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关村一号”为始，以卸下桂冠而终，海龙的身影一直就是如此的斑驳。

滴水藏海。经时代的催生和利润诱惑，海龙将电子卖场与高科技宣教员浑然一体地融合。不过，三年来，“中关村一号”被京东商城、宏图三胞等家电连锁渠道商逼上了死角。众多IT卖场也遭遇了摊主大逃亡的窘境。走下神坛、失去符号意义的海龙，在这场有关卖场与商场的商业革命中，的确已经回天乏力。

鲁瑞清说：“海龙今天的困难将是其他的IT卖场的明天。”

难道这就是宿命？如果海龙没有错，那么谁是真正产业革命的主导者，谁又来为海龙埋单呢？

1999年的最后一天，海龙集团董事长鲁瑞清和高管们相聚于中央电视塔，那是当时北京最高的建筑。他们鸟瞰着中关村的方向，等待着新千禧年钟声的响起，心里隐隐感到“到海龙买电脑”即将成为一种潮流。

在暴利与“循规蹈矩的好管理”的促使下，那个年代的人们欣然地看待并接受着海龙所带来的一切。即使骗与被骗、上当与被上当的故事充斥着这个具有象征符号意义的IT卖场，但这似乎并不能阻止人们对其的狂热。

然而，从巅峰滑向深渊往往不是“呼”地一下到来，蹑着足尖的危机像一条黑曼巴蛇悄然而至。

从精神符号沦落成北京城的电子仓库，命运的沉浮让海龙彻底地站在角落里。纠结于卖场与商场之争的它，也逐渐被湮没在爱国者、新浪等巨大的广告牌中。

12年后，鲁瑞清还是频频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但是，他已经不再参与海龙的实际运营，甚至不愿触碰海龙的话题。

不过，正如柳传志评价鲁瑞清写的《解密中关村一号》一样，“它又将我带回了那个熟悉的年代。”

600天的零回复

“骗子！”一个中年人在海龙商户韩旭的摊位面前愤怒的抱怨着。

争吵的内容也很平常，无非是价格和网上的价格有差异，要求店主进行补偿。韩旭飞快地处理了这个争端——补差价，一张一张地数完刚刚得到的80元，中年人很快走开了，嘴里还小声地憋出几句脏话。

韩旭和众多海龙里的小商户一样，只有一个小小的摊位。他轻轻地擦拭着已经很干净的柜台，小声地嘀咕：“退了差价之后我就赔钱了，但没办法，还是得退了。不然又是一场争吵，本来声誉就够不好了。”

那天是六一儿童节，韩旭的表情就像一个被抢走了玩具的孩子。

这一幕每天都在海龙电子城内里或多或少地发生着。电子产品独有的价格浮动、利润透明两个属性让这里永远充斥着价格的争论甚至是武斗。以中关村在线、比价网等为首的几家网站让商户的利润无法遁形。

毕竟骗子的名声不好听，海龙曾经试图做出改变。

2009年，海龙和中搜公司建立了大久宝网站，试图打造一个B2C平台。就像一位古稀的老棋手，为了仅存的一点尊严，海龙谨慎地斟酌每一步棋。

不过，通常情况下昏招也会在此时出现。其很多商品的明码定价甚至比骗子的价格还要更高，网站流量的羞涩足以证明这不是一步好棋。

2010年12月，大久宝转型为价格比较网站，将京东商城、淘宝等一箩筐企业的产品信息装入其中。

大久宝是海龙奋起求变、自我革命的赌注，投入很大，但没有逃过失败命运。海龙互联网化的尝试也随之宣告失败。

海龙董事长鲁瑞清的新浪微博注册于2009年10月10日，到2011年6月2日正好600天。在这600天里，鲁瑞清共发微博1338条，有粉丝2409人，这1000多条微博里，零回复比比皆是。记者没有发现鲁瑞清跟网友有任何的互动，或许在他看来，这里仅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和展示自我的平台。

随后，记者又登陆了海龙大厦的官方网站。看见的第一条链接的标题居然是test，内文为空，第二条也是一样，剩下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更新的消息。

互联网行业专家谢文曾对《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表示：“一个互联网公司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不在服务器的数量、资金的多少、客观环境的难易，而在于人，在于这里的老板、员工是否具有互联网精神。”

由此看来，鲁瑞清用了12年试图将自己扮演成中关村电子卖场的长者，遗憾的是这位长者并没有给海龙带来接触新东西欲望和决心。互联网精神肯定是缺失的，这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海龙向电子商务转型失败的根蒂。

