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是：权势和资本——无论是其字面本身的含义还是政治上的含义——倘若应用得当，都可以最大限度地为世界谋福利。
乍得共和国身处非洲内陆沙漠地带，其独裁政府声誉不佳，曾被《福布斯》评为全球最腐败的政权。看起来，这个国家与比尔·盖茨(Bill Gates)格格不入。可是，今年9月他恰恰出现在乍得，并与卡扎菲训练出来的该国总统伊德里斯·代比(Idriss Deby，译注：代比曾流亡利比亚，其间在卡扎菲设置的训练营中接受了培训)将军一起露面。“他和我一起走了走，给一群孩子接种了小儿麻痹症疫苗，”盖茨回忆道，“私下里我还跟他交流了一些看法，谈及他如何才能更加有效地打理好竞选活动。”
没错，比起蹲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一家汽车旅馆，与保罗·艾伦(Paul Allen)探讨如何变革世界传输信息的方式，或是在爱达荷州太阳谷与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高谈阔论，放眼慈善事业的未来，上述经历实在是天差地别。不过，对盖茨来说，如今与恶人打交道同样重要，要实现给世界留下最丰厚遗产的目标，这类活动虽不讨人喜欢，却不可或缺。“判断成功与否的指标是拯救了多少性命，使多少孩童免于残疾，”盖茨表示，“这与销售多少份软件、赚到多少利润略有些不同，但同样是完全可以计量的，你可以设定雄心勃勃的目标，看看自己能做得怎么样。”
注意他的用词：指标、计量、目标。盖茨这个以疫苗接种为核心的行动耗资将近60亿美元，致力于抵御麻疹、乙肝、轮状病毒和艾滋病，隶属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且最注重拯救人命的慈善计划。可是，在他的遣词用句中却罕有提及个别的人。
从很多方面看来，这正是盖茨的用意所在。谈及他和妻子在印度和非洲遇到的孩子们的时候，他用语简明扼要(“梅琳达和我跟孩子们共同度过了一些时光，亲眼目睹他们饱受病痛折磨，甚至不幸夭折”)，可一旦提到背后的数字，说话方式就完全变了，语速更快、声调更高。“接种一份23美分的疫苗，”他说，“你就再也不会得麻疹了，”而此种疾病“最严重的时候，每年导致约150万人丧生，如今已降至30万人以下。”对于全球医疗保健史的里程碑，盖茨如数家珍，对于疫苗的价格，他可以精确到多少美分，可谈到疫苗领域他最景仰的大师、已故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约翰·恩德斯(John Enders)，或是新型小儿麻痹症疫苗关键发明者乔·柯恩(Joe Cohen)时，他竟然有些想不起名字来——尽管后者的疫苗正是在他的资金支持下才得以造福世人。
盖茨的新事业具有历史性重大意义：这位美国最富有的人——如果不是因为已经捐出了这么多钱，他还会是世界首富——仍年富力强(他刚满56岁)，声望如日中天，掌握海量资源，且一心一意要消灭传染病。盖茨放言，如果在今后25年内，无法实现将传染病致死人数降低80%的目标，“那我会非常失望”，因为那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做得不怎么样”。
我有幸与盖茨坐在一起，俯瞰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耗资5亿美元的新总部，如镜的池塘和玻璃幕墙将这里装饰得光亮夺目，从中仿佛可以看到一个更光明的未来：疾疫和苦痛显著减少。历史上，像盖茨一样在商业上如此高瞻远瞩的人可谓屈指可数，试图了解他的所思所想，实在是非常锻炼思维的敏锐程度。通过跟盖茨和他的妻子梅琳达一起剖析他如何来解决这个关乎人类福祉的宏大命题，可以让你一窥此人打造起微软帝国的奥秘，以及这位精于实际操作的理工天才是如何系统性地解决抽象问题的。不过，盖茨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是：权势和资本——无论是其字面本身的含义还是政治上的含义——倘若应用得当，都可以最大限度地为世界谋福利。
比尔·盖茨消灭疾病的计划源于一个大胆的理念：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论是错误的。具体来说，马尔萨斯认为，食物供应增长最终带来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终将带来种种不幸，过去两个世纪来，他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可。
