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试图去了解某个传统武术流派或者拳种的时候，从老师傅及其弟子口中听到的往往是他们的祖师爷或者某个前辈高人的英雄事迹或传说，并且这些事迹传说以清末、民国时期的武术家居多。

除了武术大师们如何在国弱民衰、列强凌辱的旧社会，以超人的绝世武学与外国（以日本为主，兼有英法俄）各类武术家、大力士、拳击手比武交手，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故事之外，就是他们如何在民间除暴安良，以及教训一些夸夸其谈误人子弟、上门挑战踢馆企图扬名立万的其他武术家的故事。

我们不必对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传说追究其真实性，有些故事可能是真实的，有些可能是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再创作的，也有些是说书艺人、文学家或大师的弟子创作的。

这样的故事能够流传下来，原因也很好推测——在一个民族积贫积弱的时代，英雄人物的故事总能让老百姓备受折磨的心里找到一点平衡；不论是老百姓还是练武之人，听到这样的故事总会扬眉吐气感到很过瘾，能够增添一点民族自豪感；哪怕没有，也可以创造一个聊以自慰。

就算到今天，这些故事或者仅仅用故事主人公之名再创作的影视作品依然倍受欢迎，我自己有时也会买票去观看这类题材的影片当做娱乐。

然而，当我们把这些故事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故事里的主人公出生的年代非常接近，可以说绝大多数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在同一时代，这类“大侠”级别的武术家起码有好几十个，为什么几乎没有在任何故事中见到他们互相交流、比斗、切磋呢？甚至一起喝个茶听个戏的传说都很难看见。

即使在大师用高超武艺“教训”其他武术家的故事里，被教训的武术家往往也是根本无法查找的无名之辈，从来没见哪个门派的大师把另一个门派的祖师爷教训一顿。如果有人想给黄飞鸿、孙禄堂、霍元甲、杜心武的实战能力排个序，恐怕比把自己的武功练到他们的水平还难。

黄飞鸿（1856-1925）

孙禄堂（1860-1933）

霍元甲（1868-1910）

杜心武（1869-1953）

王芗斋（1885-1963）

叶问（1893-1972）

对于这个问题，崇拜大师的人往往会说大师厚道、武德高尚、不好勇斗狠等等，但这个解释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大师都不好勇斗狠，那么故事里面不应该都是打斗的情节与画面。

而看不起传统武术的人会说这些大师都是名不副实的骗子，因为怕泄了老底儿不敢互相比武。这个说法也难以服众——几亿人的动乱社会，总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不打架吧？

唯一说得通的解释是，并非这些大师不愿比武，而是相互之间确实没见过面，也可能根本不认识，甚至连对方的名字也没听说过；就算听说过，也没条件互相交流、切磋、比试。

可能很多人会嗤之以鼻：威名远扬、全国皆知的大师怎么会相互之间没听说过呢？且慢，我们先看看大师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是如何“威名远扬”的。

在清末、民国时期并没有电视、网络，能够广为传播大师威名的媒介不外乎广播和报纸。收音机是有钱人的奢侈品，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的；报纸也要能读书写字的“文化人”才看得了。

网上有很多民国粉拿着一些来路可疑的民国课本、作业、考题来怀念“美好时代”，但这些都是上层阶级的东西，全国的识字率可没法拿出来怀念。

就算是广播、报纸这类媒体主要宣传报道的，除了委员长、大帅，就是大商人、大明星了。可以想象，孙禄堂老先生在上海滩的名气是绝对干不过阮玲玉女士的。

另外，这些大师们主要的活动区域是自己生活的地区，日常的生活大都是开个武馆，靠教徒弟穿衣吃饭。在当地有了些名气，生活就有了着落，如果换个地方，谁认识你？上门踢馆扬名立万往往是一些初出茅庐的武师为了增大名气干的事，已经有了名气的大师没有必要这么做。

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生活甚至还十分拮据，据说霍元甲先生就曾经因为精武体操会经费问题，不得已常常以盐水送饭（有资料显示霍元甲去世的原因是长期营养不良和疾病，而非广为流传的日本人下毒）。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的武术大师们在国家衰落、生活贫困的环境中还能对民族命运和武术传承念念不忘，确实令人倾佩；但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哪来的盘缠在全国各地到处搞武术交流？

从这些大师的字号，也能看出他们的活动范围。比如霍元甲的父亲霍恩弟，当年人称“威震小南河”，这个小南河是什么呢？是现在天津市静海区的一个镇，当年只是个村子，他威震的只是这个村。当然，霍元甲的名头就要大得多了，是“津门大侠”。

换句话说，这些大侠都是有“级别”的：霍恩弟威震一村，连科级都不到；霍元甲则是威震直辖市，那可是省部级；著名的“佛山黄飞鸿”，原本是县一级的大侠，后人则将他的行政级别进一步提高，位列“广东十虎”之一，也成了省部级了。

