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想把他扔在那里，不管了。”在劳动仲裁庭外，傅民的父亲傅六平告诉记者。

去年7月，深圳美团外卖专职骑手傅民在送外卖途中，不幸遭遇车祸，被出租车撞倒重伤。此后，傅民经历三个多月的长时间昏迷、苏醒、认知智力不清等阶段，至今仍半身瘫痪，需要长时间康复治疗。

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外卖骑手属于灵活用工，尚未被纳入社保范围，劳动关系认定存在不确定性。眼前，是往后可能终身残疾的儿子，身后，是借钱度日、陷入困境的农村家庭，这一切让傅六平陷入挣扎。

外卖平台虽然创造了庞大的就业群体，但适合从业人员的强制保险制度缺失。截至2020年末，美团上共有950万名外卖骑手，饿了么注册骑手也有300万。现行非正规就业工伤补偿不足，工伤或职业病会对劳动者本人及其家人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尤其是在发生永久伤残或死亡之时。

不过，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工伤保障问题正在受到关注。7月22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联合发文，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提升平台灵活就业人员保障水平；7月2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委联合印发文件，明确平台和第三方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骑手参加社会保险。

红绿灯路口重伤险丧命

外卖骑手半身瘫痪

去年7月，深圳美团外卖专职骑手傅民送外卖途中，不幸遭遇车祸，在红绿灯路口被出租车撞倒重伤，路人拨打120急救电话后，被紧急送往深圳市第八人民医院。傅民因遇险时头部落地重创，经医院诊断为急性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脑干损伤、多部位脑挫裂伤。

(手术抢救后的傅民)

在紧急实施颅脑手术后，傅民虽然保住性命。此后，傅民经历三个多月的长时间昏迷、苏醒、认知智力不清等阶段，至今仍然半身瘫痪。

经历昏迷后，傅民的苏醒给傅六平一家带来一丝希望。记者几次前往医院采访，傅民手术开刀插管后，喉咙留下的大块伤疤痕迹清晰可见，从苏醒到认知恢复，再到认得清人，傅民的情况有所好转。

不过，与认知能力有所好转相比，傅民其他方面恢复情况不太理想。语言能力方面，至今只会断续两三个字；肢体能力恢复方面，右半身全瘫。记者采访过程中看到，傅六平在把傅民抱起时，右手右脚软瘫，无法站立。在照料一年多来，每天身材不高的傅六平，都要把傅民1米8多的庞大躯体，从病床到轮椅来回倒腾。

傅六平告诉记者，“按照傅民的状况，需要长时间康复治疗。恢复状况不理想的话，往后甚或终身残疾。目前，大小便不能自理，每次小便完，都需要再绑上个塑料袋，当作尿袋。”

（一年后，傅民仍半身瘫痪。）

一个父亲的挣扎

瘫痪残疾的儿子与被拖垮的家庭

与此同时，傅民的后续治疗以及工伤赔偿，一直横亘在傅六平的心头。自从妻子离开深圳后，去年至今，傅六平放下老家的工作，一人全程陪护瘫痪在床的傅民，妻子留在家里读小学的女儿。一年多过去，这个来自江西农村的家庭，几乎没有任何收入与补助。他告诉记者，现在只能跟亲戚借钱度日。

为确定双方劳动关系，今年6月，傅民的这起纠纷在深圳市劳动仲裁庭第一次开庭。不过，美团旗下的劳务外包公司宁波万古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称：外包公司），以法律程序不当为由，拒绝就申请仲裁方提出的问题应询。

庭审现场，美团的外包公司代表律师给出的理由是，傅民住院期间，行为能力尚不确定，劳动仲裁申请书系父亲傅六平所签，因此对家属能否代表傅民提起申请持否定态度。而如果家属要作为监护人提起申请，需确定傅民无行为能力，并且确定傅民与傅刘六平的亲属关系后，才可进行审理。傅民代表律师表示，傅民因病情原因未能完全表达，鉴于被申请人提出的质疑，傅民一方将提供书面意见。就此，仲裁庭认为法律程序存在瑕疵，中止该案审理，将押后再审。