追根溯源，中关村作为地名在历史上的称谓比较混乱，它的正式得名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过，无论中关村的姓氏如何得来，刚刚诞生的时候，并无半分成为聚宝盆、淘金池的先兆。

直到出现了一个叫陈春先的人。

被冠以“中关村第一人”称号的陈春先是原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在1980年成立了一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其目标是探索类似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热核扩展”模式。这个服务部，20年后被认为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

接踵而来的是中科院计算所工程师王洪德，他在这里创办了京海计算机技术开发公司。与陈春先一样，他们都属于“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的疯子或是先行者。

韩旭不像陈和王那样有深厚的学识和远大的理想。在他贴身的兜里紧紧地揣着带有他父母体温的生活费，他的目的很实际，如何挣到钱寄回家。不过，因为受到资金限制，他入驻中关村四海市场经营电脑生意时，只能从一些小的电脑配件的经营起步。

在他的记忆里，那时的中关村像是城乡结合部，周围都是平房，最高的建筑是10层左右的四通大楼，在卖场的门口蹲着趴活儿的黑车司机，到处都是帮忙拉货的板儿车。

“中关村就是一个超级大卖场，一个IT产品的集散地。一些民工捧着盒饭在摊位边蹲着吃饭，嘴里谈着却是几万元钱的生意。”海龙的一位员工这样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

去年12月，一条被疯狂转载的微博中这样写道：“你这点礼物算什么？老子一个月赚1万多元，会因为你这2000元的礼物丢了工作？”海龙的销售员说，海龙最初的那几年，可能一个背着大蛇皮袋从身边走过的中年男人，就是月收入超过10万元的超级富翁。

但是那个时期的中关村，市场管理混乱、走私现象非常严重，因走私消亡的信通就是当时的一个典型代表。而且信通绝非个案，因为1994年以前国家还没有进行增值税改革，所以在这之前的中关村市场一直处于难以管制的状态。

一边是高科技的造富神话，一边是难以管制的无秩序，彼时的中关村电子卖场就像个IQ极高的浪子，无度地挥霍着宝贵的青春。

1999年四海市场等卖场拆迁，这个中关村地区历史最久的卖场成为了过去式。显然，韩旭也需要寻找一个新家了。他在“村”里徘徊了整整一个月，不断地寻找适合自己的摊位。那时的韩旭和众多市场里的销售员一样，斗志昂扬且满怀梦想。最后韩旭选择了海龙，成为了海龙第一批商户中的一员。

从地摊开始

海龙的前身是海淀区供销合作社。早在1949年7月15日，北京海淀区供销合作社便宣告设立。在随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海淀区供销合作社一直承担着为农服务的职能。

20世纪80年代，电子产品开始进入海淀区供销合作社中关村贸易货栈所在的这条街，由此掀开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大幕。1987年的下半年，海淀区供销合作社在这条街上兴建了一栋高三层、面积达3800平方米的大楼，这是当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最大的商业设施。海淀区供销合作社准备开办商场，经营五金、机电、化工、水暖等生产资料。

这一年，鲁瑞清34岁，已经在供销社当了12年的书记。

此后，海淀区政府为了推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型企业的发展，指示供销合作社将这栋楼租赁给四通、联想两家主营电子产品的企业使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迅速发展让鲁瑞清坐不住了。作为海淀区供销合作社的掌门人，他在思考一个问题：供销合作社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何不能从电子市场的经营中分得一杯羹？经过慎重的考察、调研，鲁瑞清终于下定决心改变海淀区供销合作社的传统商业模式，加入到中关村电子市场的经营大军中。他的战略性举措促使海淀区供销合作社实现“从农村走向中关村”的历史转折。

这一转折，日后被很多业内人士称为中关村的第一次转身。此时，年轻的鲁瑞清并不知道，这次转身给海龙带来的将是一顶象征着荣耀的高科技王冠。

1995年12月18日，海淀区供销合作社以供销合作社资产为依托组建了北京市海龙商贸集团。1997年，鲁瑞清带领海龙发动了“三大战役”：改革转制战役、合资连锁战役、海龙大厦战役。这次改革为海淀区供销合作社转战电子市场做好了全面准备。

1998年，在中关村的核心地区海淀供销合作社的旧址上，崛起了一座标志性建筑——海龙大厦，总面积7.3万平方米，是原来海淀区供销合作社大厦的26倍，门牌号是中关村大街1号。