1993年，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前往非洲旅行，共度婚前美好时光——二人几个月后喜结连理。尽管基金会多年后才成立，但两人那时候就与对这套理论展开过一番思索。根据计划，非洲之旅主要是观察食肉动物与猎物之间的追逐——活生生的达尔文主义。“我们原本是去看那些动物，看非洲大草原，那儿太漂亮了。”梅琳达回忆道。可是，他们却讨论起了马尔萨斯的经典谜题：“瞧瞧走在那条路上的妇女，头上顶着木柴，腹中怀着孩子，背上还有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既然生活如此艰苦，为何还要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当时，盖茨还没有理由挑战200年来的教条。“我们知道如何提高农业生产力，可提高的程度有限，”他说，“就业、动乱、教育——人口密度高使得这一切问题都更难解决。”
因此，1997年盖茨与梅琳达首次涉足公共医疗保健(二人冠名的基金会成立于两年之后)时，他们的侧重点是控制生育率。盖茨赞助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的一个项目，旨在通过计算机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学习避孕知识。对比尔·盖茨来说，该项目的逻辑很清晰，容易接受：健康=资源÷人口，正如盖茨所指出的，资源是相对固定的，那么提高健康水平的出路自然是控制人口。因此，那时他还无法理解疫苗的意义：如果这些孩子注定要在拥挤不堪的国家度过余生，随时可能因为饥荒或内战而死于非命，那拯救他们的性命有有何意义？
当时，盖茨还在资助一个耗资数十亿美元的教育改革计划，从中悟出了另一个公式，以此作为相关慈善活动的基础：成功=教师÷学生，小班教学意味着教师可以为各个学生投入更多注意力，孩子们也就会更加聪明。在盖茨看来，教育与医疗保健领域没什么不一样。
不过，尽管盖茨热爱简练的解决方案，他最大的成就往往是坚持不懈和随机应变的结果。Windows出了三个版本之后才开始像样，Xbox刚推出时亏掉了几十亿美元，如果作出的假设行不通，盖茨并不惧怕挑战自我。在教育领域，他显然已经改变了努力方向：事实证明班级规模并不是决定学生教育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教师质量才是关键，因此，在花费了巨额资金之后，盖茨调整了策略。
在公共医疗保健方面的慈善事业上，盖茨顿悟得更早一些。在父亲的牵线搭桥下，盖茨曾与美国适宜卫生技术组织(PATH)的高层在奢华的西雅图哥伦比亚大厦俱乐部共进晚餐。会议一开始，大家的话题围绕计划生育展开——PATH以普及卫生技术为己任，包括向中国避孕套制造商传授技术，教后者如何在出货前检查避孕套质量，不过，随后谈及的一些数据让盖茨深感震惊。他发现，一个又一个社会的经验证明，一旦死亡率降下来——具体来说是降到每千人小于10个的水平——生育率也会随之下降，人口增长将稳定下来。盖茨回忆道：“这与人们的常识相反”。事实证明，那些养育七八个孩子的父母，大多不是因为喜欢大家庭，而是因为深知其中许多孩子都会夭折。
“如果一对夫妇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够活到成年，他们自然就会开始缩小家庭规模。”梅琳达指出。
因此，盖茨的慈善捐赠再次作出了180度大转弯：不再强调控制生育率，而且投入数十亿美元，致力于挽救那些已经出生的孩童。盖茨表示：“理解了上述道理之后，我们迅速转向，大举投入疫苗领域。”
他本来也可以侧重于建设诊所、培训医生，可那些措施很难扩大规模。“疫苗是保健干预的一种神奇工具，因为它们的制造成本可以降得很低，”他说，“我们必须选择投入于哪个方面能产生最大的积极影响——然后不仅投入金钱，还要投入时间、精力和声音。”梅琳达是盖茨一切慈善事务上的亲密伙伴，她也深以为然：“同样多的钱，花在其他什么领域能够产生这么大的效果？用同样多的资源，还有什么办法能挽救更多生命？”
盖茨行动的力度前所未见，甚至超过了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尽管在20世纪病毒学发展中，后者建立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厥功甚伟，推动了许多关键发现。近十年来，围绕疫苗出现了一些争议，因为有些研究将疫苗与自闭症联系起来(这类说法已被研究证明是不成立的)，引起公众恐慌，盖茨的努力改变了全球各界对疫苗的认识。盖茨关于疫苗的第一项捐赠共计1亿美元，侧重于为儿童接种现有的疫苗。该项目由联合国指导，PATH具体负责。为了庆祝这一善行，在他们那位于华盛顿湖的6.6万平方英尺的宅邸中，盖茨与梅琳达召集了大批疫苗专家，举行晚餐会。其间，盖茨问他的宾客，“如果你们拥有更多资金，你们会怎么做？”一时间众人纷纷提出新点子。此时此刻，盖茨决定对原先设立的基金会进行彻底升级，在1999年将其变成了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并向其注资210亿美元，使它立即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慈善组织之一。如今，该基金会的资金更加充裕，尽管已经拿出250亿美元用于各项事业，储备资金仍有360亿美元之巨。
