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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不能只给自己赚钱
2022-02-07 23:37:34  出处:雷峰网  作者:董子博 编辑:上方文Q     评论(0)点击可以复制本篇文章的标题和链接

低垂的果实吃完了,现在怎么办?

一、市场需要能赚钱的企业家

先说结论:企业必须要能赚钱,不然市场只有灭亡一途。

不看互联网公司的话,现在的很多著名企业家其实都发迹于,上个世纪90年代那场MBO热潮。

MBO这个词太难懂,这里说通俗点,就是管理层收购,也就是公司的经理人们买下国有公司股份,成为公司老板。

1998年,在四通吹响号角后,国内掀起过一场管理层收购的热潮,足足有数万家国有企业转为民营企业,包括联想、格力、TCL、长虹、伊利、双汇在内的今天诸多名企,背后往往都有管理层收购的往事。

本世纪初,媒体上不乏对此的批判之声,称其为“成为首富的捷径”,并直指其背后的国有资产流失,这也是今天柳传志家族受到质疑的地方。

探秘柳氏真相不是本文重点,这里想重点说明下一个逻辑,不然可能很多年轻一辈已经无法理解:

好好的国有企业为什么要转为民营企业呢?

原因就是三个字:养不起。

以国家为支持,赚钱自然不是第一要务,国企早已失去了竞争意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沿海地区经济获得了大发展,后来又开始申请重返WTO,大量外资涌入中国,各种各样的商品涌入内地市场,传统国企生产的产品跟不上时代,失去了竞争优势,国企群体出现大面积亏损。

后来的学者在回忆那段历史时,常常用来形容的话就是,国家经济走到了危险的边缘。

那个阶段,每个人都知道国企在亏损,但是每个人都觉得和自己没关系,而且一旦有机会就会尽可能的多吃多占,金饭碗的思想根深蒂固,却对企业盈亏没有责任意识。

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翻译过这样一个故事:一群牧民面对公共的草地,人人都想多养牛,尽可能扩大自己受益,但是随着牛无节制的增多,草地被过度放牧,最终所有牛都饿死了,这就是所谓的公地悲剧。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不能只给自己赚钱

那些年里,即便有些经理人想要进行改革经营,但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他们也没有足够的经营权限。

产品卖不出去,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效益极差,即发不出工资,也很难上缴赋税。为了给这些企业续命,地方银行只能不断将一笔笔贷款杯水车薪的填进去,生产出大量根本没人买的产品。

到1999年为止,“中建工农”四大银行已经背上了3.2万亿的不良债务,而事实上当年的GDP才不过8.2万亿。

按照国际通行的巴塞尔协议标准,四大行当时已经技术性破产,然而他们事实上没有破产,国家也不会允许他们破产。在国家信用和财政的支持下,四大资产处理公司成立,剥离了银行们两万多亿的不良资产。

然而国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在那个时期,实际承担着整个社会基底的是那8亿多的农村人口。他们不仅提供着廉价的粮食和农副产品,支援工业建设;还要上缴农业税和提留,养活公务员体系;最后还为沿海发达地区提供廉价劳动力,把人生最好的年富力强阶段留在工厂车间,饱受亲子分离之苦。

当时的农村生活压力极大,社会环境也相当紧张,深化改革已经成了势在必行的事情。

事实上,在此之前,一些先锋人物就已经探索出将国有企业卖给职工的做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山东诸城市时任市长陈光,他上任时面对的市内国企审计结果是灾难性的:全市150家企业中103家亏损,43家资不抵债。

在陈光大刀阔斧的售卖后,经营者可以根据市场调整产品,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大大增强。到陈光卸任时,全市生产总值已经从17.3亿增长到73亿,财政收入也从0.85亿增加到3.2亿。

企业家们各自突围,能给经营带来活力,减少公地悲剧,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企业家不能只给自己赚钱

要给企业家创造活力,就得让他们能挣到钱。但这样就足够了吗?