史料显示，霍元甲刚从天津来到上海时，上海武术界就没有几个人知道他。黄飞鸿更是一辈子都在广东佛山及周边一带生活，没有资料显示他离开过广东；更没有像电影里一样，跑到美利坚合众国去称雄。这样看来，他们的名号也算是实至名归。

虽然这些大侠的信息渠道闭塞、活动范围有限，是受当时科技水平和社会条件所限，因而相互之间不知道、不熟悉；但是从搏击训练和技术水平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客观条件肯定会大大限制当时武术家的实战水平。因为格斗技术的提高需要格斗者在实战中不断交流、摸索，在无数次的胜利和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再以此改进训练方法和模式，并继续带入实战中检验。

因此，接触面越广、交流越多，对于格斗训练的针对性、实用性的提高越有好处。不走出佛山，就很难知道除了蔡李佛、咏春之外，还有形意、八极这些拳种；不打开国门，就难以想象国外已经有了柔道、拳击；不开展综合格斗比赛，那些格斗冠军也难以想象除了拳脚的拼杀外，还有个格雷西家族能够把自己四肢关节巧妙而残忍地反向锁定。

我在2001年刚开始接受散打训练时，肘击和反背拳还是违禁动作，而短短几年后，惨败给泰拳的中国散打就大大放开了规则限制。

在我看来，这种败仗不是什么武术的耻辱，而是训练水平的提高和进步。事实也表明，近年来，规则改革后的散打运动员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反观古代的武术家，他们根本没有条件进行广泛的交流，甚至连组织一个跨省级的武术比赛的条件都难以创造。所谓的武林大会只存在于武侠小说中，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即使小说中的门派大会、某某论剑，也只能几年、几十年举办一次，而不像今天，一个电视台一年就能搞好几次。

那么，古人的实战能力不可能像今天的运动员一样通过交流得以提高，岂不顺理成章？史料显示，一些近代武术家也尝试过加强交流、提高武术训练水平，比如霍元甲、叶问曾经学习过西洋搏击术的一些训练方法，但限于条件，他们不可能像今天的人一样方便地交流。

不过最起码，这些大师发现了限制武术发展的一些问题，而到了训练条件充足的今天，还有人居然认为高水平的搏击比不上深山老林里的“高人”，这是不动脑筋或无知的表现。

说到这里，我们还要回头说说传统武术的传承方式。传统武术的传承是严格按照“武林规矩”来进行的。古代武术界的师徒就好比父子，徒弟要对师父毕恭毕敬、言听计从，要像儿子一样孝敬师父，甚至为师父养老送终，而师父挑选品德端正、天资良好的徒弟也需要非常慎重。

可以说，这样的规矩在古代社会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古代社会治安差，拥有暴力优势的武术家是不稳定因素，严格选徒有利于师父用“武德”约束徒弟，降低练武者成为社会危害的可能性（实际效果其实有限，古代练武者成为飞贼、匪徒的比率远远高于成为大侠的）。

同时，这样的规矩避免了徒弟仅仅依靠实战能力来挑选师父。因为在格斗教学中，实战能力强的有可能只是身体等先天条件较好；也有些人先天条件不好，却能够很好地指导学生。比如有些老师傅年迈体弱，已经不能实战，但有很好的经验和训练方法可以指导徒弟。因而武林规矩对武术传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这些武林规矩也保护了很多招摇撞骗的人，他们以规矩作为挡箭牌，避免泄露他们的底子。比如我们今天熟悉的一些大师要价不菲，据说磕头拜师的礼金就要数十万，这就完全不是为了传承武术了。

现代搏击采取的是教练运动员的训练方式，教练和运动员之间是双向选择的关系。运动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更换教练，这在中国古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但是对于格斗本身来说，这种模式比传统的授徒方式更加进步，也更能推动格斗的发展。

有经验的教练指导运动员训练，然后以运动员为载体，通过正规赛事，把训练方法和经验拿到同一平台验证。在观众看来，搏击比赛是心目中的英雄在展示力量和体魄，但在内行人眼里，比赛也是教练之间在较量能力和水平。

放眼全世界各个流派的搏击术，你会发现，引入了正规比赛和教练员模式的，都会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而依旧保持传统授徒方式的，虽然也能传承一些有价值的技术和训练方法，但发展却很慢。

文章写到这里时我又想起了李小龙。李小龙曾经用毕生精力试图对武术进行改革和创新，也引入了教练模式，但他英年早逝后，截拳道的粉丝们却将他推上了大师的神坛，练习截拳道的人全都在模仿李小龙（不仅是格斗风格，还包括发型、服装、生活中的动作），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里面没有一个能够像传说中的李小龙一样具有超人的搏击能力。

科学的搏击术应该是能够自我更新完善的，运动员会一代一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李小龙留下了那么多传说，至今却没有一个截拳道练习者能够通过练习他的拳法重复他的神话，如果传说是真的，截拳道岂不是个失败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