三轮摩托车也候在那里。

清晨6点半，公寓亮起了一盏盏灯，工人们陆续起床、洗漱，弄出明显的响动。走出公寓的人们的脖子上大多挂着工牌，脸上的睡意还未完全消退。男员工多数穿着胸口印有富士康科技字样的藏青色短袖T恤，女工的T恤则是深红色的。

有的人结伴乘摩托车离开公寓到工厂，一趟5元钱，而绝大多数人选择步行，因为工厂就在两公里外。上班的队伍蜿蜒两公里，工人们成群结队涌入富士康科技园南门。这一蔚为壮观的景象至少要延续半小时以上：在这段时间里，路人放眼望去，这条上班的队伍看不到头尾。与同时，满载着工人的公交车也开了过来—每天早上，有几百辆公交车以一定间隔自9公里外的德源镇开来，运送工人到厂区。

富士康的工人共有三处聚居地：西南公寓、西北公寓以及德源镇。普工住在这三地由当地政府修建的青年公寓里，每个月要出80元的房租费。线长、组长们大多住在合作镇上的西南公寓，因为这里离厂区更近、步行到富士康厂区不到2公里。而更高级的管理层，则和当地农民一块住在3公里外的合作镇顺江小区—顺江小区有着当地19个村的农民安置房。目前，西南公寓住了两万人，西北公寓住了一万多人，德源镇至少有五万人—这个镇上目前的居民全是富士康工人，只有极少数原住民还留在当地。

初步估算，目前富士康有8万多工人(富士康每天都在新增工人，8万是截至2012年5月的估算数字)，这部分工人分为白班和夜班两班倒—对按照30万工人来规划的工厂来说，这一数目还远远不够。富士康迫切需要劳务公司和政府来帮助其解决工人问题。而截至2012年4月15日，在成都开展业务的世界500强公司已达到215家，制造业、生物、化工占大多数。产业迁移彻底盘活了成都的劳务市场，近三年来，这个市场上增加了上千家劳务公司，劳务行业本身的新增岗位就达上万个。

富士康是四川省的“一号工程”，四川省政府承诺以行政方式来满足它的劳动力需求。政府指派每个市都要完成招工任务，每个县都分到了几千工人的招工名额，因此，像“抓壮丁”一样，乡镇干部协助招工，并且亲自带队将大批工人送到富士康上班。

据一家劳务公司负责人江总透露，由政府主导成立的富士康招募办，按照省、市、县、乡镇四级，层层分配任务下去，凡是劳务公司带一个工人来富士康，就由政府支付1200元的报酬。

龚星，中专毕业，20来岁，是四川泸州人。他已经在富士康干了一年半，2010年国庆他在深圳富士康接受培训。2011年春节前，他和他的伙伴们乘坐二十辆大巴，从深圳赶回成都。在路上，大巴白天黑夜都未停歇过，到饭点才停车二十分钟让大家吃饭。这趟连续30个小时的旅途，弄得龚星他们疲惫不堪。

这些劳务公司也在沿海一带挖人，比如，深圳每月会输送一万人至成都。四川的职业学校学生出来实习，主要也都安排到富士康。来自湖南的吴冕，今年20岁，5月底刚刚抵达成都。他原本是在富士康深圳工厂工作，富士康动员厂里工人支援成都。凡是报名参加的工人，富士康给其报销火车票，并一次性报销100元的日用杂费以及120元的饭钱。与他同行的有一百多人，来成都富士康支援三个月。

我在西南公寓附近的一个小区，遇到了胡萍和杨松。他们是老乡，都来自川黔滇三省交界的一个山区县。胡萍是个瘦小、活泼的女孩，一米五刚出头，紧身牛仔裤裹着瘦得像麻秆的腿。她只有16岁，读完初中就来富士康打工。而杨松个头跟胡萍差不多，沉默寡言。我和胡萍闲聊了一个半小时，他在旁边总共说了五句话—他是高一辍学后到富士康工作的，未满18岁。

2011年12月，杨松背上新买的几件衣服，兜里装着父亲塞给他的五百元，从家里出发，坐在父亲的嘉陵摩托车后座上，赶到40公里外的县城。在那里，县政府就业服务中心的大巴正等待着杨松和与他相似的年轻人们。他们将搭乘大巴，去成都富士康做工人。

杨松的工作是打开iPad面板检查。他需要穿防辐射的衣服，这种衣服像航天员的制服一样，是全封闭式的，眼睛、鼻子都包裹在面罩里。杨松一天要穿防辐射服近十个小时，又热又憋气，他向父亲抱怨，这衣服穿起来“真恼火”。

胡萍则是让她的干爹(在四川，让孩子认干爹干妈是常见的习俗)送到成都的。他们晚上7点从县城出发，坐了一夜车，在早晨抵达成都荷花池车站。胡萍第一次坐时间这么久的长途车，下车的时候晕沉沉的。

当时天还不是很亮，雾气蒙蒙的，成都的高楼在雾中半隐半现。

当时，胡萍的脑子里空空一片。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她忽然感到有点迷茫：“我来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