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火车北站登上成灌快铁(成都至都江堰)的“和谐号”动车，花17分钟就能到达成都西北部的郫县红光镇。动车飞驰，车窗外闪现的沿途风景十分类似：一片又一片的白色厂房，间或夹杂几块绿色的田地。

成灌快铁正好穿过肥沃的川西平原。据说，这里的土地“随便撒下一把种子就能长出庄稼”，但从2003年起，这一地区被划入成都市的高新西区，沿途的农耕景象已经逐渐被大兴土木代替：土地被铲平、高高的塔吊竖立起来、打桩机震动着地面……一方面，沿海城市土地、人力等成本持续上涨；另一方面，内陆地区发展经济的迫切需求，使得原先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设厂的企业纷纷西迁。从成灌快铁红光站往南3公里，坐25元的“黑的”，就来到合作镇，全球第一大电子代工厂富士康便落户于此，这是四川省有史以来引进的最大项目。

成都市在2009年10月和富士康正式签约，第二年7月，富士康的iPad项目在成都正式投产。当时，郭台铭宣称，2013年成都生产的iPad将达到1亿台，富士康5年后用工量将达50万人，年产值6000亿元。为此，成都市政府大开方便之门，在土地、税收上为其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

来的不仅仅有富士康。全球第二大笔记本电脑代工厂台湾仁宝(2010年营业额293.39亿美元、2011年《财富》500强排名第339位)也从苏州搬到成都；2011年2月，世界知名笔记本电脑代工企业台湾纬创集团(2009年营业额171亿美元)投资5亿美元在成都双流县建厂。富士康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也纷纷跟随着它的脚步，在成都设厂 。

2010年国庆节，四川自贡人王强开着花了11万元买来的大众朗逸，从广东东莞出发，途经湖南、贵州，耗时32小时，抵达成都。追随着富士康西迁的步子，他举家搬回成都，告别了已经打工十多年的广东。

穿着白衬衣的王强，32岁上下，外表看起来清瘦、干净。他在台资企业正隆纸业工作了整整10年，从最普通的底层工人做起，已经升到了经理级别。有着50多年历史的台湾正隆纸业是台湾最大的纸业集团，是富士康的配套企业，双方合作已经有十几年历史，正隆纸业负责为成都富士康生产的iPad提供外包装盒。

正隆纸业成都公司位于双流县西航空港开发区，两层半的厂房掩映在绿树丛中。厂门口贴着一副对联：“事业兴旺步步高，前程似锦年年好。”横批：“百业兴旺。”工厂内机器隆隆作响，苹果迷熟悉的白色iPad包装盒，一个接一个地走下流水线，从这里出发，送到38公里外的富士康成都工厂，装上iPad，开始它的全球之旅。

而在东莞租房住了十多年的四川人王强，终于回到了故乡。他在距离工作地点10公里的双流县城，买了房，安定下来。

从东至西，2000多公里的路程。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产业转移，终于让中国三十多年恒定不变的、由西向东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发生了逆转。劳动与人力资源专家、四川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郭正模教授对我说，目前四川省的省内务工和省外务工劳动力输出已经从4:6变为5:5。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为中国的沿海发展战略，引起劳动力由西向东的跨区域转移—这就是第一波民工潮。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劳动力的流动从原先的限制变成全面开放，由政府主导进行大规模输出，四川每个县都有劳务输出办。输出分为省内务工输出(即省内跨县市输出)及省外务工输出。2005年，四川劳动力总输出达到峰值，共2300万人，其中省外务工输出为1300万人，集中于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唐和山东等渤海湾地区。

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四川进行灾后重建，以高速公路、铁路建设为主的基建投资力度明显增加，省外务工输出比例开始发生下降。到了2010年，以富士康为首的企业从沿海转移到四川，标志着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投资环境明显改善，省内务工与省外务工输出比例会逐渐变成对半开。郭正模教授说，5:5这一比例在“十二五”期间将逐渐演变为6:4。

“考虑到一部分省外务工的劳动力已经在当地城市结婚生子，6:4这个比例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趋于稳定。”

“我来做什么？”

成都的夏天历来多雨。细雨蒙蒙的早晨，经营简易早餐，比如煎饼、稀饭、小笼包的小贩们，披着雨衣守在成都高新西区西南公寓一期门口。数十辆红色的三轮摩托车也候在那里。

清晨6点半，公寓亮起了一盏盏灯，工人们陆续起床、洗漱，弄出明显的响动。走出公寓的人们的脖子上大多挂着工牌，脸上的睡意还未完全消退。男员工多数穿着胸口印有富士康科技字样的藏青色短袖T恤，女工的T恤则是深红色的。

有的人结伴乘摩托车离开公寓到工厂，一趟5元钱，而绝大多数人选择步行，因为工厂就在两公里外。上班的队伍蜿蜒两公里，工人们成群结队涌入富士康科技园南门。这一蔚为壮观的景象至少要延续半小时以上：在这段时间里，路人放眼望去，这条上班的队伍看不到头尾。与同时，满载着工人的公交车也开了过来—每天早上，有几百辆公交车以一定间隔自9公里外的德源镇开来，运送工人到厂区。