从裁判文书网搜集的各平台35个劳动关系案件中，有13个案件在劳动仲裁过程被驳回或不予受理；到法院审理阶段，有8个案件被认定不存在劳动关系。在国内，在申请确认劳动关系后,必须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不服才可以向法院起诉,也就是说必须仲裁前置后才起诉，劳动仲裁是劳动争议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必经程序，该类劳动纠纷解决法律流程一般需要2至3年。

今年8月17日，傅六平决意用轮椅把儿子傅民推到位于深圳龙岗的美团劳务外包公司宁波万古配送公司办公处。傅六平带着儿子，在外包公司办公处住了4天，交涉并没有结果。第5天，傅六平推着儿子前往美团深圳总部。几经沟通，仍没有结果，只能回到医院。

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外卖骑手属于灵活用工，并未被纳入社保范围，劳动关系认定存在不确定性。眼前，是往后可能终身残疾得儿子，身后，是借钱度日、陷入困境的农村家庭。“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全家需要生活，我耗不来这个时间，”傅六平告诉记者。

庭审被押后，傅六平陷入挣扎。“我真想把他扔在外包公司那里，不管了。”第一次劳动仲裁庭审后，在劳动仲裁庭外，傅六平告诉记者。

（傅民受伤前）

（傅民所用的送餐电动）

车祸发生后系统将单分派给其他骑手

超时、差评等情况均影响月底工资

事故前半个月，2020年7月16日，傅民在美团深圳华强二站站点的主管人员招聘入职，签约成为美团专职骑手，配送范围为深圳福田区一带，送餐所用的印有美团统一的形象标识的电动单车、保温箱、头盔、以及服装等均由美团合作的外包公司提供。

傅民方面表示，双方签署的劳务合同，已具备劳动合同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劳动合同的期限、服务、工作地点、工资发放的方式，以及申请人作为员工应当遵循的公司的规章制度，履行的工作职责等。

事故当天，傅民执行正常班，时间段为早上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此外还有夜班、早班。上班期间，每天需要去深圳华强二站报道，根据在线时间进行考勤。根据美团方面的考核制度，由系统发单，每天要达到一定的接单量，有最低的接单量要求，没达到接单量会进行扣罚。

记者看到，根据傅民提供的工资条，当月傅民工资为3184元，目前该笔工资尚未发放。工资包括接单补助、夜班补助、距离补助，以及零差评奖、冲单奖、准时奖、优秀奖等各类奖金，如果送餐出现超时、差评等情况，接单提成以及每月奖金方面均会扣罚。

除了劳动关系认定外，工伤事实认定方面，根据傅民方面提供的事故当天接单记录后台轨迹，记者看到，7月31日10点43分，美团外卖顾客下单成功，商家同时接单；10点48分，傅民接受系统的派单；10点53分，商家点击出餐按钮；11点08分，订单由傅民改派给另一骑手黄某，原因是骑手车坏了。

而根据后续证据显示，系统改派正是因为傅民在前往商家取餐途中，遭遇车祸。根据深圳市公安局福田交警大队给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描述的事故经过，7月31日10时50分左右，出租车往北行驶经过红荔路口时，车头与侧面经过的傅民骑行的美团电动自行车相撞，造成傅民受伤。

2.6元商业保险

与工伤保险赔付待遇差别大

持续高额的医疗费，同样给平台的外包公司产生压力。意外发生后，根据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区交警大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傅民与出租车公司、美团外包公司经协商签订三方协议。根据协议书责任划分，傅民闯红灯占主体责任，出租车在过马路的时候没有减速，需负一定的责任。

按照工伤员工无过错赔偿原则，傅民意外的责任由美团外包公司承担，出租车和美团外包公司按照四六成责任划分，并承诺治疗期间接受治疗的医院账户不会欠费。按照上述责任划分，去年至今，外包公司已经支付治疗费超过40万，出租车公司方面则支付约26万。

与出租车方拥有充足的第三方保险不同，平台合作的外包公司，给骑手买的商业保险保障能力捉襟见拙。记者在外包公司给傅民买的商业保险保单看到，保险缴费仅2.6元。雇主责任（医疗费用）保额赔付最高仅80万元。

