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阿里年后正式开工。因为疫情，10万多阿里人这次都在家办公。

淘宝大学培训学院副院长刘国峰说，阿里人的心态都很淡定和坦然。因为阿里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并积累了应对危机的经验和心理预期。

每年5月10日的阿里日，就是一年一度的危机教育课。刘国峰说，一方面是感恩社会和家属对阿里的支持，另一方面是培养员工的危机意识。

17年前，因为一个员工被诊断为非典，阿里整个杭州公司600多人，均被隔离。

当时，刘国峰27岁，是阿里B2B诚信通业务部的一名员工。

与2003年相比，现在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有了移动互联网，在线交易、办公的手段多了很多。

2003年，没有智能手机，刘国峰用的是小灵通，别人用的是西门子、诺基亚、康佳等手机，当时甚至还有部分人用的是传呼机。

当时没有光纤入户，电脑的普及率也很低，很多人家里没有电脑，上不了网。

那时也没有钉钉、微信等软件，阿里员工用的是自己做的贸易通，阿里旺旺的前身；还有雅虎通，现在没了。

在复盘阿里时，很多人认为，非典让阿里迎来了大发展。对此，阿里内部却有不一样的看法。

马云多次表示，非典是挑战，不是机会。在危机关头，你需要帮助别人，就像阿里当时全员被隔离的时候，需要理解，帮助和支持。非典期间，那么多企业做不成生意，对阿里来说，是伸出援手的时候，不是赚钱的时候。

现在，阿里有更大的能力，也做了更多。

受疫情影响，很多中小企业，难以开展经营活动，创业者对生存问题充满焦虑，2月4日，刘国峰接受猎云网独家专访，讲述了自己的被隔离经历。

阿里打逆风球的能力，在逆境中，保持团队稳定，并借机建设、锻炼一个好团队的做法，放到今天，仍值得大家学习。

前夜

2003年5月4号中午，马云躺在床上午睡，突然，电话响了。电话里说，阿里员工宋洁（此前去广州参加广交会），经专家诊断为“非典疑似病例”，送往杭州市第六医院（当时是定点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

马云随即从床上跳起来，心里明白，危机开始来了。那时正是阿里高速发展时期，员工们每天在公司加班加点，都忙不过来，如果要全员隔离，对公司是巨大的灾难。

当时阿里员工有600多人，在文三路的华星科技大厦租了八、九、十共三层楼办公，宋洁在十楼。

当天晚上，马云要求在十层的员工全部进行隔离，不要来上班，八楼九楼的同事，可以继续来上班。

刘国峰的办公室，在九楼。5月5日，他照常来上班，但被要求戴上口罩。

有报道称，宋洁被诊断为“非典疑似病例”后，阿里所在的华星科技大厦，其它公司将阿里视为“公敌”，认定是他们把“非典”带了回来；甚至在整个杭州，阿里都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有员工记得，当时，如果被认出是阿里员工，马上会被人揭发：“非典来了，快跑啊！”

刘国峰没有相关经历，也没听说过。

当时，报纸、电视，还是主要的传播渠道。杭州电视一台，每天晚上6点会播本地新闻，在5月5日晚上，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在电视新闻上说，杭州新增一例疑似病例，来自某网络公司，也没有提阿里的名称。

“很保护我们，阿里人都很感激。” 提起往事，刘国峰现在依然心存谢意。

马云也在多个场合感谢过杭州当时的做法，“投资人都很好奇，杭州城总共4个非典，怎么其中一个是阿里的？”

现在很多人对湖北人避之唯恐不及，但当时，外界包括杭州人看阿里，都没有带着有色眼镜。“隔离前，大家几乎都不知道，隔离出来后，除了公司加强了消毒，测体温等防护措施外，我们上下班都是很正常的乘坐公共交通。”刘国峰说，可能是非典影响的人群是非常少的，并没有造成现在这么大的防范心理。