富士康的工人共有三处聚居地：西南公寓、西北公寓以及德源镇。普工住在这三地由当地政府修建的青年公寓里，每个月要出80元的房租费。线长、组长们大多住在合作镇上的西南公寓，因为这里离厂区更近、步行到富士康厂区不到2公里。而更高级的管理层，则和当地农民一块住在3公里外的合作镇顺江小区—顺江小区有着当地19个村的农民安置房。目前，西南公寓住了两万人，西北公寓住了一万多人，德源镇至少有五万人—这个镇上目前的居民全是富士康工人，只有极少数原住民还留在当地。

初步估算，目前富士康有8万多工人(富士康每天都在新增工人，8万是截至2012年5月的估算数字)，这部分工人分为白班和夜班两班倒—对按照30万工人来规划的工厂来说，这一数目还远远不够。富士康迫切需要劳务公司和政府来帮助其解决工人问题。而截至2012年4月15日，在成都开展业务的世界500强公司已达到215家，制造业、生物、化工占大多数。产业迁移彻底盘活了成都的劳务市场，近三年来，这个市场上增加了上千家劳务公司，劳务行业本身的新增岗位就达上万个。

富士康是四川省的“一号工程”，四川省政府承诺以行政方式来满足它的劳动力需求。政府指派每个市都要完成招工任务，每个县都分到了几千工人的招工名额，因此，像“抓壮丁”一样，乡镇干部协助招工，并且亲自带队将大批工人送到富士康上班。

据一家劳务公司负责人江总透露，由政府主导成立的富士康招募办，按照省、市、县、乡镇四级，层层分配任务下去，凡是劳务公司带一个工人来富士康，就由政府支付1200元的报酬。

龚星，中专毕业，20来岁，是四川泸州人。他已经在富士康干了一年半，2010年国庆他在深圳富士康接受培训。2011年春节前，他和他的伙伴们乘坐二十辆大巴，从深圳赶回成都。在路上，大巴白天黑夜都未停歇过，到饭点才停车二十分钟让大家吃饭。这趟连续30个小时的旅途，弄得龚星他们疲惫不堪。

这些劳务公司也在沿海一带挖人，比如，深圳每月会输送一万人至成都。四川的职业学校学生出来实习，主要也都安排到富士康。来自湖南的吴冕，今年20岁，5月底刚刚抵达成都。他原本是在富士康深圳工厂工作，富士康动员厂里工人支援成都。凡是报名参加的工人，富士康给其报销火车票，并一次性报销100元的日用杂费以及120元的饭钱。与他同行的有一百多人，来成都富士康支援三个月。

我在西南公寓附近的一个小区，遇到了胡萍和杨松。他们是老乡，都来自川黔滇三省交界的一个山区县。胡萍是个瘦小、活泼的女孩，一米五刚出头，紧身牛仔裤裹着瘦得像麻秆的腿。她只有16岁，读完初中就来富士康打工。而杨松个头跟胡萍差不多，沉默寡言。我和胡萍闲聊了一个半小时，他在旁边总共说了五句话—他是高一辍学后到富士康工作的，未满18岁。

2011年12月，杨松背上新买的几件衣服，兜里装着父亲塞给他的五百元，从家里出发，坐在父亲的嘉陵摩托车后座上，赶到40公里外的县城。在那里，县政府就业服务中心的大巴正等待着杨松和与他相似的年轻人们。他们将搭乘大巴，去成都富士康做工人。

杨松的工作是打开iPad面板检查。他需要穿防辐射的衣服，这种衣服像航天员的制服一样，是全封闭式的，眼睛、鼻子都包裹在面罩里。杨松一天要穿防辐射服近十个小时，又热又憋气，他向父亲抱怨，这衣服穿起来“真恼火”。

胡萍则是让她的干爹(在四川，让孩子认干爹干妈是常见的习俗)送到成都的。他们晚上7点从县城出发，坐了一夜车，在早晨抵达成都荷花池车站。胡萍第一次坐时间这么久的长途车，下车的时候晕沉沉的。

当时天还不是很亮，雾气蒙蒙的，成都的高楼在雾中半隐半现。

当时，胡萍的脑子里空空一片。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她忽然感到有点迷茫：“我来做什么？”

“要不是为了赚钱，谁来当工人啊？”

6月19日上午8点30分，位于成都高新西区双柏东一街的富士康招募中心门口已经聚集了四五十人。这些满脸稚气的年轻人排起长队，手上捏着身份证复印件，准备参加富士康工人的考试。两位来自宜宾的女孩叽叽喳喳地聊着天，抱怨着身份证复印太贵了，2元一张，被“敲棒棒”了(四川话，敲竹杠之意)。

招募中心门口停着三辆小车，车主掀开后备箱，里面放着一台使用蓄电池的小型复印机。复印机嗡嗡地工作着，车主手扶着后备箱车盖，盯着复印机，还一边斜瞟着远处。他像防贼一样警惕：“如果城管来了，就得赶紧跑，否则复印机会被没收。”

我跟着领取“富士康技工面试作业单”的应聘者鱼贯而入，招募中心的工作人员核对身份证，输入个人资料。他们再三提醒，这里只招收普通员工，底薪1550元。如果是大专以上的学历，请到富士康在成都市设立的人才交流部门面试。

富士康招收普工的条件有三：第一，初中以上学历；第二，16岁以上，40岁以下，男女不限；第三，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无传染病。招募中心提供的资料表明，6个月试用期及3个月考察期里，普工底薪1550元，加上加班费月收入2100-2800元。过了总共9个月的考察期之后，底薪1700-1800元，月收入达到2700-3300元。

