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上午，“创新与行动”暨《科技向善》新书发布举行线上研讨会。面对新科技带来的变革，腾讯提出了全新的企业使命愿景——用户为本、科技向善。这一理念不仅引起行业、学界等多方响应，也成为大科技时代的一种共同期待。

《科技向善》一书聚焦于“科技向善”理念，结合腾讯等科技公司的产品尝试，深度剖析在新科技时代，科技公司如何让科技产品和服务为更多用户带来幸福，科技公司如何与公众建立信任，科技创新如何更好地提升社会福祉。

同时，《科技向善》还集聚了18位国内外权威意见领袖的观点精粹，同时包含了11个产品探索。希望通过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观点和多样化产品探索，以期为“科技向善”的未来走向、科技创新与企业发展的未来趋势提供有力建言。

此次发布会中，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腾讯企业文化部总经理马永武分别做了主题分享。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吴晓波，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朱恒源，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姜奇平，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以及由新书店主理人、腾讯研究院科技向善项目顾问程明霞等6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为科技向善下一步的发展提供了最新思考和建议。

会议由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科技向善创新中心副主任刘金松主持。据其介绍，在《科技向善》出版的之际举行此次研讨会，一方面是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分享腾讯在科技向善方面的最新实践和思考；另一方面是借助各位专家的智慧和建议，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更好推进科技向善的探索和实践。

专家分享之后，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科技向善创新中心主任周政华，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科技向善创新中心副主任窦淼磊介绍了关于“科技向善专家委员会”的筹备情况。

以下是本次会议精彩观点摘录：

“科技向善”是互联网产业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吴晓波 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

在几年前我写过《腾讯传》，开始进入创作计划是2011年，然后完成是在2016年了，这是我所有的书里面写作周期最长的一本书，这本书也给了我很多新的体验。

这次《科技向善》的出版，让我时常想起几年前跟腾讯的朋友们交流的场景，包括我跟中国的其他互联网创业者交流的一些场景。腾讯有勇气把“科技向善”作为一个新的战略主张提出来，这一方面是腾讯管理层和相关研究者、从业者自我反省和自我激励的一种结果，同时也是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到今天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便利的连接手段和工具，但也带来很多新的挑战，包括安全问题、隐私问题、个人权利的边界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公司面临的，可能也是全世界所有互联网公司都要面临的。腾讯把“科技向善”作为使命愿景提出来，是将它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也是对企业使命更强烈的一种期许，我们也特别期待和关注未来在这个层面能有更多思考。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倡导向善的社会，我们的传统文化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基督教认为人生下来就有原罪。所以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传统中，善是有接力的，是有规范的。比如二十四孝也好，颜氏家训也好，都属于规范。不同行业也应该有一些行为规范，像老字号同仁堂的各处门店中,都在显眼处挂着这样一副对联，“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就代表了它那个时代的向善和规范。

所以我非常钦佩腾讯能够将“科技向善”作为公司使命愿景，包括完成了《科技向善》这样一本图书，通过公共传播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腾讯的主张。在这本书中，Pony的这句话说得很好，“科技是一种能力，向善是一种选择”，既然选择了，也必然会产生新的组织变革，包括价值观的一些讨论等等。也非常期待以后有机会见证、推动中国互联网公司这一股向善的力量。

用技术助力于社会的演进和进步，是这一代高科技企业的使命

将分歧变共识是创新者和企业家的使命

朱恒源 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我特别希望所有的高科技公司，在谈到“创新”的时候，一定要意识到现在的创新是在新的产业革命背景下的创新，这就意味着在产业内部会出现大量的从局部到全局的创新。这些创新会逐渐改变整个产品结构、用户结构、产业结构，甚至社会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时代背景。

从现在开始的30年到50年，创新会成为常态，但向善会不会成为共识，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所有的技术都是内嵌于社会结构中的，所有的创新，如果不能在社会中得到广泛的接受和应用，可能就不会产生社会价值，也就不能够为人类谋福利。

任何一项新技术在刚刚出来的时候，都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带来挑战。一项科技的成功本身有赖于与原有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创新本质上是要经历一个从分歧，到共识再到“下意识”的过程，将分歧变共识的过程则是创新者和企业家的使命。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竞争的过程中，我们怎么能够发展出对于创新技术的共识。过去大家都说发达国家是中国创新的参照系，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应用，已经超出了原有的社会结构，甚至比发达国家做得还快的时候，就需要去建立自己的社会共识或者参照系。

