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与“辍学”

崔瑾自己也没想到，她会成为第一个跳出来对这种模式说“不”的人。

崔瑾到现在还清楚记得，她第一次在创新工场见到李开复的情景。“办公室门外挤满了要找投资的人。他就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不开灯，一半脸隐在黑暗里。我问他怎么不开灯，他说，别的人都去吃饭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办公室里还有人。”

就在那一刻，已经准备出国留学的崔瑾决定加入创新工场，尽管听到薪水时她觉得“一下子回到了7年前”。她是李开复的老部下，李在微软时她是微软公关公司的公关经理，李在谷歌时她是谷歌的市场经理，每次李开复出去演讲，都是她陪同。

但几个月之后，身为市场总监的她，成为第一个被旗下孵化项目“挖走”的创新工场管理人员，变成“豌豆荚”的一位创始人。“工场太像一所学校了，每个工作人员就像学校里的老师。我从出校门就过着打打杀杀的生活，实在不习惯这样的氛围。”崔说。

变成“学生”的她，反而感到如鱼得水。“我们在创新工场一直不是个好学生。我们搬过好几次家。一开始我们的座位挨着工场平台，我觉得他们比较懒散，就软磨硬泡换到比较勤奋的应用汇旁边，后来点点进来更勤奋，我们又搬到点点旁边，再后来我们又是最早偷偷自己出去找办公室，搬离工场的。” 说这话时的她很得意。

与外界的想象不同，创新工场的“毕业”并没有一个正式的仪式，而是一个越来越多项目成立公司，自己出去找办公室而慢慢分崩离析的过程。坦白说，这不像是毕业，更像是“辍学”。

“豌豆荚”正式注册公司之前，工场的管理合伙人汪华，与崔瑾和豌豆荚的另一位创始人王俊煜，在楼前的酒吧里有过一次谈话，谈话的主题是界定创新工场在豌豆荚的股份比例。“他一直是我的上司，在我们心中本来就是创业导师。他一开口就谈工场对我们的情深意重，把工场定位于我们的创始人之一，结果最后谈完我们发现，创新工场占据的不是一般天使投资的10%之类，而是2倍、3倍甚至4倍。”

崔瑾说，在公司注册的最初一段时间，豌豆荚人经历过一段“严重的心理不平衡阶段”，“在产品方向，重大的运营商合作上，我们解决不了，我们是认可汪华、开复的价值的。但招人啊，处理工商税务这些事，我自己也能处理，我不觉得它值这么多钱。”

这也是创新工场“转型”的开始。知情人士对记者说，与豌豆荚同时期“毕业”的点心、友盟、应用汇，遭遇大概也都大致相同。

情理之间

“豌豆荚”的师弟，仍在创新工场某项目“孵化”的李文道（化名）说，创新工场本身作为一个创业公司，融一笔钱进来，只能10%用于自身，90%投放。但摊子太大，都是早期项目，远远没有到变现的时候。大摊子怎么把成本降下来？一是缩减开支，一是创收。但早早明晰股权的“同学们”对此的态度很鲜明，要钱可以，要股不行。

但有时候看到李开复微笑少了，日渐憔悴，也在办公室里端着饭碗跟所有人一起吃盒饭，李文道也觉得心里难过，“我们也为开复着急，他一直是多么斯文和温和的人啊。”

崔瑾有时也觉得心里酸酸的。豌豆荚刚刚搬家的时候，李开复去新办公室坐了一会儿，看到狭小的办公室，并没说什么，但临走时还是忍不住说，“给你们的钱够租一个大办公室啊。”

“后来大家也都想开了，没有开复，我们也许一辈子不会走在现在的道路上，愿赌服输吧。”崔瑾停顿了好一会儿，“虽然我们都已经告别了工场，但如果开复需要我回去，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回去。”

在李文道看来，“工场即便失败，也引领了一个时代”，“这么多年，中国互联网从没有一个时期，这么集中地涌现了这么多创业者，真的没有。创新工厂才两年，2000人，即便只留下30%创业，也有600人，在中关村这么大点的地方，是个奇迹。”

吴卓浩并没有这么多忧愁和烦恼。等装修完了，他将展开新的宏图。“未来设计师将主导公司和产品，我们将开创不同的商业模式。”他对工场的前景充满信心，“我们现在平台上有四十多个人，但预留了九十多个位子。我们的业务还会再翻倍。”(文/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