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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掉山寨帽子 中国造下一个硅谷
2016-01-05 17:29:27  出处:雷锋网   编辑:鲲鹏   点击可以复制本篇文章的标题和链接

《连线》杂志科技编辑Clive Thompson日前在亲身游历中国后发文表示,中国正从一个山寨大国,转型成为下一个硅谷。那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他们的好奇?事实又真的是如此吗?

一个年轻的程序员有了一个创意,而当时每个人都觉得那是异想天开。刚大学毕业,他就加入了欢聚时代旗下的平台YY,成为一名负责编写软件的程序员。

这名程序员认为,YY应该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利用公司已成熟的流媒体技术运营一项约会服务——就像电视的相亲节目那样操作,让主持人创建一个网络聊天室,然后邀请一些单身人士加入,鼓励他们进行互动,帮助他们脱单。

不过公司高管们都对这个想法很是怀疑。“CEO甚至差点扼杀了这个创意。”首席财务官何振宇回忆说。但是,在这个程序员的坚持下,高管们也同意了:尽管试试吧。

创新的精神逐渐生长

在中国,以往不会出现这样的员工。十年前,高科技观察者曾抱怨中国缺乏大胆的创新者。那时中国不缺少利润丰厚的科技公司,但他们很少会冒险,而且大部分只是模仿硅谷:百度是谷歌的仿制品,腾讯复制雅虎,京东是中国版亚马逊。年轻的中国程序员能够编写出首屈一指的程序,但缺乏像扎克伯格、乔布斯那样的先驱者。

不过,可幸的是,这种追求务实、图个稳定的观念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突破。他们不再满足于小富即安,而更加意气风发。如今越来越多年轻毕业生、甚至在校生都愿意冒险,和硅谷的创业者一样,他们不再渴望能够进入Google、苹果这样的科技巨头工作,而是更希望能够创造出下一个Google或苹果。

北京科技公司泽普互动(Zepp)的联合创始人韩铮表示,在大公司工作可能比较稳定,但研发人员即使在某个项目上倾注了几年的心血,也可能永远无法让它真正推向市场,拿出真实的产品。他坦言,在那种公司,成功不能由自己做主。

扔掉山寨帽子 中国造下一个硅谷

当然,这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定联系。随着国内经济增速逐步放缓,中国政府开始致力于寻求新的就业增长点,而科技行业正符合政府发展的需求。

中国科技行业进入新的繁荣时期,在线服务与硬件领域都有了极大的发展。比如手机制造商小米公司和网络社交应用服务公司腾讯,都是最近的年代中本土企业成功的范例。这些本土公司熟悉国内用户喜好,引进了西方的企业经营和生产系统,同时紧邻东南亚新兴市场,这些都是中国本土企业成功的因素。举例来说,2014年,小米成为仅次于三星、苹果和华为的全球第四大手机厂商。

而对前文的YY来说,如果没有那个放手一搏的尝试,该公司的盈利并没有如此可观。作为一个互联网服务,YY不依靠任何广告收入,而是用户付款购买虚拟物品。2015年,该公司的市值仍达到了30亿美元。快速试错,常年试错,力求找到那款能引爆的产品——这是美国西海岸的一贯信仰——而这对于接受传统教育的中国学生来说,曾被认为是极为危险的。

山寨主垫起的“硅谷”已然出现——它就在东方

中国第一轮科技繁荣期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并产生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互联网时代Web 1.0:搜索引擎、电子邮件和博客工具、新闻门户、在线购物商城。那个时期,中国本土企业有着极好的天时地利。因为当时同类型的美国公司都被政府的一些列复杂系统给限制了,比如著名的“中国防火墙(Great Firewall of China)”。而除此之外,当时美国公司也知道中国是个极大的市场,但来得的不是时候。比如还在十年前,中国互联网尚未普及——本来eBay想一举占领中国市场,然而许多中小企业也未普及电脑。