就傅民个案而言，按照1-10级的伤残鉴定，赔付比例由100%至5%递减，且不包括陪护费、伙食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食宿费、精神损害费等，即意外发生后，家属陪护等费用得伤者家庭自行兜底。

除了理赔额度不足以覆盖重大意外风险外，商业保险对骑手保障时间也存在很大限制。上述保单规定，保险生效必须满足，被保险人指定员工在工作期间接受“美团”“美团外卖”指定服务时，发生意外事故所致伤残或死亡。也就是说，保险有效时间仅为当天送餐时间，而送餐完成折返途中则未列入保障。

如果劳动关系确定，对因工伤需要长期治疗的员工更有保障。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深圳工伤赔偿标准包括：医疗费，治疗工伤所需费用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康复费，赔偿时，如当事人身体尚未康复，确需继续治疗的，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另外，伙食补助费，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由于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对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的合理部分应予赔偿；交通食宿费，医生出诊的交通费，以及受害人或其陪护人员交通费；护理费，工伤职工已经评定伤残等级并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需要生活护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生活护理费。

最后，还包括停工留薪期工资；伤残辅助器具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按年或按月领取的伤残津贴；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等。

员工的命运与平台的局限

制度保障未明，双方相持不下

平台为员工购买的商业保险支付能力有限，这点也可以事后外包公司的补救措施侧面印证。根据记者得到的一份傅民在深圳市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事故发生前，去年7月以前，傅民社保的缴费记录显示空白。

而事故发生后，北京万古恒信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称：北京万古深圳分公司）连续为傅民缴纳了10个月的社保费用，每月缴费约为840元，单位缴费600多元，个人缴费约200元。据天眼查搜索显示，北京万古恒信科技有限公司为外包公司宁波万古的最大股东，其法人为衣景春。今年6月，由于双方就赔偿问题没有达成协议，北京万古深圳分公司为傅民购买的社保断缴。

（傅民车祸重伤，外包公司关联公司为其购买10个月社保。）

不过，有法律人士表示，由于社保缴费时间在员工发生意外之后，傅民很大可能享受不到社保待遇。而在法律责任没有得到厘清的情况下，劳动关系认定耗费时日且结果未明，因为没有劳动关系法律认定、商业保险保障不充分，在治疗赔偿费用方面，与外包公司就赔偿金额方面也一直相持不下，与平台外包公司相比，伤残员工也相对弱势。

在外卖骑手傅民的案例中，傅六平提及，与外包公司相关人员的沟通不顺，平时的医疗费直接打进医院账户。由于伤残情况严重，傅民下半生需要巨额医疗康复费用，而在整个陪护过程中，家属的生活费用、误工费等时间成本只能自己承受，身后的整个家庭让傅六平感到焦虑。

傅六平当心外包公司会当“甩手掌柜”。去年，外包公司支付医疗费时，就存在延迟行为，导致医疗账户连续欠费好几天。对此，外包公司当时回应记者称，“财务部门之前可能出了一些意外因素，转账出了点小情况，导致打款慢了。”而针对傅民后续治疗康复赔偿问题，美团方面也回应记者称，正在走法律程序。

百万专职骑手工伤保护何去何从？

平台缴纳社保问题争论不休

美团上的活跃骑手往往也是专职骑手，这些庞大的外包劳务群体，是平台交易量的直接贡献者，虽然“计件收入”模式体现按劳分配，但其社会保障、人身安全、个人职业发展等长远利益，却通过劳务外包协议，把劳动关系和用人成本与互联网平台切割。

一方面，外卖平台虽然创造了庞大的就业群体，但适合从业人员的强制保险制度缺失。截至2020年末，美团上共有950万名外卖骑手，饿了么注册骑手也有300万。然而，庞大的骑手的社会保障，尤其工伤保障仍存在很大的漏洞。而强制工伤保障法规尚未出台之前，为压缩人工成本，各平台购买了商业保险成本较低，也难以覆盖骑手人身安全保障。由于市场竞争的存在，平台不愿放弃低价竞争优势，致使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导致从业人员安全保障始终处于“裸奔”状态。