这就要说另两个问题:钱是怎么来的,又怎么没的?

现代信用货币起源于汉武帝时期发明的白鹿皮币,然后是两宋时期的官交子,再然后是元明时期的各种宝钞,不过真正意义上通行全世界的还是殖民时期的英镑。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不能只给自己赚钱
宋代“交子”纸币

从本质上来说,它们都是一种信用凭证,或者说借据。

说再简单点,它们本身并不是钱,而只是钱的代表,它们被发行出来的时候,也意味着相同价值的金银铜货币(名义上)被存进了中央银行,这玩意就是银行发出来的借据。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我们所说的钱(纸币)从一开始就是信贷工具。

那么钱发行给谁呢?其实目标就是企业,我们来看下钱的流通过程。

中央银行将100万发行出来给A银行,A将100万贷款给B企业家,B企业家将100万用于办工厂和消费,分给C员工群和个体户群;C再将这100万存入A+银行;A+银行再将其贷款给B+企业……

如此循环下去,央行虽然只发行了100万,但在流通过程中,却因为A+银行们的信贷,出现了许多个100万,这样下去肯定会导致通过膨胀;所以中央银行必须设置存款准备金率,以控制市面上流通的现金数量。

假定存款准备金率是30%,那么A1银行可以贷出去的钱就是70万,A2银行可以贷出去的钱就是49万,A3银行可以贷出去的就是34万……以此递减。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信贷循环。

循环运行的好,社会上人人有钱赚,社会在信贷体系的加持下飞速发展,几十年可以走掉别人几百年的路。

玩过《铁路大亨》游戏的同学应该有印象,花未来的钱办今天的事,建公路,建铁路,吸引大量老百姓定居,一次又一次挺过发展关键时刻,在城市发展起来以后再还回去,那点借款相比于后来的收入就是九牛一毛。

事实上,《铁路大亨》并不仅仅是游戏,它真实的描绘了美国镀金年代发生的事情。美国政府为了鼓励大亨们修铁路,将铁路沿线的土地授予企业主。企业主们渴求土地增值收益,于是从银行贷款拼命扩张铁路里程,最后修成了连通太平洋与大西洋的铁路大动脉。

在中国正经历两次鸦片战争荼毒的时期,美国把铁路里程扩张到9000英里,相当于世界另一半所有国家铁路的总和,之后才有了美国经济的爆发式发展。

中国在前两年把高铁总里程干到3.5万公里,相当于全球高铁里程总量的三分之二,结果铁总债台高筑,负债超过4万亿,一堆人追在后面骂。但是他们没想过,铁总的收入不能光用卖票计算,如果按美国那种方式算,每个通高铁的城市都欠着铁总的地呢。

钱的健康循环让整个社会的财富不断增长。但是,如果循环的不好呢?结果非常惨,那就是经济危机。

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危机中,银行破产,企业倒闭,老百姓失去工作,社会一片萧条,似乎所有人都成了穷人,那么钱都到哪里去了呢?

其实,钱并不是消失了,而是“死了”。当钱失去了活性和流动性,那么钱就不再是个让社会运转的资源,而只是一个空洞洞的数字。

按照我们前文的模型,银行体系可以增加货币流动性,将央行发行的100万放大N倍,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银行普遍为资本家私人所有,一旦坏账积压过高,说破产就破产,钱的循环暴停,流动性迅速下降。

在1929年的美国,贫富差距过高,劳资矛盾巨大,企业家们普遍信奉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思想。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不能只给自己赚钱
管理学家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

泰罗最初的工作是底层的钢铁厂保管员,历经助理工头、工头、技术主管、研发总监一路升上去,最后成为管理者。此外,他还是个运动健将,发明家,冶金专家,甚至在夜校学过工程学。他本人就是一个工作狂人。

泰罗所谓的“科学管理”思想就是来自于自己的工人经历。他坚信,工人们都是“懒骨头”,只想着做更少的工,赚更多的钱。而企业主由于缺乏对实际工作量的了解,通常只能放任工人们“偷懒”。

