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商严格的配送管控和承诺中，一线城市发达的物流系统，像是一台运转规则严密的传送机器，它承载并实现了资本与企业所期望的蓝图。每一台游走于街头人群中的低速机器和驾驶员，缔结出无形的传输通道。

他们像是城市里无所不在的隐形群体，不断依托于商品完成人对人的接驳，却从未真正存在于其生活中。在平台制定的苛刻规则中，客户物流权益被充分保障，可背后是否有人的权益被牺牲？

博望志讲了一个北京市昌平区京东家电配送员的故事，他的名字简称为“卢”。

电商企业的双11营销大范围展开，替代了此前的配送员形象宣传广告

饭桌上，卢讲起一位淹死在京密引水渠的前同事的故事。

宅急送改制以前，卢在那里干了不到两年，认识了一个“为人圆滑、处世精明、吃苦耐劳”的快递员。在同事的眼里，此人很会赚钱，除了每个月超标完成任务，还见缝插针接私活，给昌平当地的一些熟客做物流中转业务。

卢当时不明白，这个月入绝不低于五位数的同事，为啥顿顿吃馒头咸菜，当面提出疑问后，对方告诉他：每个人的苦只有自己知道。

他当即觉得，这话十分有道理，便常常用来告诫自己。但得知此人淹死在运河之后，他又替他感到不值。“命都没了，赚那么多钱有啥用呢？”

他喝得不多，但是脸颊已经微微泛红，言谈举止比白天更加直接、武断，这也许是下意识，也可能是疲倦到无力掩饰。他喝光了两瓶纯生，又顺手拎走了我那一瓶，把酒倒进杯子，一饮而尽：对于卢来说，这就是一天之中最轻松自在的时刻。

昌平区马池口镇白浮村同中国许多村落相比，看不出什么特别。夜晚的街道嘈杂混乱，小吃店毫无秩序地拥挤着。门口总站着几个看起来无所事事的中年人，三两成群，一边抽着烟，一边在各色霓虹标牌和路灯照不到的街角来回踱步，被动而安静地隐入身后的世界。

我和卢吃饭的这家餐馆就隐匿于此，它对许多昌平人来说是一处隐形的角落，但却是卢最熟悉的世界，在我们落座的这张饭桌边，他曾跟生意上的合伙人分道扬镳，两万多块钱投资至今没能要回来；也是在这儿，卢讲述着那个淹死的同事，其生前上百万的存款，和那辆至死都没能买到手的现代ix35。

从另外一个人的意外死亡里，卢看到了自己。从2007年初来北京，到如今结婚生子，他终于找到了拼命工作和赚钱的理由。

“为了生活。其他啥都不为。”

唯一的诀窍就是咬紧牙关，因为一旦把货放在半道上，就再也拿不起来了

卢是四川宜宾人，父母在他上初中的时候就去了成都。农村有地，但他不会种，又因为学习成绩不出众，他早早便放弃了上大学的想法，打算到大城市谋生计。他说自己小时候并不是一个老实孩子，经常和表弟偷偷翻墙到草堂里玩，被人抓住后，爸爸会拿着一米多长的竹竿一路抽着他们回家。

孩童时代的顽劣，多年后化为马路上的恣意。

午后的东关，卢和我合骑一辆摇摇晃晃的电动三轮车，拉着负重过载的洗衣机、微波炉、电冰箱等家电，飙驰在尘土飞扬、货车如火箭炮般来往穿行的朝辛路上，两个四川人分坐一边，各自操控着左右两个电门把手，毫无默契地掌控着行驶的方向。

这个场面的戏剧性在于：对我而言，这像是一场作死的挑战，唯一能做的就是闭上眼睛，什么都不想，任凭肮脏的空气和随时可能被撞飞的危机感蹂躏和挤压；而坐在一旁的卢，简直是马路上的飞行员，总能够找到最精准的角度转向、变道、加速、超车。

他显然不是一个有经验的骑行者。就在采访前不久，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让卢的驾照被扣押了，他的老板不得已借出一辆电动三轮车救急。结果这位半路骑手碰上了北京最糟糕的时节，入秋之后气温骤降，卢骑车送货还没到两天就被吹感冒了，当天他一边骑车一边聊着自己的故事，讲话中的断句往往取决于抽吸鼻涕的需要。

下一单货要送到铁路对面的朝凤南路，卢的车需要杀入路口左边一条狭窄的小巷，身后疾驰的车辆似乎并没有减速的打算。在我犹疑之际，卢已经调转了车头的朝向，在没有后视镜的情况下，一步步逼近马路中央。我的心脏随着刺耳的鸣笛声蹦出了一种自杀的节奏，卢却混不吝地教导着我：怕什么？反正后面的车也不敢撞你。

搏命般的工作精神是在长期的送货经验中总结练就的：在每天长达8-10小时的送货过程中，安全和速度的选择权永远被掌握在客户手里，对催单和投诉的担心与不确定感，让行驶安全变成一种毫无意义的奢求。送得快、送得准，才是最粗暴的信仰。

