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导演的“青春+励志”的创业传奇电影《中国合伙人》自5月17日上映以来，票房一路攀升，引起诸多大佬围观并热议不断。《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徐小平、王强为故事原型进行演绎，讲述三个出身和性格各不相同的好朋友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拼搏沉浮，同时带出了中国这30年的变化。

事实上，在中国民企发展的30多年中，志同道合的公司合伙人不在少数，现在，这些当年的好“基友”有的各奔前程，例如万通六君子都有了各自很好的发展；有的仍然共同奋斗在同一战线，如跟着梁稳根一起贩羊的兄弟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仍然在三一效力。

中国式合伙人构成了中国民企发展30多年来一道特有的风景。下面我们看看30多年来知名的中国式合伙人：

新东方三剑客：俞敏洪、徐小平、王强

电影《中国合伙人》部分的再现了新东方三剑客俞敏洪、徐小平、王强创建新东方的故事，虽然对此俞敏洪一再否定。但是只要是对新东方的故事稍有了解的人，便能轻易将电影中黄晓明扮演的成冬青与俞敏洪对号入座：考了三次才考上大学；大学期间因结核病休学一年；身为“移动英语词典”，发音却无人听懂；离开学校，开民办英语培训班；到处贴小广告做宣传。不过，另外两位主演的原型似乎存在争议。

余小平：新东方创始人之一，著名留学、签证、职业规划和人生发展咨询专家，现创“真格”天使投资基金。

王强： 1996年10月回国，加入北京新东方学校创业团队，先后设计并启动了新东方学校的英语基础培训课程、实用英语学院课程以及计算机培训课程。

万通六君子：王功权、冯仑、刘军、王启富、易小迪、潘石屹

1991年6月，“万通六君子”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前身)。成立之初，王功权是法人代表、总经理，冯仑和刘军是副董事长，王启富是办公室主任，易小迪则是总经理助理，潘石屹主管财务中心。

在第一次界定合伙人利益关系时，冯仑等人采用的是水泊梁山的模式——“座有序，利无别”。大家虽然职务有差别，但利益是平均分配的。在当时，董事长的位置并不重要，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法人代表和总经理。大家一致认为，王功权当法人代表和总经理比较合适，于是，法人代表和总经理就由王功权担任。冯仑则担任副董事长(当时董事长职务必须由投资主管单位的人担任)，王启富、易小迪和刘军担任副总。1992年初，潘石屹加入了公司，最初担任总经理助理兼财务部经理，后来也变成副总。

虽然都是副总，但权力并没有办法详细规定，所有事情都要六个人在场讨论。冯仑曾回忆：“这时情况变得比较微妙，最后谁说了算呢?名片、职务不同，但心理是平等的。后来功权说他是法人代表，要承担责任，得他定，但如果大家不开心，以后可能就没责任负了，所以多数时候他会妥协。”

1992年，通过运作海口“九都别墅”项目，“农高投”赚得了“第一桶金”。此后，“农高投”用这笔钱去操作“莲怡庐”等项目，不断在海口、三亚炒房炒地。公司经济条件宽裕后，很多老员工都拥有了“四个一”，即一套房子、一万块钱存款、一部电话和一部摩托车。

在“农高投”成立之初，人员并不多，除去王功权、冯仑等六个“高层”，只有两个员工，一个是王功权的老婆，一个是王启富的哥哥，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吃饭，谁也没把自己当“干部”。完成原始积累后，公司开始招聘新人，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由于王功权、冯仑等人的座次排得很模糊，导致六人权力均等，因而产生了一个问题：下面的员工自觉不自觉地会“站队”，形成各式各样的派系，导致组织运行效率低下。

1993年1月18日，“农高投”增资扩股，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企业集团，即万通集团，主要股东除冯仑、王功权、刘军、王启富、易小迪还有后来加入的潘石屹以及中国华诚财务公司、海南省证券公司等法人股东，由冯仑担任董事长和法人代表。

在之前，冯仑等人的合伙人关系是虚拟的，没有股权基础。通过这次改制，冯仑等人开始建立了财产基础上的合伙人关系。冯仑提出一个观点：按照历史的过程来看，缺了谁都不行，每个人的作用都是百分之百—他在，就是百分之百;不在，就是零。

从这个角度出发，万通六君子在确定股权时采取了平均分配的办法。由于是平均分配，大家说话的权利是一样的，万通成立了一个常务董事会，重大的决策都是六个人来定。

1993年6月，由万通集团投资并以定向募集方式发起组建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实收资本金8亿元人民币，成为北京最早成立的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大型股份制企业。同年，万通在北京开发了“新世界广场”项目。通过和香港利达行主席邓智仁的合作，万通新世界广场大获成功，卖到了当时市价的三倍。万通新世界广场的成功，让大众和业界开始关注万通，同时，也奠定了两个地产大佬冯仑和潘石屹的“江湖地位”。

1995年3月，六兄弟进行了第一次分手，王启富、潘石屹和易小迪选择离开;1998年，刘军选择离开;2003年，王功权选择离开，至此，万通完成了从六个人到一个人(冯仑)的转变。

从第一次分手到最后王功权离开，冯仑等人也越来越接受和认可了这种退出机制。冯仑回忆道：“最早潘石屹发给我们律师函，指出不同意就起诉时，我和功权特别别扭，像传统中国人一样认为那叫‘忒不给面子’。但越往后越成熟，最后我和功权分开时只请了田宇一个人，连律师费都省了，一手交支票，一手签字。”