不过，尽管顿悟了疫苗的伟大意义，盖茨又面临一整套全新的问题。没错，他可以资助原创研究，拯救万千生命，在盖茨的慷慨赠予之下，脑膜炎和疟疾疫苗得以问世；没错，他还可以创造所谓的冷链——一种无需中转国的存储与分发系统，从而不断改善疫苗的功效，这也已经实现。
可是，他又遇上了扩大规模的问题，疫苗的生产与制造天然依赖于市场，如何才能鼓励默克、辉瑞和葛兰素史克等医药巨头生产足够多昂贵的疫苗，用于那些需要它们，却又根本无力承担的儿童呢？盖茨日益相信，解决之道是让亚当·史密斯所说的无形之手变得更加“有形”，即朝着自由企业的方向，满怀仁慈之心地推动这个新近形成的市场。
这正是“权势”一词的真正定义：不仅有能力去解决一个问题，还能够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市场，专事该问题的解决。早在十年前，盖茨就愿意出资购买数十亿疫苗，可他回忆说，“那时都不知道支票该写给谁。”上世纪80年代，通过征集公共资金，联合其他救援机构一起压低价格，以及部署数以千计的救援人员负责接种工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使获得小儿麻痹症、白喉、破伤风及其他一些疾病基本疫苗接种的儿童比例增长了两倍。可是，与庞大需求相比，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一款新药在美国上市之后，往往需要15-20年才能被坦桑尼亚或尼加拉瓜的孩子们用上，这实在让人无法容忍。“就那些疾病而言，穷人家的孩子的死亡率比富人家的孩子高出50倍！”盖茨提高了声调。
盖茨意识到，关键的第一步是铸就公共-私营部门之间的稳定同盟。在他慷慨解囊之下，这个等式的公共部门一边很快得到了解决，过去这方面的尝试步履维艰，主要是因为资金匮乏，人道救援组织为了争夺稀缺的资金而屡屡陷入内斗。可是，私营部门方面更为棘手，与制造药片不同，疫苗生产成本更高，也更为困难。举阿富汗为例，医药公司希望让那里的孩子接种疫苗，可因为当地人经济能力有限，实际需求不够大也不够稳定，无法弥补这么做的成本。他们必须要在人道和利润之间作出艰难抉择。
因此，1999年盖茨来到意大利贝拉吉奥，竭力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与会诸方包括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联合国以及多家医疗公司和人道救援组织，会谈的结果是全球疫苗与免疫联盟(如今常被称为GAVI联盟)成立。盖茨最终承诺为该机构投入25亿美元，会谈中，他展现出了不容忽视的个人意志，有必要的话，他完全可以施展强硬手段——正是此种作风使微软深受对手畏惧，也频遭美国反垄断监管部门的敌视。塞斯·伯克利(Seth Berkley)指出：“比尔就像是这样一个扑克玩家，他在桌上押下的筹码太多了，能把其他人都吓跑。”伯克利曾负责盖茨赞助的一个尝试发明艾滋病疫苗的项目，现任GAVI首席执行官。
GAVI的行事风格迥异于此前的类似机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受援方的配套投入：该机构要求发展中国家政府自身也要为疫苗接种出资，尽管后者只需为每支疫苗拿出20美分的名义费用；其次是管理严明：要求账目清晰，确保疫苗真正用到孩子们身上，并建立可持续的分发系统。该慈善组织资金充沛，再加上受援国合作伙伴的通力合作，为大型制药公司创造了一个持久稳定的市场，使其无需付出经济代价就可参与其中。为了进一步刺激竞争、增加供给并降低疫苗价格，GAVI还鼓励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制药公司竞标其订单。
成果极为显著：过去七年来，标准的五合一疫苗(可预防的疾病包括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价格降低了40%，可预防肝癌的乙肝疫苗价格在同期更是大跌68%，这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得以接种。葛兰素史克出品的轮状病毒(可能造成小儿严重腹泻和死亡)疫苗Rotarix，价格从102美元一支直降到2.50美元，而印度后起之秀巴拉特生物制药(Bharat Biotech)正在努力将成本降到1美元以下。