卢坦言，他现在已经收敛了许多，因为这份工作几乎是他一家三口的全部收入来源，他的安全牵系着整个家庭的命运。“我比不上那些送外卖的，整天在马路上玩儿命似的，简直是疯了。”

没送过货的人，大概不能理解其中的无奈之处。卢算了一笔账：按照没有保底月薪，一单货12块钱，每天平均30单货，一次电话投诉罚款最低200元，一次网页差评最低2000元，没有车损、油费补贴和社保的标准来看，像卢这样的普通送货员，根本无法承受送货超时和客户投诉的后果。

一次投诉意味着丢掉半月辛苦钱。如果送货流程完成不严谨，卢还要做好白干一个月的准备——曾有一次没做货品当场校验，他为不知如何出现的一台碎屏电视，买了几千元的单。

还有比扣钱更令人烦恼的问题。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就出了个岔子。

当日雨下得很大，昌平城区被游人车辆围堵得水泄不通。可当天的货单量不少，收货地址分散，必须按计划一单单送下去。其中一个大件他没办法独立配送，要等去十三陵的同事晚上回到取货点，合作送货。

当日他被这位客户催了两次单。傍晚时分，耐心耗尽的收货人给雨中奔波的卢再次来电，破口大骂。这是一种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中颇为常见的收件人意识，在电商企业严格的配送管控和承诺下，发达的物流系统像是一台定时运转的传送机器，由人为因素导致的配送问题，往往被视为不可接受的理由。

卢曾想脱了衣服去和这人干上一架，但终归没有。一小时后，在同事配合下，完成了那一单配送。

之所以在辱骂面前选择沉默，原因在于他自认为过了“傻逼”的年龄。初到北京时，他的第一份工作是餐厅服务员，曾因为琐事与食客打过三次架，被罚连续站了好几天的班。

有了老婆和孩子以后，卢没立场再任性地生活。

这种意识慢慢转变成自我保护的本能。驾照被扣押的那天，卢旁观了那个追尾他的司机和交警争执的整个过程，他觉得那人简直蠢到了极点，挑战权力是一种没有任何价值的行为。而责任认定也印证了他这一想法：那位“抗争者”被扣了10分，罚款900多元；卢顺应交警配合调查，只扣了三分。虽然驾照还是被扣押了，但卢觉得在做人这一局，他已经胜利。

许多年前那个翻草堂的孩子很难想象，在越发强调独立价值和多元个性的城市里，忍耐和退让，却是他学会的第一条生存要诀，也给如今的他找到了最合适的位置：在一个不被别人过度关注和在意的角落，单调而机械地完成自己该做的事，顺应而不争辩地活着。

竞争对手在车身的恶意涂鸦

卢一个亲戚家的孩子，在北京卖过一段时间保险，觉得压力太大，后来跟着卢去送了半天货，乖乖回去卖保险了。

“小时不努力，长大送快递。”卢坦然自嘲道，他认定但凡有点本事的人，都不会愿意干这一行。对身高一米七上下、身形瘦小的卢来说，家电配送是一件天然带有挑战性的工作。卢说自己的承受力上限在七十五公斤左右，而他送过的最大一单货是一百三十公斤。昌平城区许多老式居民楼区根本没电梯，他都是自己背着货一步步爬上楼的。最初，每次爬到别人家门口他双腿就止不住地打颤，后来发现这功夫有得练，坚持熬过几个月，开始稍稍习惯了。

这种挑战人类极限的工作方式，在我陪卢送货的那天，终于亲眼见到了：一台足够两米高的电冰箱，一口气背上六楼。因为旧式板楼的楼梯口过于狭窄，他需要在超负荷状态下精准地找到转身的角度，这意味着卢的腰部和膝盖要承受不可想象的重量。

对付此类重型家电，卢唯一的诀窍就是咬紧牙关绝不松手，在没有到达指定楼层之前咬定一口气千万不能泄。因为缺少助力，一旦把货放在半道上就再也拿不起来了。

对于卢来说，每天最痛苦的时刻就是早晨闹钟敲响的那几秒钟，浑身又酸又疼，一点儿劲儿都使不上，可看看老婆孩子，还是得爬起来赚钱。

提货点是白浮村边上一个小院子，外面有一条宽阔的土路，左侧是一面两米高的围墙，外面是村里的平房聚集地。空气里带着一股烧柴火的味道，偶有一两辆疾驰的汽车驶过会带起漫天的灰土。只有铁门上贴着的一幅京东的宣传海报，是北京六环外院落与纳斯达克电商巨头关联的唯一线索，但也已经被涂抹得辨不出原貌。