接着是笔试，每个应聘者20分钟内在电脑上完成20道选择题，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分为语文、逻辑、英语、数学四类。我花了10分钟做完题目，闲着没事就把玩起自己的手机。旁边一位小伙子悄悄问我：“卧龙先生是谁？”有四个选项：刘备、曹操、孙松、诸葛亮，他以为是刘备，我告诉他是诸葛亮。

最后一轮是面试，主考官拿起我的身份证，问：“你年龄这么大(37岁)，普工每隔一个月就要上一个月的夜班，你受得了么？”我回答：“没问题。”最后他还是说：“你走吧，面试没有通过。”

也就是说，经过三个小时的排队、检查、笔试、面试，我被淘汰了。在楼梯口，我遇到一位高中毕业的年轻人，他也被淘汰了，淘汰的原因是他的“文化成绩太好了”—富士康不需要这样的普工。有一位身高1.7米的男孩穿着黑色的西装来应聘，脚上的黑色皮鞋已经有些破损。他是四川彭州人，18岁，一直在郫县打工。他也在面试中被淘汰了，原因不明，我估计可能和他穿着西服来应聘工人的职位有关。根据面试官们的经验，大概岁数大的人和文化成绩太好的人都未必会在普工单调乏味的岗位上做得长。

当我悻悻然地下楼的时候，通过面试的应聘者已经开饭了，食堂为他们提供一荤一素的免费午餐：蒜薹肉丝、宫保鸡丁、炒绿豆芽、炒大白菜。之后，他们将进行三天的入职培训。排队领取免费午餐的年轻人们，笑嘻嘻地和伙伴聊着天，年轻的面庞因兴奋而发红。

半年前，胡萍也是在这里通过了面试。

我第二次见到胡萍的时候，她带着我四处转悠。她扎着长长的马尾，穿着灰色的连衣裙、白色短外套，深红色的裤袜，挎着一个黄色的人造革单肩包。这身打扮让她突然成熟了十岁。

胡萍的手机是NCKIA(注意，不是NOKIA)，和iPhone差不多大小，黑色机身，宽屏。这是前一个手机被偷后，别人送给她的。她去成都市区玩的时候，被人撞了一下，钱包手机就没了：“我以前的手机很经摔，以前追赶人的时候，我把手机扔出去砸他，掉在地上还摔不坏。这个手机，掉在地上就四分五裂。”

胡萍的家在云贵高原边缘山区的一个小镇，她家离镇上没有公路，得步行两小时，这个镇盛产白酒，全是山路，一下雨就被雨水冲得坑坑洼洼、泥泞不堪。村小学离家有一个多小时的路，每天步行上学。胡萍读初中就离开家了，初中是在县城读的。县城初中一学期的住宿费几百元，胡萍家交不起，因此她寄宿在干爹家。

她父亲是自学成才的兽医，比我还小半岁。胡萍的父亲就像赤脚医生一样，靠着上门给农户养的家禽、家畜看病养家糊口。靠着这份工作，他一年能挣几千元，收入高的时候能赚到上万元。他希望胡萍也学兽医，但胡萍觉得又脏又累，不愿意。胡萍是大女儿，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

胡萍2011年考取了当地的高中，但没有去读。她嫌读书太累了，练习册堆得老高，做作业做到半夜，一两点才能睡觉。父亲想让她学幼师，说哪怕贷款也要让她读。胡萍反驳道，读出来没工作怎么办？把钱浪费了。

父亲拗不过胡萍，同意她到成都打工。开始实习了一个月，胡萍就喜欢上这个地方。她一点也不想回家，连过年也没有回去。

胡萍性格开朗，常为朋友排忧解难。那些十八九岁的男孩都叫她“萍姐”。大多数男孩的烦恼是失恋。胡萍开导他们：“这个世界上女孩子多得很，干吗吊死一棵树上？你再不开心，看我怎么收拾你！”

她说：“他们活得好累，我没心没肺，对这些事没想过，开心就好。”

富士康的工人进入车间前，要将自己的手机、钥匙以及带金属扣的皮带等放入专属的柜子。过安检的时候，全身上下不能有一点金属，包括金属拉链、金属皮带扣、硬币。工厂会发带有粘扣带的皮带。为了防止盗窃资料，富士康有严格的安检制度。手机、MP3、U盘、相机等都禁止带入厂区。

进入车间的工人需要穿防静电的衣服和拖鞋，车间极其干净，随时有专门的清洁工人拖地。如果是无尘车间，那还得穿上特制的工作服，将全身上下都包裹起来。富士康的制造工序分得非常细致，例如生产iPad的最后一环—包装，就分为充电、下载专用程序、贴编码、外观检验、覆膜、放附件进盒子、放iPad进盒子、合上包装盒盖子等32道工序，从第一道工序到最后一道工序，耗时约20分钟。

胡萍的工作是把数据线放进包装盒里，5秒内完成一次动作，每天重复5000次，一共做2.5万秒，约7个小时。工人每工作两小时，就能休息10分钟。

这一切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在足球场那般大的车间里，十二条生产线以刻板的速度移动，端坐于流水线旁的工人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拿起、放下、拿起、放下的机械单调的动作。

在富士康，工作强度虽然大，却还没有达到难以承受的地步。过去富士康每个月加班一百多个小时，在被工人投诉之后，2012年工厂进行加班管控，每个月加班限制在40小时-80小时以内。富士康周一至周五的加班工资为正常的1.5倍，周末为2倍，法定节假日为3倍。有不少工人都告诉我，他们更喜欢以前加班多的日子，因为加班多赚钱多。5月25日，我在西南公寓二期门口的公交站，问到一位背着行李准备离开富士康的四川广安籍工人，他辞职的原因是“加班太少”。

