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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8月14日,捆绑式运载火箭“长征二号E”(俗称“长二捆”)搭载着一颗澳大利亚卫星在西昌发射中心顺利升空,实现了我国与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公司、美国休斯卫星公司的国际合作。
作为我国第一种捆绑式运载火箭,“长二捆”的运载能力几乎比先前的“长征二号C”翻了两番。
它的成功首飞把世界吓了一跳,连美国专家都认为,“(此事)使中国火箭低轨道运载能力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长二捆”发射升空(来源:航天科技集团官网)
发射室的总设计师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与同事抱在一起。走出发射室,这位来自草原的黑大汉告诉自己,这只是首飞,合同约定里只是第一步。
两年后的8月28日,他主持成功发射“澳星B-3”,澳星发射任务全部完成,终于暗暗松了一口气。
他叫王德臣,著名的火箭技术专家。他还有几个绰号:王铁嘴、黑包公、王不在乎。
“科学研究总有失败,关键是不被失败吓倒!”
王德臣是内蒙古海拉尔市人,自小聪慧,上学期间成绩一直很优异。
他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1957年从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前身)毕业,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后从一分院转入火箭技术研究院。
在第五研究院,他得到院长钱学森的重视和指点,从设计员升为结构工程组组长。
1962年3月,钱院长带着王德臣等人到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观摩导弹坠毁的现场,增加实践经验。
虽然王德臣在工作中听过不少航空器坠毁的案例,但那些都只是“耳闻”,酒泉之行才是真正的“一见”。这让他对未来的火箭设计工作产生些许担忧。
“院长,我忘记带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了,要不下飞机再买吧。这几天一直琢磨导弹坠毁的事儿。”在飞往甘肃兰州的航班上,王德臣说道。
言语之间,他显得有些拘束和紧张,鼻尖都冒了汗。
“不要紧张,航天事业是最顶级的科学,失败在所难免。”钱院长简单安慰后,讲起老师冯·卡门研究高速空气动力学时遭遇挫折及美国发射导弹失败的故事。
“科学研究总有失败,关键是不被失败吓倒。”故事最后,钱院长鼓励他。
曾经的恩师、远程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屠守锷也鼓励他说:“作为航天事业的总设计师,一定要学会面对失败。”
王德臣把两句话放进心里。多年后,他设计“长二捆”火箭遇到失败时,用它们来激励自己,最终获得成功。
“18个月后请您来看发射!”
话说王德臣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回京后,对航天工作的重要性及不确定性认识更深了。他把参观过程运用到设计中,兢兢业业,勤奋上进。因工作出色,他先后任火箭技术研究院结构室主任、总体设计部副主任,航天一院副院长等职,1985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长二捆”立项,王德臣被任命为总设计师,负责火箭的研制、设计、生产、试验及发射工作。自此,这位被家乡人称为“草原之子”的黑大汉与“长二捆”一起,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对,就叫大力推火箭,也可以叫‘长二捆’。”1986年夏,在国防部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简朴办公室里,王德臣与王永志、黄作义等同事反复商议后,得出一个大胆的方案:在“长征二号”火箭周围捆绑四个小火箭,这些起助推功能的小火箭上均安装与主机完全一样的发动机,这样新火箭“长二捆”的起飞推力比“长征二号C”提高近一倍。
“长二捆”的总体结构示意图(来源:《长征系列火箭的发展历程》文章)
“长二捆”项目的关键,是运用我国研制的运载火箭发射国外的重型通信卫星。研制运载火箭时,必须以国外重型通信卫星为参考。问题是,火箭还在图纸上,人家凭什么相信你?
作为总设计师,王德臣带队与外国公司进行合作洽谈,并主要负责技术协调工作。他不但技术一流,口才也很好。
技术讲解时,他从“长二捆”的科学原理入手,逐一介绍其技术指标和保障措施。严密的逻辑推理,详尽精确的数字,标准流利的英文,让美国人叹服。美国人送给他一个绰号,翻译成中文叫“王铁嘴”。
1988年年底,我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与签订三方合同,用新型大推力火箭发射两颗美国制造的新型多转发器通信卫星。
火箭专家王德臣(来源:航天科技集团官网)
一年多时间完成新型火箭的研制并成功发射,全球尚无先例,国外科学家对此充满疑问。1989年初,美国雷神·德尔塔火箭总设计师史密斯到中国考察航天建设情况时,对大推力火箭颇感兴趣。
了解到新型火箭将在次年年中发射时,显得很是惊讶:“这种高难度的新型火箭,没有三五年可能成功吗?”
“三五年?我们等不起。我们必须一两年完成。”王德臣果断地说。
“一两年?难道你们中国人抽了鸦片?”70多岁的史密斯对中国近代史比较了解,开了个玩笑。
“18个月后,我请您来中国看新型火箭发射。”王德臣信心满满地说。
1990年6月,“长二捆”首发之前,史密斯率团到中国考察并参观首发仪式。在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看到忙碌的王德臣后,他主动上前打招呼:“尊敬的王先生,我为一年前的话道歉,没想到你们没用18个月就发射了。中国人真厉害!”
“谢谢,我们必须18个月内完成,因为这是‘军令状’的规定。”王德臣坦然道。
“这是代表民族尊严的‘军令状’!”
王德臣眼中的“军令状”,就是与澳、美公司签订的三方合同,白字黑字写着:1990年年中长城工业总公司至少主持新型火箭发射一次,1992年年内正式运载美制澳星升空,两者之中每延迟一项,澳方与美方不但有权终止合同,还要支付100万美元的巨额赔偿。
签订合同伊始,他就把“军令状”张贴在研究院办公室的小黑板上,提醒大家加油干。
自此,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常常晚上灯火通明,一片忙碌的景象。
王德臣和科技人员背水一战,先是按计划在3个月内完成上千项设计、44万多张图纸的描绘任务,接着在十多个月里完成7000项生产项目,组织数十万道工序,设计制造小工程5000多项,同时在全国20多个省市几百家工厂里筛选解决了7000多项材料和元器件及各种地面试验300多项。一串串数字的背后,是他和同事们不分白昼的辛勤付出。
设计过程中遇到花销较大的技术资料费时,王德臣通常采用自发研制的方式,能省则省。
有一项动力耦合分析的技术难题,美国专家认为中方无法按时进行精确计算,建议支付260万美元委托美国公司来做,或支付60万美元培训费由美方进行培训。
王德臣婉言谢绝!他带领技术人员采用模态综合方法,编程1万多条,演算了近2米高的稿纸,终于制订出标准的耦合分析方案,让美国科学家由衷赞叹。
研制人员加班加点分析“长二捆”的控制问题(来源:来源:《长征系列火箭的发展历程》文章)
1990年6月30日前,第一枚“长二捆”按合同期限研制成功。7月16日,他主持首次发射“长二捆”,取得了发射澳星的通行证。
“长二捆”顺利首飞,并不意味着与澳、美公司的合作一帆风顺。此后,王德臣在火箭研制中会遇到失败吗?他是如何走向成功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篇分解。
参考资料:
1.论文《载人航天与运载火箭》,作者杨启东等,《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2000第1期。
2.文章《谁遣“神舟”天际游》,作者郭莉莉,《军事技术》2010年第2期。
3.文章《草原之子:火箭技术专家王德臣》,作者郭扬扬,《草原儿女》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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