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看着太阳都觉得很恍惚，觉得浑身软绵绵的，好像站在悬崖上，就快要跌下去了。”

文｜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苏枫

在城市白领工作之余喜爱混迹的一个网站，常常有人发起各种投票。在一个名为“80后、奔三、没房、没车……你都占哪个？”的投票页面里，胡然把自己的票投给了“80后”、“没房”、“没钱”、“没车”、“没异性”、“没关系”、“没背景”、“没人要”、“奔三”、“没结婚”、“没戏”。

胡然是来自南方小城的80后典型北漂族，目前供职于一家体制外报纸，作为记者，她是个工作起来十分卖力的姑娘，常常因为赶一个稿子通宵不睡。她的睡眠质量本来就不太好，读本科时曾经因为入睡困难去校医院看病，医生给她开了几瓶“安神补脑液”，喝下之后，毫无作用，胡然就此放弃了求医之路。而市面流行的说法诸如热水泡脚、喝牛奶、听轻音乐……等等方法，胡然也一一试过，没用。

胡然认为，自己的睡眠质量直线下降，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房子。

梦碎北京城

2008年夏天，胡然刚来北京的时候，曾想让家里出个首付，买个小房子先住着。这遭到了当时男朋友的强烈反对：“到时候结婚还得卖掉换大的，多折腾。”胡然听男友的话，租了个一居。

2009年下半年，男友被派往国外工作，胡然路过楼下房产中介机构，常有一日三秋的感觉。眼见两家人准备的首付从买两室沦落到买个偏远一室，她开始感慨：“难道以后我的一辈子要赶着去挣因时间而莫名失去的一百万？”

年底时，男友回北京后提出分手，对胡然说他不想买房，不想承受压力。当时她觉得很绝望。屋漏偏逢连夜雨，下半年的最后几天，原来就不太景气、已经连续三个月没发工资的单位彻底倒闭，胡然在一个月内丢掉了爱情和工作。

2010年，胡然几经纠结和挣扎，决定留在北京。那个春天真是不堪回首，因为压力太大，她原来的睡眠问题更严重了，常常整夜睡不着觉。睡不着的时候，她会在独居的小屋里洗衣服、看小说、上网玩游戏、看电影、吃东西、喝酒。

“有一天晚上，我在网上连着看了三个喜剧片、一个恐怖片，吃了泡面、牛奶、酸奶、元宵、香蕉、薯片，一直吃到天亮。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看着太阳都觉得很恍惚，觉得浑身软绵绵的，好像站在悬崖上，就快要跌下去了。”胡然回忆着那段日子，苦笑着。

胡然在这个城市辗转月余，找到了现在的工作，接着跟朋友合租了一个两居室，以节省开支。当时有朋友劝胡然道，该买房傍身，也作投资。她当时故作张扬说，置装做脸，一样是投资。

这种想法变于去年秋天。胡然去朋友家做客，朋友的小猫摇头晃脑出来迎客，知道是自家地盘，自在昂扬。且白色脚爪白得十分鲜明。“当时，我想起自己养的猫咪小宝瑟缩怯弱，搬一次家要自闭周余，虽然我每次都关上厨房门，它也有本事进去蹭得一身灰头土脸。我觉得，应该买个房了。”

此时房产新政调整，7折取消，利率上扬。从那起，便有很多人建议胡然早出手。她却一直拖延。月入三千，她没钱还贷。

2011年初，胡然过年回家拿了父母的几十万。朋友们纷纷教育她，要广开中介，实地看房。然而，世事难料，正要交出父母一辈子的血汗钱之际，房产新政出台，在京纳税需满五年才有权买房。胡然工作刚满三年。买房梦再次破灭。

“其实我就想买个总价百万的小房子，不考虑升值，只是为了住。我再无法幻想自己一个人也能独立自在地在北京生活下去，除了找一个有北京户口或一个有房的男人，生活还有什么可能性？”

“凭什么我开桑塔纳，你开宝马？”

不只是胡然这种体制外人士存在睡眠问题，活在体制内的人们，也有很多睡不好。

长发披肩的李倩和胡然同样生于1982年，是大学同班同学。上个月同学聚会的时候两人聊天，发现除了都有睡不着的毛病，其他方面已经没有共同点。

同样是硕士毕业，李倩非常坚定地信守了父辈的一个信念：必须吃上公家饭。为了落实这个信念，李倩早在大学本科二年级就开始自学国家公务员的考试教材，上各种辅导班，直到毕业前夕，她为了这口“公家饭”拼尽全力，每晚熬夜做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层层选拔，李倩在2008年终于考入了位于首都核心区域的某个国家正部级单位。从开始上班的那天起，李倩的命运拐向了与同学胡然截然不同的一个弯。