科技在创新的时候，要让技术与社会结构保持平衡发展，所有对于社会有责任感的企业，即便是为了自己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也应当认同创新是以商业的方式，让技术为社会所接受并创造社会价值。只有能够跟社会大众达成共识的时候，商业才能持续地发展。用技术来助力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演进和进步，是这一代高科技企业的使命。

践行“科技向善”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运行机制

姜奇平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科技向善的根在于“至善”。“至善”和普通的“善”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科技向善”。过去认为“善”这件事只是一种道德，只是社会的事情，是人与人的关系，跟科技没有关联，但是从宋代儒学大家提出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关系以后，科技就和善变成一套规律，而不是两套不同的规律。

科技与人的关系的理想状态是去“人欲”，“人欲”并不是说企业没有正当的自利，或者说消费者没有正当的欲望，而是说不能超出本分的欲望，也就是说要追求合理的欲望。用腾讯的理念来说，就是高科技的极致，是一切以用户为皈依。“天人合一”在我们语境下就是指科技和道德是一体的，它们是同一个道理。

我认为提出科技向善，其实是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科技企业的社会价值。当科技企业从一种利益观变成了一种社会服务观，那么“善”在这其中，就成了影响成功概率的重要因素，也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科技企业成就伟大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发现自己的目标和使命价值观。所以对于腾讯和其他科技企业来说，践行“科技向善”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起一套运行机制，既要有好的产品、好的服务，也要很有好的体验，从而实现科技向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融合。

通过“科技为善”来促进“制度致善”

邱泽奇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传统的社会是一个“以人为媒”的社会，人需要通过其他人才能够进入到社会，但数字社会是一个“以数为媒”的社会，它是个体性的，也是世界性的。个体的身上还保留着传统社会的团体标签，但是团体的标签不再是唯一的标签，个体的标签也开始凸显。

如果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上来看，个体的声名是两极的，个体的状态也是两极的，个体的属性是离散的，数字个体很难与实体个体形成有机的一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个体在数字的意义上呈现为零散状态，而不是一体状态。

这样的一个数字社会，在社会整体结构上形成的数字分化，可以表现为数字技术在向各个领域里面的渗透，从生产领域、生活领域渗透到私人领域，每一个渗透点其实都是分化点。数字社会使得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小，社会也变化得越来越快，最重要的一点是变得越来越数据化。

顺应这个社会，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通过“科技为善”来促进“制度致善”，是因为技术只能够提供通道，不能够提供保障，真正的保障是来自于制度。有了为善的观念，我们要落实到为善行动之中去，就要进入算法，进入产品，最后要进入到实实在在的用户应用，我认为“科技为善”最重要的是在观念、产品和应用三个维度上，真正把善普及到每一个用户的身上。

真正向善的力量，要能够推进社会的进步

陈春花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

很多企业在遭遇危机的时候能够在逆境中成长，跟它持有长期主义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越在动荡的时候，长期主义价值观也就是企业基本假设符合长期发展利益的时候，它就越稳定。

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我们称之为“经营观念”，或者叫“经营理念”，其实是因为它们对于自身商业跟生活的关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也就是说它们在经营过程当中，会将商业理解为并非销售商品而是提供生活的方案。

长期主义者会认为商业是可以永续的，但是他也很清楚，商业能够得以永续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生活的发展是不会有终点的。生活存在，那么商业就能得以永续。因此，我们在评估一家公司的时候，已经不再能够仅是单维度地评估经营的部分，而是要评估它对于社会的整体影响，评估它是否能够真正的帮助社会进步。

经营基本假设的调整，其实已经越来越变成一项共识，无论是企业社会责任，还是非常多的企业从文化价值观这个层面上去做调整，它们其实都对企业提出了这些根本性的要求。所以我们也特别关注，当腾讯把“科技向善”作为自己的使命价值观提出来之后，它如何借助于技术，借助于产品，借助于它本身的长期发展去帮助每个人进行改善，帮助推动与之产生关联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的共生成长。

从经营视角出发，其实我们在讨论企业的科技向善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就要从企业的基本假设回归到对产品、对技术、对商业本身的一个真正向善的力量，那就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突破将不会来自于技术，而是源于对生而为人的意义的更加开阔的理解。

