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12岁的儿子A在戏剧课上自信的表现，陈姐觉得，新加坡，来对了。

多年前，为了能让A进上海紧俏的公办小学，上海本地人、房产众多的陈姐花大价钱额外购置了一套学区房。但A性格内向，不太合群，一直到三年级，都处于抑郁状态。上体育课的时候，A会在操场的角落背对着老师独自坐着。这一切让陈姐心疼不已。

机缘巧合下，陈姐一家了解到新加坡的教育，决心一试。疫情伊始，陈姐带着A坐熔断指令下达前最后一班国际航班来到新加坡，参加国际学校的考试。安顿下来后，她把5岁的小女儿也接到了新加坡上幼儿园。

四年过去，和众多来自中国的陪读妈妈一样，尽管初期会被包裹在不确定性与焦虑中，她没有后悔自己的决定。

新加坡的生活成本加上学费，一个典型的二孩家庭往往每个月至少要花费4～5万人民币不等。能出得起这个钱的家庭，往往是中产往上——最恐惧阶级坠落的一类家庭。

实际上，为了孩子的教育，父母们在世界范围内，国家间，省市间，学区间进行着数不清的迁徙。全世界都笼罩在阶级坠落的恐惧当中，又希望孩子能够免于这种恐惧的侵扰。

新加坡是一颗漂亮的糖果，它包裹在父母对精英教育的期许当中，成为中国中产父母们趋之若鹜的目的地。

一方面，孩子获得了令人欣喜的成长；另一方面，陪读妈妈们抛下国内的工作与生活，远渡重洋，在陌生国度承受着语言障碍、经济与心理的双重压力，以及孤独感的侵袭。尤其在自我价值感的实现上，面临着挑战。

这是陪读妈妈们的一体两面。

精英教育

彤女士和丈夫出身湖南一个县城，后到深圳打拼。2022年9月，他们带着两个孩子，举家移居新加坡。“未来，孩子就不需要再想着怎么从国内一线城市奋斗到国际化的平台了。”

她的两个孩子一年的学费在10万元人民币左右。

其中，小女儿在上幼儿园，学费1.56万新币一年（约合人民币8.4万元）。刚到新加坡时，儿子在国际学校就读，学费25000新币一年（约合人民币13.4万元）。后来，儿子考入政府学校，学费骤减，大约11400新币一年（折合人民币6.1万元），不到国际学校的一半。

政府学校相当于中国的公办学校，其优势远不止是学费便宜这么简单。

新加坡政府学校提供的基础教育非常扎实。202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于2022年进行的、三年一次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结果：新加坡学生在最新一轮的国际学生评估中表现优异，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项测试中重登榜首，使新加坡在全球81个参与评估的教育体系中排名第一。

在2018年进行的 PISA 当中，以北京、上海、苏州为代表的中国大陆名列三项测试第一。但中国大陆没有参与2022年的调查。数据来源：经合组织，其中，标*表示该地区未能达到一个或多个PISA抽样标准。

新加坡国际教育集团董事何蓓从事教育行业十余年，她曾经在中国的大学任教，目前在新加坡运营6间幼儿园。

她向虎嗅分析，新加坡教育的鼎盛根源上在于新加坡人口短缺，政府对人才，尤其是参与政府建设的人才极度渴望：“因此，新加坡政府花费大量资源，绞尽脑汁，持续变革教育方式，去培养能够支撑现代化社会运营的接班人。”

这也让新加坡教育极早进入“分流”模式。夸张的是，在小学三年级的分流，就能决定孩子将来是否会进入学术类大学。虽然过程中有多次机会考回为学术准备的道路的机会，但难度确实随着孩子长大在递增。

全球生育率走低前提下，新加坡通过低龄留学和友好的陪读政策吸引年轻外来人口。

新加坡宝妈联盟董事经理邸天雄告诉虎嗅，新加坡陪读签证政策允许3～16周岁的孩子申请学生签证，同时，女性直系亲属（母亲、外婆、奶奶）中的一位可以申请陪读签证（1年期，到期可以续约更新）。

因此，“陪读妈妈”这个规定了特定性别的称谓，看似刻板印象，实际上却极为准确。

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往往选择在国际学校过渡，并每年参加政府学校的入学考试。政府学校的门槛不低，且有严格的籍贯配比，留给国际学生的名额不多。