海龙施工建筑期间，鲁瑞清每天都去工地上转悠。很多人经常看见他拿一张小板凳，在工地上的一块高地一坐就是几小时。伴随着工地“轰隆隆”的机器轰鸣声，他自得其乐，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宏图在鲁瑞清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

那年，北京少见地连续下了好几场大雨，工地上全是积水的洼地，本来计划10月份就开业的海龙电子城也被迫推迟到12月份。于是有人私下一论：“水大，岂不是也就养活了这条‘龙’！”

那时的鲁瑞清没精力去考虑这个问题。在海龙开业前，他并不知道IT渠道为何物，电子市场又是何等“生物”。正如他在微博上写道：“自己是一个不小心迷上了电脑，误打误撞进入IT产业的人。我只是凭着在中关村多年的观察和思考，看到那些前期的电子市场成功运行，发现这是新的商机，就懵懵懂懂地闯了进来。”

这也能从他当年接受媒体访谈中的话反映出来。“那时，我不懂什么是IT产业，不知道英特尔、AMD，更不了解互联网和亚马逊。”但就是从那时开始，这个有着政府背景的商人与海龙一起开始了IT卖场的征程。

1999年12月18日，海龙正式开业。海龙集团在彻底脱离了传统的商贸业务，跨入了电子卖场行业的同时，中关村也宣告结束了以小型电子市场为主的格局，形成了以海龙、硅谷、太平洋电子卖场老三强鼎立的时代。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际祥对《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说：“因为有政府支持，建成海龙大厦提升了电子一条街的形象。而且后来科贸、鼎好、太平洋、e世界也开了IT卖场，形成了IT卖场的规模化，提升了业态，销量也大了，产品范围也变大，种类也变多了。”

这一年，鲁瑞清46岁。而他和作为“中关村一号”的海龙，将要面对商业与非商业博弈的又一个12年。

与其他行业不同，IT行业最开始就选择了卖场而不是商场的模式进行运营。鲁瑞清对《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表示：“中国改革开放最先冲破计划经济的就是市场交易模式，有一些电子产品从国外进来却没有渠道，一些有前瞻性的商户就开始做小摊位、路边店，这才慢慢有了电子卖场的雏形。柳传志最开始也是做这种店起家，后来开始做技术，才有了今天的联想。”(据记者查证，在1987年左右，柳传志旗下的联想代理的ASTPC，一个月能卖几百台左右，随着销售渠道的逐渐打通，柳传志才起了自己生产的念头。)

据海龙市场部的员工介绍，海龙的这段历史连很多第一批入住的商户都不知道。

火爆的生意让全国很多地方迅速掀起了一股IT卖场的建设风，并先后形成了南有深圳的华强北、北有沈阳的三好街、东有华东五虎、西有西安雁塔路的全国IT卖场的战略布局图。海龙俨然就是这个布局图的中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咨询中心副主任、中国电子商会副秘书长陆刃波对《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说：“从当时来讲，海龙的购物环境远远好于此前的电子一条街，而当时的国美、苏宁、宏图三胞以及后来的电子商务还在襁褓中，不足以和海龙争夺市场。但不能否认，在当时来讲海龙是中关村的名片，买电脑的人们都会选择海龙。”

2002年，世界杯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但与中国足球尴尬的全败战绩不同，那年的“中国制造”的生猛让世界为之震惊。

期间，国内IT卖场开始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联想等国内品牌开始大幅度降价，一些曾经风光无限的小公司逐步退出了市场。这些小公司的退出让海龙充斥着大量没有售后服务的杂牌机器，让一些低档的维修店得到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回忆起那段时光，韩旭是一脸幸福。技术的不过关以及人们电脑知识的匮乏让电脑维修的生意非常红火，甚至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为了磨练技术拿很低的薪水在他这里打工。

但是，韩旭和鲁瑞清同样没有意识到，如同一个拿着打熊猎枪的猎人邀请熊去打猎一样，一场IT卖场的集体沉沦从这一天起已经悄然开始。

一场始料未及的武斗

2002年3月，海淀区区委、区政府及188个单位从中关村黄金地段迁出，11个中央、市属单位和1806户居民以大局为重，为高科技商务中心建设让路，这标志着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全面铺开。

次年，一项第三方调查显示：在北京各电子市场中，海龙的第一提及率是89%。

事实上，两万平米的海龙电子城地处中关村核心地带，每天平均客流量3万人次，平均年客流量超过千万人次，已经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IT产品集散中心之一、中国电子市场行业的旗舰店，海龙的名号声震全国。