另一方面，除了外卖外，平台生存正以烧钱模式向外延业务扩张，在此情况下，不少平台外卖业务的经营无利可图。例如，美团CFO陈少晖曾在一季度财报会上表示，现在从商家收费的部分包含了要支付给骑手的工资，骑手的工资成本和用户激励成本在美团外卖营收中的占比达73.5%，在未支付骑手社保费用的情况下，2020年对骑手的工资支出为487亿元。扣除后，一季度外卖的经营利润率只有0.38%。

8月30日，美团发布2021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根据报告，2021年上半年，美团平台日均活跃骑手超过100万人，骑手成本支出155亿元，同比增长53%。调研数据显示，超6成全职骑手月收入高于5000元，这意味着约4成全职骑手收入低于此基准线，而除全职骑手外，庞大的兼职骑手收入可能更低。

即便如此，外卖业务的抽佣仍不足以支撑美团为提高配送效率的运营支撑，已经连续第三个季度录得亏损。第二季度，美团营收437.6亿元，同比增长77%；期内净亏损33.6亿元，连续第三个季度录得亏损。不过季度经营亏损环比有所缩减，整个上半年美团营收807.8亿元，净亏损高达82亿元。

过去很长时间，各方对是否要把骑手看作外卖平台员工并由平台缴纳社保的问题争论不休。业内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平台和第三方需要为骑手缴纳社保，平台的骑手成本支出将大大增加，外卖平台的商业模式也将受到根本冲击。而用工成本的增加，无疑会转嫁到员工和消费者身上，有可能导致员工工资下降、消费者产品服务价格升高等。

监管要求外卖骑手参加社保

劳动关系认定规则暂时未明

根据报道，去年12月，饿了么外卖骑手韩某在送餐途中猝死。外卖平台因无劳动关系仅给予人道主义援助2000元，引发舆论沸腾，后平台改为给予其家属60万元抚恤金。目前，多数平台给予员工的保障能力不足，多个报道受伤员工与平台外包公司的赔偿矛盾，引起舆论沸腾。

近年来，平台经济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加，维护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外卖、快递等行业从业人员，工作场景常年在路上，引发交通事故的概率较大，外卖平台骑手的劳动权益保护也逐渐受到监管重视。

7月22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应急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总工会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业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下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提到，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相关政策，而在工伤保险方面，则提及强化职业伤害保障，以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的平台企业为重点，组织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平台企业应当按规定参加。采取政府主导、信息化引领和社会力量承办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不过，《指导意见》仅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提升平台灵活就业人员保障水平，对工伤保险并未作强制要求。

随后，外卖行业受到重点关注。7月2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等七部委联合印发文件，要求平台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骑手考核要求，并明确平台和第三方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骑手参加社会保险。

这份名为《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的文件，要求外卖平台保障骑手权益。《意见》督促平台及第三方合作单位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支持其他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要求平台推动建立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工会组织，建立外卖送餐员投诉反映直接渠道，加强民主协商和平等沟通。

不过，《意见》仅要求平台和第三方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但尚不清楚平台和第三方与外卖送餐员“劳动关系”的认定规则。此外，《意见》要求平台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和订单分派机制，不得用“最严算法”设置严苛的订单考核机制，适当放宽配送时限、降低劳动强度。

工伤难题之下

制度建设如何“以骑手为本”？

美团创始人王兴此前在今年一季度的电话会上回应称，美团近期正配合政府相关部门，探索灵活就业群体的职业伤害保障试行办法，并称这个保障区别于传统劳动关系下的工伤保险。

8月31日，针对上述骑手劳动保障措施，在二季度财报发布后的电话会议上，王兴表示，政策一经发布就组织了相关工作人员开启自纠自查，首先响应了政府的指导意见，预防和消除工伤风险，试行了一个给外卖骑手配备工伤保险的计划。