很多孩子离开新加坡的家长，都是因为没能考进政府学校。中国一线城市的国际学校条件并不差，如果没能进入新加坡政府教育体系，中产父母们往往不甘心，因而选择去欧美或者回国“卷”。

Kathy 梳理的新加坡教育体系信息

Kathy 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新加坡时，正值某一次教育改革。女儿B考的是中学一年级，那一年，全新加坡参加考试的500位国际学生中，仅录取了20人，后分散于各个政府中学当中，录取率低至4%。弟弟C参加的是小学三年级入学考试，竞争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激烈，录取率在15%左右。

政府学校入学考试科目为英语和数学。其中，英语对中国孩子来说往往是较大的阻碍。

在新加坡，所有学校的授课语言都是英语，“不学好英语，任何学科都听不懂。”彤女士告诉虎嗅，不仅是授课，最开始，她也担心孩子无法完全听懂其他小朋友说话而受排挤，“在新加坡，各个种族的人英语交流环境都是生活化的，而中国孩子在国内是把英语当一个学科在掌握。”

彤女士的丈夫曾经在国内大厂工作，“干得很不开心”。因为英语好，他被一家外资公司挖走，并获得了来新加坡远程工作的机会。丈夫的经历让彤女士再三意识到外语教育的重要性，对儿子的英语百般训练。

最开始，她考虑把儿子送进培训班，这是很多中国陪读妈妈的主流选择，“反正也不差这个钱”。后来，她又给孩子找了一对一老师，每周一节课，往返交通就要几个小时，也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最终，她决定自己学英语，自己教儿子。

目前，儿子已经成功考入政府学校。正在幼儿园读书的小女儿，因为成长在英语环境中，比哥哥的语言沉淀自然了很多。未来，彤女士也打算自己辅导小女儿的英语教学。

“其实妈妈们在国内也是上不了班的。”彤女士和虎嗅感慨，“在目前这样严峻的教育竞争下，如果你希望孩子在学习习惯、质量上保持一定的优势，一个亲力亲为的妈妈是必需的。”

新加坡的教育体制下，孩子们7:25到校，下午13:30放学。放学后的时间中，每周有两次CCA，即课外活动。课外活动涵盖体育类（棒球、武术、击剑、舞蹈等）、音乐类（古筝、钢琴、二胡等）、语言类等，由MOE（新加坡教育部）出资。课外活动会持续到傍晚时分。

彤女士最欣慰的是，尽管儿子处在小升初的关键阶段，但仍可以保持每天踢两个小时足球，并且在晚上21:30前上床睡觉。这听似简单的条件，实际上在国内，已经很难达成。

满级父母

看多了中国妈妈在新加坡大卷特卷的故事，Kathy 的云淡风轻让我如沐春风。她顺其自然的引导式教育，让我想起曾经媒体大肆称赞的谷爱凌的妈妈。当时，社交媒体上称之为“满级父母”。

她女儿B今年13岁，上中学一年级，是个经常考全年级第一的“牛娃”；儿子C9岁，上小学三年级，没有姐姐那么会学习，Kathy 有时候开玩笑说他是扶不起的阿斗。

很多人鸡娃的方式是把所有东西都塞给孩子，但 Kathy 坚信，家长需要做的仅仅是引导，并且尽可能提供资源。她对孩子的要求是他们要有想法：“一定要抛观点，你不抛我也没有。”

B 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NASA的数据员。Kathy 引导她查询电影里NASA 请来解决问题的教授，都出自哪些高校。锁定加州理工后，2017年，她带B去美国玩了一段时间，住在加州理工附近，经常带B去学校里参观、听讲座。回来之后，B坚定了要去加州理工学物理或者数学的决心。

一直到现在，B在政府学校也经常考出满分的数学成绩。

新加坡的教育环境给予了孩子很多支持。只要你有想法，学校就会尽力支持，“只怕孩子没想法”。

B喜欢研究鲸鱼。她组了一个乐队，为鲸鱼作词作曲，写了一首歌；写了一本英文书；还写了一本中文书。学校里，所有老师都知道她喜欢鲸鱼，给了她的乐队两次上台演出的机会，唱那首鲸鱼相关的歌。图书管理员专门为她购置了5本鲸鱼相关的书籍，“以给她足够的知识量”。