他说：“如果不是为了多赚点钱，谁来当工人啊？”

富士康实行两班倒，工人上一个月白班，再上一个月夜班。正常情况下，工人8点上班，5点下班，中午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吃饭。每层车间就有一个食堂，吃得快的话，工人还能回到工位上打个盹。5点之后再加班两个小时，7点下班。平均每周能休息一天。

说实话，富士康的工作条件比我见过的绝大多数工厂强多了。我认识的一位工人在同在成都高新西区的旺旺工厂打了三个月工，每天7点起床洗漱，7点45分到工厂。每天上班时间是早晨8点到晚上8点，中午只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每月15天白班，15天夜班，休息就得请假扣钱。晚上8点回到宿舍打10分钟电话就睡觉。

前述劳务公司负责人江总说，富士康的到来，将工价抬高了，对其他厂冲击很大。按照成都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1050元。旺旺按照标准工时方式计薪，月收入大概是2200-2600元。富士康2011年的底薪是1350元(普通员工)，2012年涨到了1550元，算上加班收入，税前收入在2100-2800元。根据不同工种，富士康每月给予工人高低不同的补助，例如镭射车间的工人补助为240元，而胡萍的补助是103元。另外，富士康为工人交住房公积金、社保。

胡萍把她的工资单给我看。像大城市里的公司一样，工资单是由电脑打印的、密封着的，只能由本人拆开查看。

胡萍的加班费分为：正常工作日(周一至周五)加班23.5小时，加班费314元；法定节假日加班10小时，共267元；周末休息日加班27小时，加班费481元。

不过，工人在富士康工作，精神压力很大。富士康执行管理标准堪称“严苛”：工作时不许说话；不许未经过上级同意直接离岗；有些男孩犯了烟瘾，向上级请假去车间外的吸烟区抽烟，最多只能离开15分钟。厂区禁止随意走动，被稽查员抓住，就记过。有些工人会买好烟偷偷塞给稽查员，请其高抬贵手。

车间也随时有稽查员来巡视，拿着相机拍下说话、睡觉的人。小过就警告，大过三年不加薪。稽查员被工人叫做“8S”，是他们最讨厌的一群人，胡萍所在车间有不少人就因为被拍下违规行为被开除了。

一名“8S”笑眯眯地问胡萍：“你看我们像不像土匪？”胡萍直接呛他：“你们本来就是土匪。”

富士康有一套极其严密的等级制度：普工、物流员、全计员、线长、组长、课长、专理、协理、副经理、经理、部长……还有台湾干部和大陆干部之分，基本上大陆干部做到经理的位置就到头了。

懂行的人可以一眼就从工人的服饰上看出等级。例如，普工和物流员都是蓝色的帽子，但在样式上有差异。物流员负责回收流水线上的不良品，属于储备干部。普工之上、生产线上最基层的管理岗位是全计员，全计员的帽子是白色的。“8S”在富士康的管理体系里是个特殊的岗位，它从编制上看与组长平级，但权力比组长大，能开除人，在工厂中扮演类似警察的角色。不过，工人们也有对付“8S”的办法。“8S”在车间里是露着脸的，而工人们戴着帽子、口罩，只露一双眼睛。在德源宿舍区，一位“8S”晚上被几名工人揍得鼻青脸肿，工人一哄而散，他也没有看清是谁。第二天他上班，车间里有的工人还故意问他：“哇，你眼睛为什么是肿的？”

在聚集了数万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地方，打架是司空见惯的事。一位工人在车间里骂一名女工，女工哭了。其他工人看不过去，要他道歉：“只要说声对不起，我们还是兄弟。”那名工人拒绝了道歉，说：“要不打一架？”

他们约在厂门口打架，各自叫了几名帮手。拒绝道歉的工人两下子就被狠狠打倒在地上。

6月4号晚，有多名工人在西南公寓一期门口发生纠纷，惊动了防暴警察，挨个宿舍搜人，带走了十来个参与打架的工人。几天后，外媒爆出了所谓“成都富士康员工骚乱”的消息。6月7日，成都高新公安分局通过微博通报了调查结果：6月4日晚，成都富士康员工杨帆等7人在附近餐馆吃饭，因嫌老板夫妻争吵很烦，遂借酒劲砸坏餐馆物品，与老板发生争执。一在场人员报警后，7人遂边喊“打人了”边跑向公寓，引发员工100人左右起哄和抛掷杂物。警方当晚留置酗酒滋事人员4名，经批评教育后于次日早上送回公寓。事件过程中无人受伤。

大多数年轻工人像胡萍一样，家在农村，刚刚完成义务教育就出来打工。富士康意识到必须为这些90后的年轻工人寻找到宣泄情绪和互相交流的场所。他们的办法是在西南公寓二期里专门把一幢四层高的小楼辟为活动室。活动室的墙上画着各种有趣的图案—甚至有西方国家流行的街头涂鸦。活动室里可以阅读、下棋、看电视、打乒乓球等。晚上，一群年轻男女跟随着健身教练跳健身操。

我进到活动中心看了看，在里面玩的工人并不多—年轻人大多还是喜欢上网。在西南公寓外的商业街上，每到晚上8点过后，人声鼎沸，除了餐馆，就数网吧的生意最好。就在6月4日工人发生冲突时，一个我认识的工人说与其这样，不如干脆将门一关，在虚拟世界里“打架”—当时，外面人声鼎沸，他则在YY(一种游戏玩家常用的语音聊天工具)上招呼上百名朋友在网络游戏里PK。