王兴表示，“未来我们也会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之下，给外卖骑手配备完善相关福利，促进该行业的高质量健康发展。为了提升外卖工作体验，我们也会对相关的智能技术进行升级，优化外卖骑手的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并且在长时间的工作时长后给予外卖骑手充足的休息时间。”

此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林嘉也表示，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亟待解决，要回到社会法的系统和视角下去进行考量，要从宏观层面去思考解决这些问题。她建议，在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里面，针对新就业形态群体给出一个更好的模式。

近年来，学术界也不断撰文探讨外卖、快递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劳动保障中，包括最为突出的工伤保险问题。共享经济类互联网平台公司最爱用零工模式，向零工平台购买劳务，以减轻社保、医疗保障、人员管理等压力。而在现行制度下，员工工伤安全保护亟待完善，那么，如何建设一套“以骑手为本”的工伤保障体系呢？

2020年以来，关于外卖骑手困于“算法”的报道，多次引发社会对互联网劳务用工和新型零工模式的大讨论。为抢时效，外卖骑手在路上几乎疲于奔命。在众多平台零工模式从业人员当中，外卖骑手行业的安全风险偏高，对于该群体的工伤保险兜底显得尤为重要。

早在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研究专家郝玉玲撰文指出，新业态从业人员工伤保护存在难点。与社会保险型工伤保障制度设计不同，目前实行的雇主责任的工伤赔偿，即雇主直接赔偿或购买私人保险，存在两大劳工保护难点。

一是非正规就业本身弱化了监管能力，也为监察机构提出了诸多复杂且高成本的挑战，比如工作时长限制并不适用于自雇人员；时间较短、工作时间不规律以及临时工等问题，会削弱监管体系对癌症等疾病的监管能力。

二是非正规就业会降低报告事故的可能性，企业职业安全卫生的完善程度与报告职业伤害的 可能性成反比关系。换言之，劳动者越缺乏安全保障，则在受伤时越存在抑制报告伤害的可能性，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影响他们的职业前景。

而现行非正规就业工伤补偿不足，在大多数国家，自雇者基本上被排除在工伤补偿之外，故工伤或职业病会对劳动者本人及其家人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尤其是在发生永久伤残或死亡之时。

强制工伤保险需考虑覆盖率

建立监察员制度，增设工伤预防手段

除了互联网平台外，近年来，随着中小企业的迅速发展，当发生较大伤亡事故时，雇主赔偿能力其实十分有限。而新业态劳动者是否被依法纳入强制性工伤保险，以及是否建设一套有效的工伤保险制度，既是劳工保护的关键，也是企业长远发展的保障。

强制工伤保险制度建设，需要考虑覆盖率问题。国际劳动组织指出，低工伤保障覆盖率意味着未被纳入制度的劳动者更易陷入贫困。制度有效覆盖率是发挥职业风险分散功能的前提，在部分发达国家，其有效覆盖率则很高，如2016年西班牙工伤保险制度的有效覆盖率达76%。

在工伤保险制度尚未出台之前，工伤预防手段也长期缺位。对此，郝玉玲在相关课题研究中表示，法律法规是实施工伤预防的基本依据，除了制度建设外，不管是职业健康与安全部门还是工伤保险部门制定，都需要严格执法才能起到良好的工伤预防效果。

从国内来看，劳动监察方面的执法不严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新业态的快速发展更加大了监管难度，所以更需要提高对监管方面的重视。这一点可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如加拿大、法国、德国、韩国、瑞典等在国家层面的规定之外，一般都设有地方层面的监察员，主要职责是为雇主提供教育和培训，咨询服务以及事故调查。

郝玉玲表示，事故调查是主要的工伤预防手段之一，因此监察员通常要求受过高等教育，部分国家要求社会保障部门监察员具有在私人部门工作的经验，以对在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多发的非正规经济部门有更为深入的了解。为雇主提供培训是监察员的主要工作之一，以便于让雇主熟悉职业健康与安全法律法规，以及制定并遵守这些法律法规的原因。

监察员制度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职业健康与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的中小企业效果更好。监察员的另外一个功能是利用监察权力为企业提供咨询和建议，监察职能与建议职能的协调，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