于是泰罗亲自下场,手持秒表,把每项工作的KPI定死。在他的精明计算下,一个生铁铲运工的日工作量从12.5吨提升到47吨。不久,某军工厂采用他的方法论后,大大提升了竞争力与效率,将产品成本降低了50%。

泰罗最后将自己的理论写成《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声称要要保证雇主和每一个雇员获取最大利益。

美国的资本家们很快将“科学管理”奉为圭臬,他们通过这种方法,确实提升了生产效率,保证了自己作为雇主的利益。但资本家终归是资本家,雇员们的薪资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

资本家的贪婪终于让他们走向了自己的毁灭。在商品暴增、资本膨胀的同时,人民却富不起来,无力消费,最后的结果就是加速生产过剩周期,企业纷纷倒闭,银行坏账积压跟着倒闭,钱也无法流动起来,然后整个社会都资金不足,进入一种通缩状态。

不是缺钱么?不是通缩么?印钱不就好了?事实上罗斯福也确实这么干了,但他这么做却可能间接地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是,资本是逐利的,尤其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罗斯福的钱到了华尔街的银行家手里,银行家才没有心思拯救国家,他们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搞更多的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欠下了天价战争赔款的德国,在短短20年后又发起一场世界大战,这背后离不开华尔街银行家们的借款。

希特勒从1931年就开始从华尔街手里抠钱,一直用财富增长的美梦进行许诺,用美国的钱发展起强大的军事工业,保证了国内最低的失业率与最高的支持率,直到把炮火倾泻在全人类的头上。

给企业家放权确实能带来活力和效率,但放纵资本无序扩张的结果只有两个:要么经济危机,要么战争。

三、理想的漫长之路

钱是人类社会的血液,它在银行、企业、群众中不断流转循环,不停对物质资产进行分配调节。

现代经济危机周期性出现的原因,就是贫富差距的过分拉大。最后,企业生产再多的产品也没人买,然后生产过剩 → 企业破产 → 银行坏账 → 流通的钱暴减 → 经济危机发生。

从企业家(资本家)的角度来看,群众就相当于一块共同的韭菜地,大家都想“我不多割点,别人也会多割”,这就是更大的公地悲剧。

国家的宏观调控与税收分配可以遏制这种情况,不过这是外部性的。

我们想知道有没有一种内部性的情况,可能让企业家们发自内心的,且合乎逻辑的,向群众让出利润?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一书中,女人主公薇拉创办了一家裁缝工厂,她亲自参加劳动,实行按劳分红,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付诸实践,表达了美好愿望与思想。

车尔尼雪夫斯基模式的基础,是依靠企业家的个人品德,但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企业家都是“天使”。

那么现实中有没有这样的事呢?也有的。

2015年4月,美国一家支付中介公司Gravity Payment的创始人Dan突然告诉员工们,他打算砍掉自己百万美元的年薪,同时给清洁工、行政接待、普通文员在内的每个人加薪,在3年时间内做到公司最低工资7万美元。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不能只给自己赚钱
西雅图信用卡支付公司 Gravity Payments

这一举动让Dan成功进入华尔街咨询公司们的“2015年最失败的创业者们做了哪些蠢事”榜单,财经媒体纷纷对其发出嘲笑,不少美国知名企业家也发出看笑话似的评论。

让人没想到的是,6年后的2021年,Dan的公司不仅没有衰落,而且营收规模还扩大了3倍,员工增长70%,员工离职率和客户流失率都大大下降,甚至连公司员工生孩子的比例都大大增加。美国媒体现在管Dan叫“美国英雄”。

故事说到这里,可能有人已经开始嘀咕,“这种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故事听起来太过玄幻,为什么这种好事都发生在国外?”