这次疫情，它的传染性更强一些，波及面也要广的多。但防疫措施，跟当年没什么差别。

因为出现了疑似病例，王国平在电视里表示，疾控中心，卫生部门要采取措施，对这一家网络公司600多名员工进行全员隔离。

而在几个小时前的下午4点半，马云把所有员工召集起来，站在桌子上面讲话，让所有人6点半之前撤出办公室，回家办公，如果同事不是非典，一个礼拜后回来上班；如果是非典，无限期延期。

马云还要求，在确保每个人身体健康的前提下，保证网络畅通无阻，正常工作。

在这张广为流传的照片里，刘国峰就站在离马云稍微偏远一点的地方，没有露出脸来。

马云自己的回忆，当时所有人都特别恐慌，所有人都带着口罩来开会。“我不恐慌，因为恐慌没有用，我最怕别人恐慌。”

那个时候，大部分阿里员工则一脸懵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刘国峰也是，但他强调，自己当时一点都不恐慌。

马云宣布，家里有电脑的，都装上宽带；没有电脑的，可以把办公室的电脑搬回去，公司的网络部门会帮助大家速度跟电信联系，把每家每户的电脑装起来，联上网。费用公司出。

刘国峰自己在复兴大桥附近租房，不到60个平方，当时是350块一个月。房子里没有电脑，他需要搬回去一台。当时，用的还是CRT显示器，有很大的屁股，很沉，加上主机等，搭乘公交车很费劲，刘国峰就打车回去了，花了50多块钱。

离开办公室前，刘国峰还把需要联系的客户资料都打印了出来，一并带走了。

当晚，在电视上看到将被隔离的新闻后，刘国峰就有一点紧张了，因为宽带安装需要时间，时间上恐怕来不及。他想起有两个平时关系不错的同事，在九莲新村租了一套三居室，有网，还有一个空房间，他赶紧打电话过去，问能不能过去和他们一起隔离，得到许可后，刘国峰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出租车，连夜就把电脑和客户资料都搬过去了。

刘国峰走时，把小灵通号码写在纸上，贴在门上，以免房东找不到他。

他刚把东西搬到新住处，房东就打电话过来，问人去哪儿了？还说带着疾控中心的人要进去消毒。刘国峰说了自己的去处，并表示近期不会回去。

电话还没打完，这边也来了两个疾控中心的人，穿着防护服，当时没见过，还以为是宇航服，他们带着口罩，没有戴护目镜，背上背着一个很沉的喷雾器，用来打消毒水，把出租房里里外外都打了一阵。

离开前，他们提醒刘国峰等人要注意安全，有什么情况要及时的通报给社区。走时，在门口拿一个很粗的铁链把门锁起来了。

马云的回忆里，他家门口除了挂着大锁，还有社区、防疫站、公安的三位人员严密看守，防止他逃出家门。

但约束刘国峰们的只有一把大锁。

隔离

2月4日，刘国峰在朋友圈里说，2003年自己亲历阿里非典的隔离生活，和三个同事封闭隔离办公了近两周，过得很充实，每天电话联系客户很忙，政府也关照的很好，后来出去才知道吃饭当时不要钱，当时点菜好省啊！

刘国峰记得很清楚，隔离从5月6日开始。

一日三餐，有人送。早上大多是包子馒头稀饭这种，偶尔也有一些面包。中午和晚上可以点餐。

刘国峰是江西人，爱吃辣。另两位室内，一个姓黄，嘉兴人，另一个姓白，安徽人。也都能接受吃辣，当时点的最多的一道菜，是鱼香肉丝。

当时，三个人都是单身汉，担心吃饭要花钱，就不敢乱点。但有些同事，不知道是想得开，还是知道不花钱，天天点肯德基麦当劳啥的。

也有人会在雅虎通上晒吃的，留言最多的就是“日子不过了？”