由于工作性质比较特殊，李倩的工作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每个月前两周连续上夜班，后两周则可以连续休息，如此循环。李倩的工作日作息表是：每天睡到下午三点，然后去单位旁边做个美容或者健身一小时，回单位后先去食堂简单吃点东西，晚上七点开始上班，直到夜里两点。下夜班后去食堂吃单位提供的免费夜宵，如果不想吃或吃不完可以打包带走，然后回到单人宿舍睡觉。

问题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李倩渐渐发现，每个月工作的前两周，她都活得比较舒适自在，而几乎完全没有工作的后两周，她却很痛苦。痛苦的源头之一是睡不着。因为前两周习惯了每天下午起床、半夜入睡；当后两周她想“像个正常人一样”在晚上12点前入睡的时候，她发现，很困难。

因为后两周不用工作，李倩会去未婚夫刘海洋家里住几天。有一天晚上，李倩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爬起来到客厅嗑起了瓜子。刘海洋半夜起来上厕所被吓了一跳：黑漆漆的客厅里，长头发的女朋友穿着睡裙盘腿嗑瓜子，这个场景让刘海洋惊吓之余，觉得很心疼李倩。

睡不着，不只是因为颠倒混乱的生物钟。“当看到单位的同事们都在为‘上去’而拼命工作、巴结领导、四处奔走的时候，我在被窝里真的躺不踏实。”

令李倩感到痛苦的另外一个源头，是表面稳定的工作背后隐约附着的对她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的剥夺。行政工作琐碎庸常，一切绕着领导转，虽然不需要时时刻刻在岗，但手机必须保持24小时开机，电话随时会响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领导召唤……这些都使她常常质疑自己所做工作的意义。

更要命的是，除了工作本身，还有一堆复杂的人际关系要处理。或者说，处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本身就是工作的重心。李倩的顶头上司是个啰嗦的五十岁秃顶男人，常常在半夜想起什么事情就给她一个电话交待工作。因此，当李倩烦不胜烦的时候，常常在心里骂“真该死”。

但同时，李倩很明确，自己是该上司最信任的下属之一，今后在单位的升迁，“很有可能他一句话，我就上去了。在这种单位，跟领导的关系比个人能力要重要。所以，我只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虽然外人看来，李倩的生活一直顺风顺水——聪明漂亮，家境优越，从小学开始当班长一直到大学的学生会主席。未婚夫刘海洋是北京一所著名院校的讲师，工作比李倩更稳定，虽然工资不高，但福利很好，即将买到一套一百多平米的经济适用房。另外，刘海洋的父母为他们两人的婚事早早准备好了一套位于市中心的新房，又给李倩买了一辆崭新的桑塔纳2000作为礼物。

但是，李倩还是常常觉得“不开心”。“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始终存在‘压迫感’的人，总是想要好上加好。我想‘上去’、想要更大的房子、想更漂亮。”堵在北京的二环路上，李倩握着桑塔纳的方向盘，指指前面那辆黑色的宝马X5，“我总是想，凭什么我开桑塔纳，你开宝马？”

有了沙发，能多活5年

体制内外的分别造成了两个老同学的不同际遇，虽然一个生活动荡一个活得安稳，但其实，她们活得都很累。

与胡然和李倩相比，生于70年代初的史占彪的心态相对比较平和，虽然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同样存在，但他已经在多年的磨练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生活哲学。虽然同样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但至少，在有空睡觉的时候，他总能睡得很香。

史占彪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心理学博士，曾经因为工作原因没空睡觉的他，现在开始学着放开怀抱，享受生命。

2008年的汶川地震，史占彪作为专业人士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一呆就是一年。他回忆说，那年12月之前，夜里2点之前他都没睡过觉。白天四处跑，讲座、报告、谈话，晚上督导志愿者，12点之后写每日战报，向上级汇报工作，“是一种燃烧的非理性状态”。第二天则是不到六点就起床，连轴转工作。

在灾区的日子里，他一直处于一种轻躁狂状态——思维奔逸、情感高涨、行为活动增多。这些过度消耗精神能量和身体能量的日子让他变了不少，当他半年后回到北京家里，又黑又瘦的他一下子把刚满周岁的儿子给吓哭了。

2010年，刚刚要恢复体型的史占彪，因为灾后心理援助工作，去过四次玉树。在玉树的时候，他学会了形成自己的节奏，适度的关注自己，努力给自己争取时间、空间和境界，“因为如果完全被工作的力量和速度所牵引，根本就扛不下去。”

现在在北京，他是另外一种忙法。“我是做服务的科研工作者，既要服务，又要做科研。服务包括接待、办讲座、写书、写报告、跟基金会打交道……白天要面对单位的各种大会小会，处理各种杂事，根本干不成正经事，所以只能靠晚上出成果。”

他基本不休周末，陪孩子也陪得少，他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平均每两天，他能腾出一个半小时给儿子讲睡前故事。