下面,我们再看一家比Gravity规模更大、雇用人数更多、竞争力更强、薪资分配更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国公司——帆软。

四、企业员工共赢的方法论

帆软这家公司极其低调,网络上关于它最近的新闻是,去年疫情期间,帆软给包括刚加入的校招生在内的所有员工普调薪资2500元,把公司账上多余的现金,全部发到员工手里。

这家公司不融资,不上市,把“利润共享”写成蓝色的大字,放在公司宣传栏里,在无锡城里给员工北上广深的待遇。

面对提高员工待遇的呼声,许多企业家也“叫苦不迭”:在创业过程中,是他们自己拿出自己所有积蓄拼命一搏,所以总是觉得自己承担了更多风险,也应该获得更多收益。

但事实上,员工不富,企业也无法“富下去”。

帆软给员工撒币是出名的慷慨。公司每年年底留足18个月左右的花销,其他的钱都分红给员工。网上早就有所流传,帆软校招员工的年薪能拿到12-30万,水准直逼一线员工。去年帆软员工的平均个税缴纳是4万(北京平均是不到7K),以至于帆软的工程师连阿里和腾讯都挖不动。

与之对应的是,领导层只拿研发组长两三倍的薪水,二八原则在帆软的身上彻底失效。

而管理从来不只是“给钱”这么简单,许多管理者只能看到员工对金钱的初级诉求,但没能发现他们更深层次的需求。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组织内可能影响平衡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今天的大多数公司都以薪资保密作为制衡员工的“信息差”,但殊不知,在“黑箱子”里工作的员工会慢慢积攒不信任的情绪。

2012年的帆软就曾经历这种过“信任危机”,员工觉得公司挣了很多钱,但自己却没能获得相应的报酬。一时间人心思动,业务也混乱起来。

而思索再三,帆软给出的方案是一场薪酬改革。公司的高层将每个团队都挨个叫到办公室,将包括工资、社保、津贴在内的财务数据全部公布。他们取消了密薪制,用财务透明化大小员工心中的怀疑,也大大提高了团队的团结。

除此以外,帆软的招聘从不空降。无论先前任什么职位,全部从基层做起。一视同仁、严进宽出的用人文化也能让公司的管理模式更加扁平。员工之间的地位差异被控制在了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就能够避免在“职场宫斗”上消耗时间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让员工享受到富足和尊重,确实也增加了员工工作的舒适度。但如果公司是天堂,员工也容易不思进取,最终让企业逐渐走向僵化和停滞。

让员工在高舒适状态下还能保持战斗力,就要适时适度地对员工进行刺激。员工进入帆软,首先需要通过一系列考核,形式从笔试、写代码、到项目实操,形式根据工种各有不同。在相对严格的筛选和绩效要求下,公司养出的不是“闲人”,而是把优秀融进基因里的战士。

同时,在市场经济下,私企相对国企有天然的驱动力:如果经营不善,私企面临的是“生与死”的危机。将企业盈利与员工收益进行强挂钩,也是增强员工驱动力的又一种“基础操作”。这种危机感与主人翁意识,也让员工能够发自真心地为企业创造价值。

在分配上不拘小利,在管理上一视同仁,在考核上纪律严明。这三点管理经验,恐怕早是企业家们耳边的老生常谈。但真正能做到这三点的企业家,管理做的总不会太差。

五、依靠逻辑理性,而不是依靠道德

在激烈竞争的商业社会,鼓吹道德往往是无用功。成功的公司模式一定有其商业逻辑,而这背后的逻辑就是:企业家和员工的成功并不矛盾。

共赢式的管理模式,让帆软获得成功了吗?

