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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是教师节,也是世界预防自杀日。
在你打开这篇文章的三五秒钟里,就会有一个人,正尝试杀死自己。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每40秒钟,就有1个人自杀身亡,而每出现1例自杀身亡者,就伴随超过20起自杀未遂。[1]
全球自杀率 图自who.int
从生物学角度讲,所谓自杀,是大脑对四肢下达了非程序性死亡的指令。自杀的根本原因,自然在大脑里。
倘若有人发明缩小药丸、使我们进入身体游历一番,有一个地方,是一定不能错过的——前额叶。
前额叶区域不大、质量不大,与呼吸心跳等关键生理活动的关系,也不大。
它只负责那些比较高等的、人类才有的活动。
第一,工作记忆。工作记忆好比是工作文件夹,存放着当下脑内和脑外的所有信息;
第二,预备性定势。这两年,很多手机厂商运用深度学习,分析用户的操作习惯,调整硬件资源、保障系统流畅性,预备性定势,与此相似;
第三,抑制让人分心的记忆或刺激。
换句话说,一旦某人的前额叶功能出现异常,他便可能无法正确分析当下的场景、不能采取最有效的处理手段,而且,会淹没在各种负面情绪的海洋里。[2]
小分子物质方面,血清素饱受关注。血清素名气不如多巴胺大,功能上却毫不逊色。
除了参与情绪调节以外,前额叶皮质的腹侧区域,可以抑制不良行为,而这种抑制,可能需要血清素的参与。[3]
侧面研究显示,自杀未遂者的血清素数目和受体数目,明显与常人不同。[4]
也就是说,血清素代谢异常的人,更难抑制不良行为,比如,自杀。
血清素 图自neatoshop
上个世纪,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提出了紧张理论(Strain Theory)。
他在考察犯罪活动时发现,美国高调提倡成功,而上升的渠道,并不充分,他认为,二者的不协调,会导致长期的慢性压力,进而引起心理危机。
面对危机,只有四种策略可走,逃避(比如自杀)正是其中之一。[7]
结合紧张理论和生物因素,我们可以绘制一张自杀路线图。
调查显示,我国的自杀未遂者,50%左右在2小时内作出决定,28%思考时间不足10分钟。[8]
然而,在此之前,有着漫长的思考期。“生存还是死亡”,是顺从生物本性求生,还是赶快摆脱生活的痛苦,及至被某个事件触发。
正如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在自杀者看来,自杀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决策过程,同样遵循着理性原则,即,他们认为,自杀带来的利益,远大于自杀所会产生的后果。[9]
“没有办法阻止有意自杀的人。”
知道了自杀的机制,自杀的干预方案,也就有了。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对一个区域而言,卫生保健条件越差、自杀工具(如枪支、农药)越容易获取,自杀率越高。[1]
从个人层面来说,我们仍有许多能做的事。
首先,了解一些关于自杀的知识。
自杀者不是疯子,谈论自杀的人,可能真的正在衡量自杀的利弊,自杀是可以阻止的——干预他们的评估过程,让他们意识到,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就能挽救很多生命。
其次,学会识别自杀风险较高的人。
研究显示,有过自杀史者,再次自杀的概率,比常人高800倍。
有过自残史的人,自杀概率也比常人高。
最近一年经历过重大不良事件,比如重病、离婚等,最近一个月曾因为生病而不能自由活动者,同样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11]
再次,注意自杀的迹象。
如前所说,自杀者在自杀前有一个漫长的、矛盾的评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会突然跟老友告别,设立遗嘱、安排后事,或者,原本一直经受慢性疼痛,在药物和剂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最近忽然表示,“感觉好多了”。[12]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干预对方的心理危机。
如果身边有高自杀风险的人或有自杀迹象的人,不妨向他们询问,“有过自杀的念头吗”。
有些小伙伴可能认为,这会激发对方自杀的念头,其实恰恰相反。
研究显示,询问自杀念头与自杀率增高,没有明显关系,承认和谈论自杀,能够降低自杀意念,促使对方寻找医疗帮助。[13]
如果对方表示,确实有自杀的念头,尽量为其提供社会支持。
比如,为他们寻求支持,介绍自杀干预热线;比如,保持联系,国外的一项大规模调查显示,能定期收到回访的自杀未遂者,再次自杀的概率大大降低,[14]比如,陪伴。
询问他们在苦恼什么,不要评判他们的价值观,不要表现得好像很震惊——倾听,了解他们的问题,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应对方案,同时,把农药之类的危险物品保管好,尽量保证他们的安全。
这也是所有心理危机中,都可以采用的干预策略。[9]
如何帮助打算自杀的人
每年9月10日,是世界预防自杀日。虽然不想承认,不过自杀影响着每一个人。
南京危机干预中心的调查显示,在校大学生中,9成以上,出现过心理危机,47%的人,曾经想到自杀,0.8%的人,出现过自杀行为;[9]全球来看,自杀是年轻人(15~29岁)的第二大死因。[1]
他们,可能是你的同学,可能是你的邻居,可能前不久还跟你聊天、打游戏——他们的死亡,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运用计算机分析自杀风险
新的希望,也在不断涌现。比如,有学者通过深度学习、分析社交媒体,判断用户的自杀风险。倘若这一技术能走向实用,自杀身亡者,可能会大大减小。[16]
参考文献:
[1] 世界卫生组织 | 预防自杀:一项全球要务[EB/OL]. WHO, [2018-09-03].
[2] 翟书涛. 自杀的发生机制[J].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2002, 12(2): 97–100.
[3] 陈敏, 张惠芹. 自杀的生物学因素研究现状[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 13(1): 29–33.
[4] ARANGO V, UNDERWOOD M D, GUBBI A V等. Localized alterations in pre- and postsynaptic serotonin binding sites in the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of suicide victims[J]. Brain Research, 1995, 688(1): 121–133.
[5] 李献云, 费立鹏. 运用深入访谈探究自杀未遂者及其亲友对自杀未遂发生原因的看法[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8, 22(1): 43–50.
[6] 姜乾金编. 医学心理学[M].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7] 张杰. 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初探(综述)[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5, 19(11): 778–782.
[8] 郝宏奎. 警方主导下的自杀干预及流程和要领[J]. 警察实战训练研究, 2008(1): 30–35.
[9] 自杀及其预防与干预研究[M]. 2009.
[10]霍雅曼, 刘博晓. 英美两国媒体自杀新闻报道比较——以《泰晤士报》与《纽约时报》为例[J]. 青年记者, 2014, 0(04Z): 91–92.
[11]李海燕, 秦晓霞. 自杀未遂再自杀危险因素及其干预的研究进展[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08(2): 122–125.
[12]NIMH?? Suicide Prevention[EB/OL]. [2018-09-03].
[13]DAZZI T, GRIBBLE R, WESSELY S等. Does asking about suicide and related behaviours induce suicidal ideation? What is the evidence?[J].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14, 44(16): 3361–3363.
[14]MOTTO J A, BOSTROM A G.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postcrisis suicide prevention[J]. Psychiatric Services (Washington, D.C.), 2001, 52(6): 828–833.
[15]How to Help Someone Thinking of Suicide[EB/OL]. HealthReach, [2018-09-06].
[16]COPPERSMITH G, LEARY R, CRUTCHLEY P等.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of Social Media as Screening for Suicide Risk[J]. Biomedical Informatics Insights, 201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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