“只要有人气，就会有财气”

西南公寓位于成都市高新西区合信路，离富士康厂区不到2公里，共三期。一期、二期工人已经入住，三期尚在修建。公寓排在马路边，一幢接一幢，大约有三公里长。灰色墙面的公寓18层，每层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格子间—又被称作“笼子楼”，阳台上晾满了衣物。人站在楼群下放眼看去，上百幢清一色的铁灰高楼密布于前，顿感到头晕目眩。

在西南公寓的对面，仅隔着一条马路，就是正在修建的“龙湖·时代天街”—一家号称亚洲最大的商业旗舰中心，集娱乐购物为一体。广告牌上印满了那些城市白领耳熟能详的名字：星巴克、ZARA……城市的诱惑每天都竖在这些工人的眼前。

西南公寓每间房大约有18平方米，共600多个工人居住；有独立的卫生间，提供热水，可淋浴。公寓由政府修建，提供给富士康租用。住在公寓里的工人，每个月的工资会被扣掉110元，其中80元房屋租金、30元水电费。

工人宿舍大同小异，何涛宿舍里唯一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放着三台电脑、一台小型服务器。一台电扇呼呼地转着，驱除房间里的闷热潮湿。

何涛长得白白胖胖，身高1.73米，体重188斤，脸上总是挂着孩子气的笑容。他书卷气很浓，性格爽朗大方，说话有条理，在一群工人里显得十分与众不同。

何涛也在包装车间，做外部检测，在10秒内检视一台iPad外观是否有划痕。他和胡萍面对面地坐，隔着一条流水线。胡萍叫他“胖哥”。

何涛是四川南充人，中专学历。他不过24岁，经历却很丰富，曾经和同伴跑去山西大同开过网络公司，做网络维护。第一个月，他们每顿饭就是两个馒头一碗水，饿得皮包骨。第二个月，公司开始有进账，大家吃得起饭了。从第三个月起，公司每个月有10万元的收入。最好的时候，他们给100家网吧做网络维护。但好景不长，有竞争对手举报他们没有工商执照，结果罚了50万元。后来何涛去了宜宾一家中专做计算机老师，2011年5月，他带着毕业生们踏上向东的路途，去苏州的电子制造厂打工。学生们平均18岁，每个月能挣2800?3000元。但是工作累，还经常挨骂。他又带着20多名学生回到四川，坐了28个小时的火车，在成都火车北站附近的小旅馆住了一晚上—一个房间50元，四五个人挤一间。第二天，他们赶到富士康打工。

在工厂打工，何涛一个月到手的钱大概是2200元。他抱怨这一点钱还不够吃饭，成都的物价比苏州高：苏州一碗红烧肉8元，这里要12元；苏州一份炒饭4元，这里要6元。“贵得要命。”他说，“但成都比苏州好的地方就是离家近，只要放3天以上的假，大家都可以回家玩。”

何涛有外快，宿舍里的服务器是他自己买的，花了7000元。他在宿舍里架设了一个小型局域网，速度很快。何涛也经常帮助工人们解决电脑、网络问题，多数时候，他通过QQ远程提供服务，收取一定费用。他还与一位电脑经销商签了合同，以低于市场价卖电脑给工人以及附近的公司。每台电脑他可以赚200元。

封闭的工作环境、枯燥机械的工作，加上赚钱、成家这样的现实问题，很多工人都有负面情绪，一时又无法排解。不光是90后，性格稍微内向的工人，放松方式基本也是打游戏—因此公寓方面对何涛的生意也比较支持。

半年时间，何涛已经卖出100多台电脑，其中40多台卖给了工人。最近有家酒店找上门来，要200台电脑，这笔生意可以让他赚上好几万元。他在富士康的工作，成了他的社交平台。何涛掩不住兴奋地说：如果他有10万元，就到德源镇搞网络去，那里工人多，需求大，一下子能挣几十万元呢。

我和何涛分手时，他说：“和你聊聊天，我的心情痛快多了。”我问他，工人们的上级是否比他们轻松？何涛摇摇头，他说管理层的压力更大。

何涛提到了线长钟大伟。钟大伟是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四川广安人，长得特别精神，腰杆挺拔。他辗转中国四处打工，游历了云南曲靖、广东佛山、福建南平、江苏徐州等地，最后落脚在成都。

钟大伟2012年初在富士康做过2个月工人，觉得钱少，又在成都一家酒店做过领班，包吃包住，一个月2400元。现在，他又回到富士康，因为有过管理经验做线长。何涛说钟大伟的压力更大，线长是夹心饼干，上面的人压任务下来，下面的人又冲着他发牢骚。工人短缺，还得哄着工人工作，两头受气。

可是，钟大伟想得很清楚：做了线长就好好干，争取更上一层楼。他再也不想回到老家，相比之下成都的诱惑力大多了。

我和何涛聊完天之后，他还打了一个电话：“唐老板，过来吃个午饭吧。”他介绍我认识的这位唐老板 大名叫唐军华，1976年出生，比何涛、钟大伟大了一轮还多。他是四川简阳人，1991年就在深圳宝安打工，先当保安，一个月赚400元；后去东莞长安镇做裁剪，一个月赚八九百元；又去大朗镇毛织厂做烫衣工，这份工作做了15年，活计多的时候一个月赚5000元。2010年，他揣着20万元的存折，带着妻子和一对儿女回到了四川。