科技向善应当更硬核：意味着机会、方向、创新

程明霞 由新书店主理人、腾讯研究院科技向善项目顾问

在跟更多的科技企业、小公司、实体企业接触了解之后，我发现其实关于科技向善的共识远远不到位，日常启蒙也远没有结束，甚至还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其一就是理念本身仍不够深入和深刻，误解仍然非常多，比如很大的一个误解就是仍然把科技向善和企业社会责任、传统公益混为一谈；其二就是对科技向善的理解仍然很浅，觉得是部分公司的事情，和自己的关联并不紧密。这些误解的存在，都限制了这件事情向前推进。因此，腾讯应该努力去成为这件事情的好榜样，一个探索者。

科技向善这件事特别正确，也特别高尚，但却不够性感和迷人，不管是对很多科技公司而言，对很多创新者创业者而言，不是那么有吸引力。我还是挺希望科技向善这个事情，是能和商业机会相关的，和未来相关的，和创新相关的。科技向善，不仅仅只意味着商业道德与社会责任，也应当变得更硬核，意味着更多的机会，意味着未来的方向，意味着了不起的创新。

让“科技向善”从文化层面变成持续的制度保障

司 晓 腾讯研究院院长

这本书的筹备、调研、撰写持续了大半年时间，十几位同事参与其中。期间访谈了很多外部专家，包括社会学、管理学、科学家、艺术家、企业CEO等等非常多元领域的专家。

访谈之外，也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跟踪和梳理了三个公司内部案例和八个外部案例。在司晓看来，通过访谈和案例研究，也在这个过程中促进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而如何把这种多方讨论和参与的方式，变成一个可以长期执行的机制，是下一步需要探索的方向。

在科技使用的过程中，科技向善的讨论实际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继续把它深化、细化是非常有价值的。有些技术，在特定的时空和场景里有其合理性，但是场景发生转变之后，还需要一些机制来保证它的可持续运行。

比如在疫情期间，健康码、人脸识别在提升核验效率、确保安全性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也引发了一些思考。在疫情结束之后，这些应用的边界该如何界定？这些讨论也引发我们思考，到底怎么样把这种偶发的机制，变成一个可以长期执行的内部机制。

我认为对于一些有争议的，尤其是大部分人都觉得不妥的内容，应当更慎重的去做。这也需要从行业或公司的角度，去建立一个反馈机制，去跟技术、业务进行沟通，甚至上升为一种公司机制，让“科技向善”从文化层面变成一种持续的制度保障，变成一个在内部真正可以持续迭代的机制，从而使得这一理念能够发挥它的更大的价值。

“向善”的理念是腾讯人做事情的根本动力之一

马永武 腾讯企业文化部总经理

公司和人一样，都有自己的基因和文化，科技向善其实是源自于腾讯独特的产品文化和对用户价值的重视的氛围。去年 11 月 11 号公司司庆时，企业文化部专门去采访了两位腾讯的创始人 Charles和 Tony，他俩在谈到腾讯基因的时候也说了一句话，叫做“关注本质，关心人”。其实这种对用户价值、对人的关注背后，或者说对事物本质追求的背后就是“向善”的理念，我觉得这是腾讯人做事情的根本动力之一。

同时，从产品文化的角度来说，腾讯新的使命愿景不是想象出来的，是一点一点实践出来的。Tony曾在不止一个场合讲过，科技向善是一种产品力。所以，在腾讯发展到第 21 年的时候，公司决定把这种深深扎根在发展基因中的“源动力”升级成公司新的使命愿景，那就是“用户为本，科技向善”这 8 个字。

这也是腾讯的企业使命愿景的第三次升级，每一步的升级，有传承，也有对自己要求的不断提升。其实我们也知道科技向善知易行难，但是这正代表了腾讯应该有的一种决心和担当。

在今年的“数字战疫”过程中，让腾讯人实实在在的感受了新的使命愿景带来的那种感召。除了设立战疫基金、通过公益平台帮助各种慈善机构筹款外，腾讯人也一直在努力通过自己的产品和技术能力来支持“战疫”。

腾讯网的“较真”辟谣平台、腾讯医典这些产品联合起来提供真实可信的疫情信息；腾讯觅影加入了对新冠病例的筛查；腾讯为村开通了远程义诊平台，为村民提供日常诊疗服务。

疫情期间，几乎每一个腾讯产品都在行动。通过这次战疫，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向善激发出来的协作和创造，也让我们觉得科技向善能够重新定义一家公司的未来。

我特别喜欢《科技向善》这本书里面的一句话，“科技向善是一场千里之行”。我们也会继续推动新的使命愿景在公司里面的落地，让科技向善融入到企业的血液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