有了更新型、价格也更高的疫苗，比如全球销售额最高的疫苗——辉瑞出品的肺炎疫苗Prevnar，GAVI的努力更进一步。通过承诺买入一定数量的疫苗，该机构确保制药公司能够获得大量有效销量，作为回报，GAVI为长期范围内支付的价格设定了上限，仍以Prevnar为例，该疫苗目前在美国售价达114美元，但GAVI未来的采购价将不超过3.50美元。盖茨和他的战友们将提供补贴，弥补产能扩大期间的亏损。下列数字令人惊叹：为了给2.5亿儿童接种肺炎和轮状病毒疫苗，GAVI从包括英国、挪威和美国在内的多国政府筹集了超过30亿美元，盖茨又自掏腰包补贴10亿美元，使计划运转顺利。其成效同样惊人：340万人免因可能导致肝癌的乙肝丧生，120万人免因麻疹去世，流感嗜血杆菌、百日咳、黄热病和小儿麻痹症疫苗也分别拯救了56万、47.4万、14万和3万生命。过去一年来，一些新计划又分别从肺炎和痢疾病魔那里夺回了8,000和1,000条生命。
梅琳达说：“我见过许多母亲徒步跋涉八个小时，就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接种上疫苗，满心期待那一天诊所里有疫苗可用。”今年1月，梅琳达到访肯尼亚的一个农村诊所，看到4个患有肺炎的病童共用一个输氧管。“他们只能勉强呼吸到一点氧气。”她回忆道。不过，同样是在这个诊所，盖茨基金会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未来：儿童们排起队来接种新疫苗，这会大幅降低他们罹患肺炎的风险。
眼下，盖茨瞄准了两种在人类史上最杀人如麻的病魔：疟疾(这种蚊子传播的疾病每年感染2.5亿人，并使其中80万人丧命)和小儿麻痹症。对于前者，他投入了2亿美元，使一款疫苗的开发免受中途搁浅的命运——葛兰素史克研究了这款疫苗，最新研究表明它可将疟疾感染率降低一半，但它永无盈利可能。至于小儿麻痹症，盖茨决意彻底消灭之——除了天花之外，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疾病被完全根除。
建立起这一整套模式之后，盖茨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为了维持这套体系的运作，他必须扮演全球医疗保健大使的角色，考虑到他的重量级身份，即使是国家元首也得接听他的电话，他对乍得的短暂访问正是鲜明例证——一张孩子们正在接种疫苗的照片能助国家领袖赢得公众好感，他的声望还能使当地更负责地为百姓提供医疗服务。“倒不能说我说服了他们——我只是提醒他们。”盖茨说。随后他又用自己那独特的声线，拿各国领袖如何期待他的来访开起了玩笑。“噢，这个家伙啊。只要他一来，谈的事情除了疫苗就还是疫苗，还有小儿麻痹症的问题。这家还会说，世上没几个国家有人得小儿麻痹症了，你们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你们的疫苗接种率很低！”
博客圈里，“我恨比尔·盖茨”之类的文章和网站还是层出不穷，由于西雅图免费为盖茨与梅琳达基金会提供了建设新总部的土地，他被指欺诈纳税人的钱财，甚至还有人说他用疫苗传播自闭症(这套说辞已广遭驳斥)，或是通过基金会扮演着“上帝”角色。有些医学人士也不满足，批评他过于强调疫苗，而忽视了其他医疗事业。不过，尽管曾被认为是科技界的“反基督者”、扼杀创新的暴君，盖茨的善举——与其说是心血来潮，不如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使熟悉他的努力的人士将他看作一位圣徒。诺华制药疫苗业务主管安德林·奥斯瓦尔德(Andrin Oswald)盛赞他是“以保护发展中国家数百万儿童为己任，使他们免于夭折的一股强大声音。”盖茨的盟友、因在消灭天花一役中发挥重要作用而闻名的威廉·佛吉(William Foege)补充道：“过去十年来发生的一切是我们过去做梦都未曾想到的，它将永远改变社会的面貌。”
对于赞誉之词，这位亿万富豪本人并不当回事。当我告诉盖茨，佛吉将他比作莫里斯·希勒曼（Maurice Hilleman），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和其他好几种疾病疫苗的开发者)时，盖茨竟有些微微脸红，“他是实实在在做事情的人，我的意思是，他在默克的实验室，他们才是真正做事的人。”
盖茨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只不过实验室研究工作无关，他的成就凸显了解决问题的娴熟技巧——而这，只有一个造就了整个行业的巨人才可能拥有。
我曾请求盖茨自我评价一番，就各项成就——从创造计算机软件到推广疫苗，谈谈哪一项更重要，他那长于计算的大脑迅速运转起来。“我得说，这两者很难比较，”他说，“从拯救生命的角度来看，疫苗毫无疑问大幅胜出。”说到这里，他又揣摩了一阵，说道，疫苗和个人电脑都可以“与印刷术和火种相提并论。”表面看来，这番言论狂妄自大得令人侧目。可是盖茨丝毫没有自吹自擂的意思，因为这只不过是不带感情色彩的、实实在在的、屡经验证的事实。（文/福布斯中文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