“孩子大了，还是要回家的。”唐老板说。

回到四川之后，唐老板在成都龙泉做过水果蔬菜批发生意，赚了十几万元，但打牌输掉了。他的妻子忍无可忍，跟他离了婚。女儿归唐老板，儿子归妈。在做了一阵子杀猪卖肉的生意之后，唐老板又买了一辆三轮车，从老家简阳拉农副产品到龙泉卖，简阳离龙泉50公里。

唐军华在富士康短暂地做过几个月的工人，他说刚进车间就觉得眩晕，四周窗户密闭，令人透不过气来。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慢慢适应。

“富士康收入太低，我这种成年人没法养家糊口。”唐老板现在买了一辆摩的，就在西南公寓门口载以前的同事，月收入3000至5000元—如果他打牌上瘾忘记出车的话，就挣得少一点。唐说，上半月生意好一点，一天能赚两三百元，因为工人刚发工资，但下半月生意不太好，工人的工资花完了，一天只能赚百把元—富士康的工人很多是月光族。

开摩的不是长久之计。这位精瘦黝黑的汉子一直在留意附近有没有生意可做。他望着旁边仍然在施工的富士康西南公寓三期，说：“等这里建完了，估计会有一些铺面出来，到时我再琢磨做一点什么生意。只要有人气就会有财气。”

2010年，随着沿海的一些企业西迁，工人也出现回流的现象。很多像唐老板和前面提到的王强这样的人，都回到了内陆的家乡。产业转移之后，他们的工资即便和在沿海时仍有几百元的差距，但刨除在外省工作产生的额外生活费—例如回家的路费，其实收入相差无几。并且，在家乡工作，这些工人能够就近照顾家庭。过去的劳务输出大省，农村人口结构严重失调，造成大量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以及妇女—劳动力的回流对于调节社会结构大有裨益。

加拿大专栏作家道格·桑德斯写过一本记录人口迁徙尤其是农村到城市人口迁徙的著作《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我们的未来》。他在那部书中批判了深圳这个移民城市的缺失。“政府在移民劳动者问题上的不作为，或者称作‘过度作为’更合适：致力于消灭贫穷、脏乱的城中村的同时，也剥夺了移民劳动者进入社会上层的通道，毁灭了他们有助于改善一家子生活的小店铺，一块在中国生活成本最昂贵的城市里的立足之地。”

政府没有帮助外来人口融入这个城市，而把他们当作吃青春饭的外来劳动力使用。外来人口在心理上没有安定之所，就要在不同城市间流动，造成了沿海地区的工人短缺。2008年春节后，有近200万的外来劳动力没有回到深圳—离开深圳的外来劳动力占了在深圳外来劳动力的18%，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深圳职位空缺的数字在2009年底达到70万。深圳市将当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从450元提高到750元再调高到900元，也没法吸引劳动力回头。2010年，又有数十万人离开深圳，导致深圳面临超过20%的工人短缺。深圳再次宣布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1100元。但到了2012年1月，成都市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1050元和它已经相差无几了。

郭正模教授说，深圳解决了稳定就业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定居问题。这是四川所需要避免的。产业转移已经让四川政府解决了劳动力稳定就业的问题，接下来是解决这些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的定居问题：如何获得城市户口？如何享有城市福利？

目前，成都定居的门槛很高：第一种相当于投资移民，在成都购买75平方米以上的独立私有产权住房，即可获得成都户口；第二种相当于技术移民，大学生就可以将户口转到成都。这两条都不适合我所遇到的普通工人。

郭正模教授认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根子，在于解决农民土地的产权问题。“离土不离乡”的农民，没法享受到城市福利，生活不稳定，土地就是他们最后的社会安全保障—至少有田种，饿不死人。

但是中国的问题恰好在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产业产权不清晰；农民宅基地使用权不能随意转让，大量农村的房子空弃、荒废。如果能够明确农民土地产权，允许其转让，他就可以通过土地换取一笔收入，将这笔收入用于购买城市的房子，成为城市人，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就业，享受城市福利。

“现在来自农村的第三代产业工人，不知种地为何物，像城里人一样生活，或在城市边缘地带生活，却融入不了城市。”郭正模教授说。这些90后的工人受不了父辈吃过的苦，经常打工几个月就辞职，钱花光了再打工，成了城市中不稳定的流动人口的一部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这部分人市民化。现在他们已经有了工作，市民化的核心是解决居住和户籍问题。”

“这些都是钱啊！”

成都富士康在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内，每天早7点至晚7点，车厢上印着“海关监管”的货车一辆接一辆轰隆隆地开出工厂。富士康厂区南北长1公里，东西长2.5公里，分为B、C、D三个区。在这个厂区未完工前，富士康曾借用高新西区的厂房，即A区。2011年4月，富士康厂房发生爆炸事故，就是在A区。事故之后，A区交还给当地政府，富士康全部搬迁到B、C、D三个区。

A区属于红光镇，B、C、D区属于合作镇。两镇以成灌快铁为界线。

合作镇原本是个破旧不堪的小镇，镇上只有一条沥青路。2005年，政府就开始动员农民搬迁，以便将这块地改建为工业区：推土机开进来，塔吊竖起来，平整的公路将巨大的空地分割成一块一块的，农民则搬进了政府修建的安置房。当时有人还在空地上种种田，等到了2008年，政府开始大规模地推平田地、修建厂房。