那是海龙最美妙的时光。它的威名甚至让来考察的微软副总裁罗杰傲 柯斯达赞叹：“我相信这里是全球最繁忙的店。”

不过，始于2002年的品牌机降价风波此时已经进入白热化，但海龙客户流失率的危机在高额销售业绩的掩饰下并没有引起任何一名高管的关注。一切似乎都在高歌猛进。

事实上，危机已经在2001年种下。一家来自台湾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海龙的一墙之隔买下了一块儿土地，这块儿土地被当时的有关部门称为“中关村地区最后一块儿商业用地”。

在鼎好电子商城策划副总监姜惠平的眼里，这是中关村最好的一块土地，因为它紧邻四环、中关村大街和规划中的四号线。2003年7月，鼎好电子商城盛装开业。海龙的员工还曾好奇地欣赏了这个近在咫尺的新邻居。数码产品的热潮，让鼎好与海龙一样保持了相当不错的业绩。

不过，同质化的商业模式，让这场有关“一哥”之争的战斗随即打响，并且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刃战。

2004年8月12日夜间，通往鼎好的马路突然被封，而封路则意味着人流与车流都不能到达鼎好。海龙方面称这是一家停车管理公司的决定，目的是为了人车分流。鼎好随即派保安将拦路的栏杆拉开，重新放人、车进入鼎好卖场。不过，海龙保安又重新将路封住。在经历了双方几次拉开、封住的拉锯过程后，海龙出动数十名保安用人墙的方式将路封住，导致了双方的严重对峙。此后对峙升级，两家的上百名保安发生正面肢体冲突，后经公安部门出面交涉才恢复平静。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海龙的过激行为在外人眼里还是充满了同情。不过，姜慧平解释更为合理：“类似的冲突并不仅仅是一次而已，但是鼎好是一家比较低调的公司，一般这个时候我们的高层都会选择把矛盾尽量压制。”也许出于对老大的尊重或是缓和与邻居的争端，鼎好的高层每年都会去拜访鲁瑞清。

“不过，这一两年鼎好的高层几乎没有见过鲁瑞清了，这也可能和鲁瑞清已经不参与海龙的实际运营有关吧。”姜慧平说。

记者试图向鲁瑞清求证，但他不愿意谈及海龙，他说他现在关注的重心在电子卖场的行业上。但是，他在《解密中关村一号》中这样描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海龙电子城就取得了业内领导者的地位。”

不过，显然问题并没有结束。有媒体曾在当时披露：这次“恶斗”暴露出中关村电子市场的严重供过于求、道路交通不畅、贩卖盗版光盘猖獗，甚至是打砸抢等恶性犯罪现象频发的问题，也让人们不能不对中关村的商业环境重新进行思考

这场真刀真枪的武斗之后，海龙终于开始清醒，它意识到了挑战已经到来。

2004年10月，海龙开始重视墙体广告，打出“新形象、新商机”的口号，并在海龙大厦的北楼安装上巨大的广告牌。随后海龙开始配合警方打击导购。2005年初，海龙升级改造正式开始。改造之后的海龙购物环境和档次有了大幅提高，它自称“工作角色由原来的物业管理者或者叫物业经营者向服务供应商进行转变。”不过，客流量比起以前还是少了很多。

实际上，鼎好给海龙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客流量的损失，这一点将在不远的未来逐渐体现。可怕的是，那时的海龙高层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这一时期，中关村电子卖场格局出现了新三强代替老三强的新格局，即海龙、鼎好和e世界。

尽管如此，当年IDC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关村9大IT卖场中，海龙以10%的面积取得了27.2%的占有率，销售额与贸易额连续7年雄居榜首。

这是疲态的海龙最后一次冲刺。从那以后，海龙再未问鼎第一。鼎好取代海龙，成为中关村第一，并连续三年蝉联销售冠军。

然而，另外一场更大的危机也不失时机地逼近了海龙。

2005年，以国美、苏宁为首的一大批家电卖场开始提出3C战略，家电卖场大举进军IT产品领域，“黑曼巴蛇”的毒液终于开始显现其威力。

事态的陡然变化，让海龙有点措手不及。但身陷同质化竞争的它已无暇顾及。分身无术的海龙在“倡导安全经营环境，打造诚信卖场”、“高科技与黑白道”中焦头烂额。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政府背景是海龙的优势也是海龙的包袱，积重难返的海龙只能选择“以不变应万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