“当我知道，吃饭不花钱的时候，心里可恨社区送饭的人了。”刘国峰后来开玩笑地说。

送饭的人有钥匙，会把门打开，把饭菜放进来，然后锁门离开。

每到饭点，刘国峰等人都会眼睁睁看着他们进来，又目送着他们离开。互相之间，没有任何接触，偶尔会有眼神的碰撞，以及不齐的道谢声。

获取外界信息，主要是看电视。有时候，也会请社区的人帮忙买钱江晚报。还有就是上网，那个时候，阿里的内网也建设的不是很全，能看的内容有限。

对形势的判断，则主要是通过老大们发的电子邮件。

隔离12天，马云发了至少3封邮件。他会说一下目前公司整个的状况，整个客户端的反应，以及市场的情况。

更多的内容是三块，一是通过他的方式来激励和鼓励大家，说要打好持久战。二是不要让客户受损失，确保业务正常。三是提醒大家注意身体安全，要做好自我防护。

阿里人都记得，其中一封信，马云在道歉，他在信里说，“这几天我的心情很沉重！从上午知道确诊后到现在，我一直想向所有的人表示深深的歉意！如果今天有任何事可以交换我们不幸患病的同事的健康，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来确保同事和杭城父老兄弟姐妹的健康，我愿意付出一切！”

阿里员工都很理解马云的心情，因为宋洁去参加广交会，是马云派过去，如今，她得了非典，万一有个好歹，对她的家人也不好交代。

后来，宋洁痊愈出院，马云亲自去接她，一见面就给了她一个很大的拥抱。公司还买了一个很大的蛋糕，庆祝她回家。

马云身上的压力，阿里员工几乎没有感受到。

6号早上8点，大家像往常一样，进入到工作状态中。刘国峰平时是通过电话去拜访客户，他用的小灵通很费电，通常打半天就要充两个小时的电；有时候小灵通信号不好，要到阳台上和客户讲。

当时的电话都是预付费，需要事先充值，钱花完了，就会欠费停机。那个时候支付宝等便捷的充值方式还没有，充值要买电话卡，在手机里输入帐号和密码。

电话卡，要托社区的人买，他们要尽可能避免和隔离人员有接触。买好卡后，从门里丢进来，也不敢收钱。

阿里服务热线都接到了员工家中，覆盖到家里的电话号码上。他们再三叮嘱家人，不管什么时间接到电话，第一句话一定要说：“你好，这里是阿里。”

2003年5月10日，淘宝上线。这是一个秘密项目。早在4月底的时候，阿里内网就有员工提醒公司的高管要密切关注，说这个网站特别像阿里做出来的，所有的气质、特质都非常符合阿里，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竞争对手。

淘宝对外发布时，才说是阿里做的。很多员工就长出了一口气。

马云和当时的COO关明生，每天都拿着通讯录，一个一个地给员工们打电话，了解情况，安慰人心。

虽然在隔离，但阿里员工每天都保持着工作的状态，像平时一样上下班。阿里的服务也没有一天中断，很多客户甚至都不知道阿里出现了疫情。

下班后，有数码相机的人，会拍些照片，在雅虎通上晒自己的工作状态；其他人，也会发些见闻，比如，有人说自己在二楼隔离，楼上和楼下，和两边的邻居都逃掉了。

某一天，有人在雅虎通上组织大家K歌，刘国峰很肯定，首倡者不是马云。K歌通常是老大们发起的，隔三差五举行，马云每次都会积极参与，但都是很随性的发挥，大家唱歌水平并不高，但唱得很开心。

现在有唱吧等软件，网上唱歌也有伴奏，当时都是清唱，大家在里面干吼，表达自己的情绪，大多是乐观主义的精神。大家觉得挺好玩，也很热闹，不管是马云，彭蕾，还是普通的员工，只要想唱歌，都可以唱出来。

“唱得好听，是享受；唱得难听，是搞笑。” 刘国峰不爱唱歌，也没有在群里唱过，但他喜欢听。

彭蕾唱过《踏浪》，有多人觉得不好听，但刘国峰觉得很好听，因为节奏很欢快。

当时，大家很年轻，没有经历过隔离的工作状态，心里有一点好奇，甚至有一点欣喜，真的没有恐慌的情绪在里面。刘国峰说，这种有点没心没肺的状态挺快乐，一直维持到隔离解除。