“2009年？2010年，这地方的施工达到高潮，竖立着100多个塔吊，入驻了近3万名建筑工人。”合作街道办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卢庆告诉我(合作镇现在已经更名为合作街道办)。

在西南公寓附近，是一块名叫“阳光地带”的地方。临街是一排墙皮粉刷成黄色的楼房，因为质量不好，墙皮已经脱落不少，露着大片的白色墙面。这个地方是附近工人、农民以及学生的消费中心，有农民开的“商务酒店”—条件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的招待所，还有红旗超市、水果店、蛋糕店、茶馆、网吧和几十家大排档。每逢饭点，这里呼朋唤友、觥筹交错之声此起彼伏。

这里原先是属于合作镇清水村和附近几个村的土地。距离它不远的地方是安置房顺江小区。合作镇19个村，共2万多名村民，绝大多数住在顺江小区里。

2003年，清水村村民年收入不过三五千元，村上唯一的企业是一家油厂。大部分村民靠着种地、养猪、养鸡为生。农闲时，去镇上或者其他地方打一点零工补贴家用。2005年10月，拆迁开始。政府给出拆迁赔偿是：平房按照每平方米80元的价格补偿、楼房则是每平方米120元，征收地是一亩几万元—有说4万多、也有说9万多的。凡是满18岁的村民，都由政府买社保。四十五岁以上的村民，政府花30050元一次性买断社保。50岁以上的村民每月能领取退休费800多元，60岁以上的则是1000多元。对于青壮年劳动力，政府有鼓励就业的政策，每个月补贴400元。

一位在“阳光地带”干保洁的女士说，她家五口人，分到了两套房：一间套二、一间套一。她今年48岁，再过两年就可以领退休费了。她的大女儿26岁，在成都一所私立学校当老师，儿子20岁，在贵州给做安装变电站生意的大伯打工。丈夫是南充人，入赘到她家，现在在顺江小区搞绿化，一个月一千多元。她自己一个月不到一千元。保洁女士笑眯眯的，对现在的生活心满意足。

“阳光地带”最好的餐馆是“土连锅”，每晚餐馆里坐不下人，得在院子里摆上十来张大圆桌。

“土连锅”老板耿洪波，1976年出生，身材明显发福，脸上总是带着生意人的和气笑容。2005年拆迁的时候，他家房子加土地，政府总共赔了20多万元。这些钱，耿父一股脑拿给儿子去开餐馆。耿父说：“我这一辈子连十万块都挣不了，没想到还能看到这么多钱。”

耿家当初特别穷，平房只有两间，大的一间是客厅兼卧室，全家人的活动场所，放了两张床。小的是厨房，还搭了一张床，一到下雨天，房子还漏雨，经常把被子打湿。

1992年，耿洪波初中毕业之后，就跟着姐姐去广东打工，一个月100多元。谈起那段经历，他摇摇头说不好混，辛苦不提，还被工头克扣工钱。打了两年工，就回到四川学厨师，一直在餐馆里打工。直到2005年，拿到拆迁赔偿款之后才有机会独立创业。

政府为安置户提供一年期的创业无息贷款，耿洪波贷了5万元。从2005年在郫县犀浦镇开第一家餐馆开始，至2012年，他已经开了四家店，雇佣了近百名员工，每月工资开销有二三十万元。

“土连锅”阳光地带店是耿洪波的第二家店，当时旁边是一家做模具的工厂。工厂准备搬走，原来的店主知道，但耿洪波不知道。2009年6月，耿支付了15万元的店铺转让费。很多人都笑他：“这个胖子怎么这么蠢呢？”

谁也没料到富士康会来。

饭馆开业的第三个月，富士康的先头部队来了，耿洪波饭馆的生意一下子爆满。他跟着员工去富士康的工地送饭，车间如蚁穴，一个个在他眼前排开，建筑工人像忙碌的蚂蚁般进进出出。

耿洪波激动起来：“这些都是钱啊！”

他的生意火爆至今，但从2011年9月起，阳光地带的餐馆生意回落，原来一天一万元的营业额，降到了八千元。耿洪波觉得糊涂，拉着富士康的工人打听原因。工人说：“我们老板的老板要死了，厂里没生意，一个月才一千多元钱，只能啃方便面了，哪里还有钱吃饭呢？”

工人口里的“老板的老板”，就是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他们所生产的iPad即来自于这家公司。乔布斯在2011年10月去世后，餐馆的生意持续不好，直到今年2月才恢复到每天营业额一万元。我觉得很奇妙，一个美国人的生死，影响着一家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餐馆的生意。这是全球化最形象的写照。

耿洪波希望到2017年，自己能开8家餐馆。8是他人生的吉祥数字—而他已经成了当地的传奇。

一路向西

2012年6月21日上午，我从成都出发前往胡萍和杨松的家乡、川黔滇三省交界的一个县城，11个小时后，我在下午5点抵达目的地。

这个小县城四面环山，几乎没有什么大块的平地，每步行一两百米就得爬坡。从县客运中心到县宾馆，不过300米的距离，摩托车载着我在几乎成70度的坡上俯冲下去。

6月22日上午9点，我从县城客运站坐车到龙石乡—杨松的老家。汽车一路沿着盘山公路向上盘旋，当天下着大雨，雾气在车旁缭绕不散，路边碧绿的玉米田时隐时现。40公里的路走了两个小时，杨松父亲杨定泉已经在下车点接我了。