院子里堆满货物，这里的承包商主要负责家电大件，冰箱和洗衣机居多，每天早上卸货后，卢和其他派送员就拿着当天的订单，一件件地翻找商品，逐一扛到车上。院子东侧有两间昏暗的卧室，有时送货到半夜一两点钟，实在不想回家就在这里凑合一宿。水泥地板有些坑洼，两间屋子的墙壁像是从来没有修缮过，因为受潮而发霉的角落散发着一股酸味。室内除了一架斑斑铁锈的上下铺和一张木桌，还放着一台崭新的“美的”饮水机。

这里最有生机的，是一条小土狗。卢告诉我，它是从外面捡回来的，大家每天轮流喂食。小动物的意外出现，为配送员们日常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收敛起的爱心与善意找到一个出口。

也许是因为父辈从未信奉过“读书改变命运”，放弃高考的卢，也不曾质疑过自己的选择。他自诩为一个认命的人，并且不愿挣扎在那些无谓的可能性之中。在他的眼里，即便是参加了高考，也未必能够上得了大学；即便是上了大学，也未必就会比现在过得更好。让他坚信不疑的，是每个人都在靠自己的本事赚钱，在这一点上，卢认为自己和所谓的社会精英无甚不同。

可现实总在挑战他的认知。卢的儿子三岁，在昌平本地进了幼儿园。某次同班同学得了白血病，学校组织捐款，他让儿子带了一百块钱，去了才发现，有些同学家长出手就是一两千元。卢认为，按财富能力，自己这事做得不亏心，但还是担心孩子在学校被人瞧不起。

另一次班级组织采摘，他见孩子爱吃苹果，一咬牙就摘了两百多块钱的，可事后发现其他家长一买就上千块，吃不完的全都转送给老师，这又让他目瞪口呆。

好强的卢在孩子面前显得有些脆弱，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诉儿子要听话，你如果懂事，老师起码不会另眼相待。

卢总在反复告诉自己社会就是这样，很多事情，无论自己如何卖命，都避无可避。他坦承在接送孩子上下学时，常看到别的家长开着高级轿车，即便他明白这不应该成为嫉恨的理由，却还是控制不住地认为那是一种公然的炫富。

卢没有社保，将来孩子能否继续留在北京上学也成了问题。在这座奋斗了近十年的城市里，他一直尽力地完成和实现着自己命运的一部分，却依然难以找到一处真正的容身之所。

他时常提醒自己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绝不希望被归类为挣扎在都市边缘的“弱势群体”。靠本事赚钱，是他眼里最公正客观的社会法则。

对命运的顺从感，与其说是被现实所击垮后的投降，不如说是一场束手无策的防守。卢在餐馆工作的时候，经常听师傅提起郭琦的故事，一个同样从厨房里走出来的打工客，如今已经成为大鸭梨集团的总经理。可是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职业轨迹，他连追梦的资本都没有，禁锢自己的是什么，他说不清。

十月以来，七点后的昌平城区就已经寒风刺骨。高架桥边的路灯投射出一道道刺眼的白色光束，让马路上的世界更加无情。我们的电动三轮车依然不懈地穿行在复杂的路况中，冷气流忍不住要侵蚀我每一寸暴露在外的皮肤。而比风更加冷漠的，是在我们身旁不断飞奔而过的车流。

每当一辆疾驰的车擦身而过，我总会锁紧身体，不自觉地打一个寒颤。

卢问，“你害怕吗？”

我摇摇头说，“太冷了。”

他别过头，没再说什么。

卢的临时座驾，采访当日，它行驶在辅路上的最高时速是60km/h

晚上八点的白浮村，透露着一股被忽略的味道。

餐馆西边不远处，是一个宅急送取货站，也是卢工作过的地方。从街对面向门口望去，只看得到褐、绿、蓝、黑，分别是生锈的铁窗围栏，发潮的瓷砖片，已经被腐蚀过久的卷帘门，和昌平郊区在这个时节里恹恹的天色。

站在这里，也许很难想象十分钟车程外的昌平县城此刻正是华灯初上。村里街边理发店张贴着的“开业大吉”的红色横条，像是在挑战着无人光顾的冷清和没落。无谓的争辩并不能改变一件残酷的事实：在这里，唯一能够与繁华都市共享的，只有京城入秋之后挥之不散的雾霾。

这是京漂十年后，卢选择的栖身之所。因为工作，他经常奔走于昌平县城的大街小巷，对这里的一切了如指掌，可白浮村是唯一能够接纳和包容他的地方。这里的白天很短，夜晚很长。

餐馆的老板娘也是个四川人，每当有人买单，她总是兴致索然地操作着手机。这份倦态并不是毫无来由：自从有了移动支付，交现金和刷卡的客人明显少了许多，找零钱的功夫虽然免去了，可她现在面临的最新挑战，是支付宝的脸部识别功能。

“请笑一笑。”已经是我第六次听见她的手机传来这句口令，人工智能甜美音色的对面，是老板娘僵硬到不自然的笑脸。

“让你笑一笑。”旁边几个刚刚还盯着手机目不转睛的伙计，这时候忍不住乐出声来。

坐在我对面的卢，也终于舒展眉头，嚷了一句，“你笑啊！”

“我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