“这让她把这一件事情淋漓尽致地做了一遍。孩子心里很满足，在这个人生阶段，不会有任何缺失。”Kathy 对学校的做法感到欣喜，这契合了她的教育观。

B在学校并非一帆风顺，新加坡的多元化曾经让她经历了一些小苦头。

第一年，B的社会学课程是一位韩国老师教授的。东亚体系下，两人思维方式相近，老师很欣赏B，每次写评语时，都对B的思辨能力赞不绝口。期末，B拿到了这门课的第一。

第二年，换了一位来自欧美的老师，对中国的理解局限在秦朝、汉朝等历史阶段，B和老师很难同频。很少需要关心孩子学业的Kathy收到老师的邮件，说B就要不及格了。

在询问B原因后，Kathy 劝诫她，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不同频的人会很多。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抵抗对方，那就学着适应，最终才有可能改变世界。

B 听懂之后，迅速调整策略。期末，她又拿到了这门课的第一名。

相较B在学校风云人物般的生活，C显得没有那么耀眼，需要更多引导，但Kathy也不感到焦虑。

Kathy 曾经被华文老师约谈，早上6:50在校门口见面，原因是C在期中考试中表现不佳：“孩子再这么下去，高级华文就要不及格了！”

C 从未在国内上过小学，所以中文书写能力较弱，到新加坡的第一年，就进入了美系的国际学校，缺乏中文语言环境。进入政府学校加后，新加坡的分流制度，明确地将各个科目分为高级班和普通班，C被分在高级华文班。

C 是个随心所欲的孩子，刚开学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在高级华文班，就去了普通华文班，写字本也一直留在了那个班上。后来，高级华文班的老师送了一本新的给他，让他补作业。

得知这件事的 Kathy 哭笑不得。被约谈的那天，Kathy 本想和老师说，直接把C换到普通华文班吧，不然压力太大了。但老师表示，相信C能赶上。

于是，Kathy 为 C 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华文学习计划。她采用了类似小时候学习英文的方法，从写字开始，每个字和词都抄写两遍，每个字和词抄写一排，第二天进行默写，不会的继续巩固。同时，要求 C 熟读每篇课文，直到他几乎能背诵下来。此外，他们还花很多时间完成了 C 此前在学校未完成的作业。

第二个学期，他们继续着这个学习计划。期末考试中，C 的华文拿了满分，高兴地在教室里跳舞。第二天，校园小记者就找到 C，想要邀请他进行分享。

目睹了这一切的 Kathy 在心里感慨，新加坡教育真的很重视孩子的进步，以及给孩子的心理满足。

对于两个孩子的大学或是职业考量，Kathy 和丈夫做到的也是理清资源，给孩子提供所有信息，任其选择。

在和 Kathy 的交谈中，从夫妻两人的事业和财产判断，这是一个远超中产配置的家庭。他们给孩子提供的机会和底气，确实很难平行参考到普通家庭，但他们的教育方式和心态仍然值得借鉴。

说到底，教育是一个远大于新加坡与否和富有与否的问题。

“迁徙”

异国陪读是一场迁徙。

彤女士说，她得到了远走他乡的发展和探索世界的视野，牺牲了父母期望的承欢膝下。家乡的习俗是女婿入赘，她不仅和丈夫离开家乡，还来到了几千公里外的异国。为此，她一直被长辈埋怨。当她意识到，自己的苦楚连母亲也无法理解时，感到了巨大的孤独。

心理上也是一场迁徙。陈姐说，自己在上海衣食无忧，到了新加坡才开始亲力亲为，好像打怪升级，觉得自己都成长了许多，“好玩得不得了”。

她的心态很好，但并非每位陪读妈妈都有这样的兴致。

一些陪读妈妈逐渐迷失在这场巨大的迁徙中。她们孤单、偏执，孩子成为她们唯一的事业，举家的期望压得她们喘不过气。一场可能发生的美好旅途成为了孤注一掷的战役。

Kathy 经常给焦虑的陪读妈妈们“心理按摩”，她劝她们把感受“拉回自己身上”。她每周组织陪读妈妈们徒步，疏解她们无人可分享的压抑。陈姐组织陪读妈妈们学跳舞，在孩子不在家的短暂时间里，找到自己的一方空间。彤女士为自己公司线上工作，维系着生意。

她们的共性是，在迁徙中，没有彻底沉溺于“母亲”的身份。她们在新环境中重新定义生活的意义，保持了独立的自我，哪怕是阶段性的，哪怕是部分的。

比起一位事必躬亲的母亲，孩子更需要的，是从母亲身上看到，内心的平和与自我成长同样重要。

陪读妈妈，不只是陪读，也不只是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