雨下得更大了，杨定泉骑着嘉陵摩托车载着我在坡道上俯冲，我撑着伞，伞被吹得东倒西歪的。经过两道坡，再拐过三道弯，车停了。然后我们步行从路边往下走了48级青石板梯子，就到了杨松的家。

这是个大院子，原先住了9户人家，现在只剩下了两户，其他的人都搬到了泸州市、成都市郊区。有户人家的孩子，读了西南交通大学，在资阳市交通局工作，一个月七八千元，在资阳买了房、安了家，全家人也搬到了城里住。

这家人是杨松一家向往的榜样。杨定泉说：“等我大儿子读了大学，出来也不会比他家差。”杨松家是三间瓦房，黄泥砌的墙已经被柴火熏得灰黑。家里14英寸的松下彩电，是六年前买的二手货，花了300元。中意牌电冰箱是3年前花了1500元买的。家里最值钱的物件是杨定泉骑来接我的嘉陵摩托车，花了他7000元—这里山高路险，摩托车的性能必须好一点。杨定泉今年50岁，妻子44岁，长年在地里劳作，风吹日晒，他们的皮肤黝黑，皱纹深刻，比实际年龄老了七八岁。

杨定泉的大儿子、杨松的哥哥今年是第三次参加高考。第一次，他考中了一家三本学校，嫌学费贵，学校也不好，放弃了；第二次，考中了太原工业学院计算机专业，他不喜欢这个专业，又放弃了，决定再复读一年，冲击重点本科。龙石乡2011年整个县也没有人考上清华北大，只有一名学生考上重本，能考上的最好大学是四川大学。去年9月，他的大儿子去了绵阳中学复读，那里据说一年能考上30多个清华北大的。

杨松是二儿子，他还有一位小妹在县城读高一。杨松成绩不好，老师劝杨定泉别让他再读高中了，杨定泉有个兄弟是村干部，富士康在招工，政府推荐，杨松就到了富士康。杨定泉的右手大拇指第一指节在多年前做木工的时候被锯掉了。现在，他依旧在做木工，给附近一家煤矿做装炸药的木箱，一个月能挣2000元。

杨家一年能收获三四千斤玉米，每斤1.5元。一部分玉米拿来换了大米，用于家里夫妻俩吃饭。大部分玉米用来喂猪，2011年家里养了4头猪，活猪一斤8元，总收入近1万元，用于支付小女儿的学费和家里的生活开销。现在杨家猪圈里养着两头200斤重的猪，还有4头二三十斤重的小猪仔。杨定泉做木工的收入，全部用于在绵阳中学读书的大儿子身上。为了节省开支，大儿子只在春节时候回了一趟家，杨定泉则从未去绵阳开过家长会。

大儿子是一家人的期望所在，是未来的顶梁柱。他对爸爸说，家里别修房子了，钱用在读书上，哪怕自己打工挣钱也要读一个好大学。

在我去杨家之前，6月10日端午节，杨松回了趟家。从成都郫县到龙石，他转了三道车，早上6点起床，晚上7点到家，花了13个小时。在龙石乡附近的硫磺厂，见到骑着摩托车来接他的父亲，他脱口而出：“爸！”

杨松的母亲对我说，自己特意做了炒腊肉、炒四季豆和煎蛋青菜汤，慰劳半年没见的二儿子。她心痛地念叨，人瘦了、头发长了。杨松反过来安慰她，在工厂干活就是时间长一些，没有做农活辛苦。原来在地里干活，挑猪粪，皮肤黑，现在坐在车间里，晒不着太阳，皮肤白了一些。

杨松这次回家带了2000元。这2000元，杨定泉要赶紧汇给远在绵阳的大儿子以及在县城读书的小女儿。

杨定泉告诉杨松，家里每年只能挣两三万，你哥哥要读书，你妹妹也要读书。你每个月寄1000元回家，支持一下哥哥妹妹。杨松爽快地答应了。

他还拿出自己的住房公积金卡给杨定泉看，并且告诉父亲，这上面就是他的房子钱，一个月要从工资里扣一百多元，以后买房子的时候能取出来。杨定泉复述他的话说，“干满15年就能买一套房子。”我怀疑这事不是杨松解释错误，就是杨定泉本人理解错了。

杨松的哥哥高考考了550分，四川省重本分数线是518分，大儿子希望填南京大学或武汉大学，我向杨定泉建议，他的大儿子以后肯定是家里的支柱，最好就上成都本地的好大学，将来和家里也有个照应。7月6日，杨定泉给我电话说，大儿子的前三个志愿分别是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以后肯定就在成都立足了。杨定泉希望大儿子在成都读书，小女儿以后也到成都读书，三个儿女都飞出山沟沟，都在成都或者成都附近安家。他让杨松先好好在富士康待着，等有机会再学技术转行。杨家一位邻居在资阳交通局，可以介绍杨松修车，但要花上一两万元。

他对大儿子强调说，十年后你有能力了一定要帮助弟弟。

在家度过短暂的假期后，6月17日早晨7点，杨松穿胸口印有富士康字样的藏青色短袖T恤，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背着背包，在龙石乡坐上车前往县城，打算到县城坐车到成都。隔着玻璃窗，杨松愉快地向父亲挥手告别。接下来他将一路向西，目的地是500公里外的成都富士康。

那里，有他和他家人的梦想。(文/全球商业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