史占彪的办公室一角，放着一张淡绿色的长沙发，这里是他每天午休和偶尔晚上加班后睡觉的地方。“沙发是我今年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平常尽量保持午休，这个时间留给自己，手机静音，哪怕是十分钟，也争取打个盹儿。”

在北京，他一般在晚上12点后睡觉，早晨7点起床。但每逢忙碌的日子，他会在办公室工作到半夜，然后倒头睡在这个沙发上。“这么大的城市，如果回家，路上至少一小时，早晨上班又要花一个多小时，加起来近三个钟头，这么多时间浪费在路上，不如就在办公室凑合了。”

史占彪说，今年单位建起新办公楼后，买沙发在科研人员里成了时尚。“有了沙发，我从今以后肯定多活5年。”他笑呵呵地说，“这个社会是个复杂的大系统，大系统越复杂，人体小系统越需要稳定，必须努力把持住自己。在这个大系统里，我会尽量当个‘三好先生’——把课题做好、把书写好、把病看(心理治疗师的职业)好，除此之外，就需要把持住自己，争取让自己有点自由时间和空间，有点自由的节奏。”

不敢笑的小朋友

当许多职场人士因为心事过重、欲望太多或者压力太大无法成眠的时候，一个小朋友正在面临的睡眠问题，更加让人触目惊心。

8岁的张铭胖胖的嘴巴里叼着一个桔红色小气球，头发凌乱。他目光呆滞地看着大夫，不太高兴。他得的“发作性睡眠病”，不仅少有人知，而且很难治。

张铭看这个世界的眼神，总是愣愣的，没有神采，充满厌倦。

这是他第五次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北京看病。

张铭来自辽宁的某个偏远农村，从去年春天开始，不管走着还是坐着，他都会不自觉的打瞌睡，每天至少十次。一开始，他听课的时候，老师发现他总是犯困、睁不开眼睛。老师找到张铭的父亲告状，认为这个男孩听课不认真。张铭的父亲回家后把张铭狠狠地揍了一顿，以为这个事情就此可以告一段落。没想到，张铭连走在上学的路上也会睡着，而且摔倒过好几次。

张铭的父母心里犯了嘀咕：儿子难道是得了怪病？

2010年夏天，父母带着张铭进了城。在市里的医院，经过各项检查，发现张铭的脑电图异常，但究竟这是什么病，医生说不明白。干脆，去大城市吧。一家三口马上去了沈阳，在一所公立大医院住了一个月，住院期间，张铭吃了各种各样的激素、抗生素和中药，体重迅速增加了30多斤，由一个瘦小的男孩变成了一个小胖墩，病情却好像更严重了。

张铭一笑，眼睛就睁不开，浑身发软，动不了。所以他现在很少笑，每次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或者看动画片的时候，一笑就来回晃，腿发软，然后一下子跪倒在地上。

张铭的父亲对着医生重重叹气：“您看，他现在根本就不敢高兴。”

张铭现在的主治医师、广安门医院睡眠门诊的主任医师刘艳骄，是一位从事睡眠研究的资深专家，临床见过各种各样的睡眠障碍患者，他对《小康》记者说，前些年，中国孩子有张铭这种病的是非常少的，但最近三四年来越来越多，原因不明。刘艳骄在看专家门诊的时候，一上午的三十个病人里面，就有六个是得这种病的孩子。

刘艳骄说，“发作性睡眠病”目前在学界缺乏深入研究，也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关注。发作性睡眠病的患者存在于中国各地，刘艳骄治疗过的就有来自辽宁、陕西、河北、河南的孩子。这些孩子往往先由家长带着在地方医院看病，但由于地方缺乏专业的睡眠门诊和医生，孩子们经常被误诊，耽误了治疗。

张铭入睡后会浑身乱动、咬牙、惊叫、说梦话、做梦跟别人打架，常常惊醒，特别是下半夜，会醒六七次。刘艳骄说，这些都是“发作性睡眠病”的症状。

张铭的成绩曾经很好，得病后虽然不能按时上课，也还保持在中等水平。刘艳骄说，好像得这种病的孩子读书成绩都不错。

最近，张铭的父母每月带他来北京复查一次，张铭的病情正在好转。张铭之前在地方的医院，每周的检查费和药费加起来要1000多元人民币；自从改到北京吃中药后，每月在治疗方面的花费只需要700多元，但是增加了住宿和交通费用，家庭负担仍然很重。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人名为化名)

睡不着，不只是因为颠倒混乱的生物钟。当看到单位的同事们都在为“上去”而拼命工作、巴结领导、四处奔走的时候，李倩在床上真的躺不踏实。

中国人的睡眠质量越来越不好。为什么很多人会焦虑、烦恼、纠结、睡不着？就是因为对未来不确定。焦虑不安、提心吊胆，是不可能睡踏实的。工作混乱、生活凌乱、人际关系杂乱、一切都不确定，脑子怎么能松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