出来以后，很多的同事见面了，会给对方一个拥抱。刘国峰再次回到华星科技大厦，从办公区域一楼大厅楼道里面，还有九楼的过道里面，全是鲜花篮做的花廊，分布在两旁，他当时的想法是，公司一定花了很多钱。

也许是在非典中见到了歌声的力量，之后每逢年会，马云都会唱歌，获称被商业耽误的灵魂歌者。

天晴

5月19日，阿里人结束隔离，全体员工正式恢复上班。隔离中，阿里表现出来的执行力、凝聚力和独立作战能力，让所有人感到惊讶。

非典期间，一支队伍脱颖而出，他们每天戴着口罩到处跑客户，被保安拦在门外，就在门口拿着电话跟老板谈。通过死磕客户，他们做成了阿里主推的B2B业务——诚信通和中国供应商，让阿里拥有了强大的盈利能力，从而养活了刚出生的淘宝，并成功孵化了支付宝。

在马云口中，这群人身上最有“阿里味儿”，他们的行为准则，阿里内部称之为独孤九剑（激情、创新、教学相长、开放、简易、群策群力、专注、质量、服务与尊重），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阿里的企业文化。

外界称之为“阿里中供铁军”，写在中国商业史里的国内最早期、最强大的地推军团。因为非典，马云将每年5月10日定为“阿里日”，他说：“我们应该永远地纪念这样一种精神，我们不是为自己在工作，我们是为我们共同的信念和我们共同的客户在工作。”

2018年，在“阿里日”上致辞时，阿里集团CPO童文红说，非典，让阿里人有了共同的记忆和经历，真正成为了一家人。阿里还从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内核，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从最初的独孤九剑，到六脉神剑（“客户第一，团队合作，拥抱变化，诚信，激情，敬业。” ），甚至2019年9月10日公布的新六脉神剑，都是一脉相承。

时至今日，阿里已是国内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超过6000亿美元，在全球拥有员工12万多人。

在复盘阿里时，很多人认为，非典让阿里迎来了大发展。对此，阿里内部却有不一样的看法。

刘国峰如今是淘宝大学培训学院副院长，他认为，单靠一个非典，无法成就任何一家企业。非典只是阿里发展中的一个过程，一个挑战。能战胜它，也是因为阿里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

第一，在隔离之前，公司的行政部门，人力资源部门，都已经做好了所有的预案，包括一类预案，二类预案，出事了也临危不乱。

第二，从2001年开始，阿里就梳理出最核心、最不能丢的东西——目标、使命和价值观。当时阿里的员工考核分为业绩和价值观，各占50%的份额。是否认同阿里公司的使命感和价值观，纳入到考核里面，而且是一票否决制。价值观一致，真正碰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大家就可以众志成城。

企业文化、价值观对企业起到多大的作用，在顺境当中，不一定可以看出来，尤其是对初创型的企业来说。在逆境当中，真的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非典隔离期间，阿里员工没有选择质疑公司或者是质疑社会，而是选择从容的应对，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是阿里之前的企业文化、价值观认同建设，对员工心态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第三，非典期间大家不能出门，客观上对网络贸易有促进作用。淘宝5月10日刚刚做出来，那个时候不是阿里最主要的业务。做B2B业务，以前的习惯，必须要面对面，是通过线下的方式，但商家不敢出门了，怎么找买方和卖方的信息？

那个时候生产没有停，工厂都正常开工，商场也正常营业，就是出差有风险，大家不愿意出差。大家在意的就是怎么在线找到商业机会，在线找到更多的客户，可以加速他们的订单。阿里刚好在平台上面，提供了客户所需要的商业机会。

刘国峰说，阿里的发展，没有侥幸，是厚积爆发的结果。没有非典，2003年，阿里的业务也会大幅往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