对于TO B企业来说,没有比客户群更能显示企业实力的了。四年前,帆软公开过一次数据:《财富》中国企业100强中62家是帆软客户;《福布斯》中国最具潜力100家上市企业中有52家是帆软客户;中国软件企业100强中,有69家是帆软是帆软客户;中国244家一级资质集成商,有142家是帆软客户。

如果还不清楚,那只需要记住帆软的一个标签就行:国内市占率第一的BI公司。

从企业管理历史上来看,帆软的模式也有前例可循。

1914年,福特决定把工人的日薪资从2.34美元提升到5美元,把工作时长从10—14小时缩短到8小时,大大提高了工人群体的个人待遇。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不能只给自己赚钱
福特汽车创始人 亨利福特

这种慷慨为福特赢得了大量社会赞誉,从社会组织到工人个体都向他表示感谢,甚至有人把他形容为慈善家。

但从福特之前的作为来看,他显然不是个“慈善家”。《管理百年》一书这样形容他,“福特并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他做生意的方式非常极端,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全部放弃。”

在福特汽车成立第一年,公司推出了8种车型,日产量达到一百辆,这让股东们感到狂喜。不过,福特本人却很不满意,他认为公司至少应该日产1000辆汽车。

在追求效率这件事上,福特比前文提到的现代管理之父泰罗更加极端,他认为车型太多影响生产,于是索性将8种车型掉7种,只保留最后一种没有雨刮器、没有油量计、没有速度仪、甚至连后视镜也没有的T型车。

小股东们为了挽回研发损失,因此气的把福特告上法庭,不过最终随着股东代表霍勒斯和约翰·道奇的去世,官司也不了了之了。

如此看重效率的福特怎么可能对工人大发善心?无非是福特有了新的管理视角。

按照当时流行的泰罗科学管理法,工厂管理人员会用秒表计时,拆分研究工人们每个动作需要的时间,将其量化统一成机械动作,然后提升劳动生产效率。

基于这种视角,企业管理层也只愿意支付工人的“机械动作工资”。

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或者说,人是更精细复杂的机器,衣食住行甚至连心态都会影响这架精密机器的效率,泰罗的科学管理法显然忽略了这一点,以至于当时每家工厂的工人流失率都非常高,劳资矛盾异常尖锐。

福特在“机械动作工资”之外,愿意给出更高的价钱,称作“生活工资”,他要求工人们按照他规定模式的生活。

他要求手下的工人们,戒酒、戒赌、已婚男子必须与家人同住、并且照顾他们……甚至成立了有50个调查员的社会部,对生活健康的单身男子发放奖金,对酗酒赌博者严厉解雇。

可能现在说起日薪5美元,大家感觉不到什么,要知道那年黄金价格大概是1美元1.55克黄金,5美元就是7克左右黄金。看官们可以自己换算下自己日收入,看能不能买7克黄金。

在“5美元日薪制”施行之后,当其他工厂员工不足无法开工之时,福特工厂门口则常年大排长龙,拥挤的应聘工人一眼望不到头。

现在看来,福特的招数真的非常有效,他迅速实现了这几个目的:

1.   大大解决了公司面临的工人流失问题;

2.   保持了员工稳定,让他们有时间沉淀技能,保持高技能水平;

3.   处理好劳资关系;

4.   将员工培养成了潜在客户;

事实上,在“5美元日薪制”实施后,福特汽车工厂的效率不但没有下降,而且提升了40%,利润也提高了20%。四年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全世界一半正在开动的车变成了福特的T型车。

福特因此得意的说:“这是我所做的最明智的降低成本的决策。”

站在效率的角度来看,从泰罗到福特,这也是一次从机械流程到人本身的管理科学升级。

后记

经济学家喜欢将容易获得的东西比作“低垂的果实”。

在我们国家发展过程中,很多人摘到了这种果实,比如没有开发的土地、廉价的劳动人口、可以模仿借鉴的新科技。

有些人在摘取过程中,获得了财富,以为自己举足轻重,但其实心里始终只有自己,没有别人。

而另一些人,他们一边追逐财富,一边也是群众致富的带头人。他们发展产业,造福于民。

现在低垂的果子快摘完了,真正的企业家的时代已经开启。

集众人之私,成天下之公,这是当前时代最需要的人。

责任编辑:上方文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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