在阿里巴巴,其创始人马云终于意识到这一点欠缺,于是他逐步组建了庞大的电商帝国,开启国内线上交易生活。在中国,该公司旗下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遥遥领先于eBay的同类平台PayPal。在Web 1.0时代,百度和阿里巴巴等企业成为中国科技领域的巨头,就像上世纪90年代微软、IBM等在美国一样的地位。

“山寨”大公司的成功为后来者铺平了道路。进入20世纪,雨后春笋般的小公司开启了中国互联网的2.0时代。先行发展起来的大公司为创业公司提供了模式参考,同时搭建起了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比如云服务等等。

扔掉山寨帽子 中国造下一个硅谷

在第二波互联网浪潮中,美团是成功的案例之一。在团购平台 Groupon兴起之前,该公司CEO王兴曾模仿过Facebook等创建一些社交网站。而到了2008年,王兴注意到Groupon的崛起,然后建立起美团。王兴并没有直接借鉴Groupon的模式,因为他发现了其中的缺陷——向合作商家抽取的佣金过高。为了解决这个痛点,他设定美团仅收取5%的佣金。短期来看,这个模式固然会降低其盈利,但是,由于商家能从中保持盈利,两者间的业务合作也保持了长久的往来。

美团的成功固然不止模式上的优化,该公司还会自主开发电子商务技术。以购票系统为例,美团将全国的电影院购票系统联系了起来,为用户的购票交易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据统计,2014年,通过该服务完成的电影票交易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这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举措。如今,中国城市的中产阶级对O2O等便利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移动设备的普及也为这些服务型经济的运行提供了可能。根据麦肯锡公布的数据,2013年,生活服务类消费在总消费额中占比44%,而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将上升至50%。即使在经济放缓的大环境下,休闲消费也并未萎缩。

电子商务受到欢迎,除了解决了便利性,同时也避免了线下交易的不透明问题。电子商务的经营比实体店要公开透明,这不得不说是经营模式的进步促进了服务型经济的发展。

中国花费三十年的时间成为世界制造业之都,像深圳、广州等城市聚集了大量的电子制造企业,包括从3人的小作坊到30000人的代工厂。因此,和美国相比,本土的创业者也具有了硬件上的优势。

创客空间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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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中国也兴起了一波“创客空间”运动。第一个创客空间——上海的新车间——于2010年由李大维成立。李大维当时发现,人们可以如何利用用一些简单廉价的工具就有可能成为一名发明家。

各种切割、焊接工具、3d打印机、电脑、桌上足球、自动售货机、小厨房……你所能想象到的一家创客空间里该有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如今,无论是中国还是海外各地的创客,他们都喜欢聚在新车间进行头脑风暴。

与此同时,李大维也会带这些人去参观当地的工厂,了解中国硬件生态的运作流程。相比较之下,中国设备制造商具有更丰富的下游生态链,比如小米,该公司的硬件并非自己设计生产,而是通过对小型公司的投资来实现。和Google那种亲力亲为曲线向前的方式相比,这样的生态系统确实惊人。

当中国的创新一代正在向国际大品牌发起挑战时,他们还享受着另一个机遇:越来越多西方创业者选择来到中国工作。一般来说,他们都奔着沿海城市的硬件和软件加速器而来。这里,有他们在本国无法获取的条件。

去年,一名法国女性来到上海,和中国的程序员搭建起了一支团队,以当地时尚餐馆为潜在客户群,创立起一个法国红酒的在线销售市场。而在深圳,许多年轻的美国创客来到创业孵化器Hax,开发出GIF摄像机、机器人原型等一系列有趣的小发明……本质上来说,中国正转型为“创业者的麦加”,吸引了一批有想法的人前来朝圣——就像上一代的硅谷。

“在中国造东西比别的地儿可容易多了”,确实,对创业公司来说,选择在中国进行量产会容易许多。在新车间内,一群创业团队围观着一堆产品模型。很多这样的机会,在美国都没有。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这里。

诚然,我们存在着让他人好奇和稀罕的优势,也存在着许多继续完善的弱点,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的信仰……这样的愿景在未来是否会真正实现,还要看如何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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