分手后，万通六君子都实现了各自的精彩。冯仑、潘石屹和易小迪成为了地产界的大鳄，王功权成为了知名的风险投资家，王启富和刘军也在其他领域开创了一番事业。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业史上，万通六君子“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的事件则成为了一段佳话。

阿里巴巴十八罗汉：马云、彭蕾、张瑛等

1999年2月21日，杭州湖畔花园马云家，摄像机在进行全程录像。马云妻子、同事、学生、朋友，18个人或坐或站，围绕着马云。

马云将手一挥，“从现在起，我们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们的B2B将为互联网服务模式带来一次革命！因为失败可能性极大。我们必须准备好接受‘最倒霉的事情’。但是，即使是泰森把我打倒，只要我不死，我就会跳起来继续战斗！至于将来具体要做什么，我自己还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要做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商人网站。”

后来被称为“十八罗汉”的创业者们凑了50万元本金。办公室设在马云家里，最多挤过35个人。工资大家都一样，每月500元，10个月内没假期。马云要求员工每天工作16~18小时，困了就席地而卧。阿里巴巴十八罗汉为今日的“阿里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一重工四大天王：梁稳根、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

什么造就了今天的三一？梁稳根说是人，从三一的核心层来看，除了17年来就一直跟着梁稳根的三位当年一起贩羊的兄弟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还有1991年开始跟着梁稳根打拼江山，如今身为三一重工总经理的向文波以及1994—1996年间先后跟梁稳根创业的周福贵、易小刚、王佐春。

1983年，梁稳根大学毕业后顺利地分配到位于七星街镇的国营企业洪源机械厂。在当时群山起伏的乡村中，大山深处的这家企业是不多的文明的灯火。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第二轮改革的发轫期，各种思潮正在涌动。新来的大学生梁稳根很快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毅然辞去了安安稳稳的工作，怀抱做中国经济试验田的理想开始了自己的艰苦创业。

关于最初的下海故事，梁稳根总会提到贩羊。1986年元旦，他得到消息，市场上一头羊可以赚20多元。于是，梁稳根和其他3位伙伴毅然辞去公职，直奔湘西、常德，甚至贵州这些产羊较多的地方，但等买回了一大批羊才得知，看涨的行情是由于外贸部门取消了一个大合同，过了元旦羊价就会跌。于是，他赶紧收兵，创业尝试以失败告终。

随后做酒，也失败了；再做玻璃纤维，还是失败。几次失败的经历并没有改变梁稳根继续创业的梦想。

通过分析，梁稳根决定开发当时市场上一种很缺乏的有色金属焊料。1986年，梁稳根等4人从亲戚朋友那里凑齐6万元钱，成立了涟源茅塘焊接材料厂。在一个地下室里，他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实业报国之路。期间，他们通过100多次调整配方，几十次改变工艺，他们的第一个产品——105铜基焊料问世。梁稳根把它寄给辽宁一个工厂，可不久，梁稳根便收到了第一批退货——105铜基焊料的质量不过关。为确保来之不易的创业结出成果，梁稳根回到母校，请恩师翟登科教授来现场指导。1986年9月，他们终于掘到了第一桶金，收到了第一笔货款——8000元。

初次告捷，梁稳根没有就此止步。这时候的他开始思索如何走出去。他注意到当时国家巨大的基础建设投入带来的无限商机——“基础建设我们虽然不懂，但基建行业的设备我们还是懂的。”梁稳根毅然决定冲入这个向来只有国有企业敢做的行业——重工制造领域。1989年，梁稳根和伙伴们创建的小厂即实现收入突破1000万元。从此三一重工走上了正轨。

腾讯马化腾及他的四大金刚：张志东、曾李青、许晨晔、陈一丹

1998年马化腾与他的同学张志东“合资”注册了深圳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之后又吸纳了三位股东：曾李青、许晨晔、陈一丹。这5个创始人的QQ号，据说是从10001到10005。为避免彼此争夺权力，马化腾在创立之初就和四个伙伴约定清楚：各展所长、各管一摊。马化腾是CEO（首席执行官），张志东是CTO（首席技术官），曾李青是COO（首席运营官），许晨晔是CIO（首席信息官），陈一丹是CAO（首席行政官）。

腾讯创业5兄弟很“难得”，因为直到2005年的时候，这五人的创始团队还基本是保持这样的合作阵形，不离不弃。直到做到如今的帝国局面，其中4个还在公司一线，只有COO曾李青挂着终身顾问的虚职而退休。在这个背后，工程师出身的马化腾从一开始对于合作框架的理性设计功不可没。

当时，从股份构成上来看。5个人一共凑了50万元，其中马化腾出了23.75万元，占了47.5%的股份；张志东出了10万元，占20%;曾李青出了6.25万元，占12.5%的股份；其他两人各出5万元，各占10%的股份。

许晨晔和马化腾、张志东同为深圳大学计算机系的同学，他是一个非常随和而有自己的观点，但不轻易表达的人，是有名的“好好先生”。而陈一丹是马化腾在深圳中学时的同学，后来也就读深圳大学，他十分严谨，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张扬的人，他能在不同的状态下激起大家的激情。

如果说，其他几位合作者都只是“搭档级人物”的话，只有曾李青是5个创始人中最好玩、最开放、最具激情和感召力的一个，与温和的马化腾、爱好技术的张志东相比，是另一个类型。其大开大合的性格，也比马化腾更具备攻击性，更像拿主意的人。不过或许正是这一点，也导致他最早脱离了团队，单独创业。

后来，马化腾在接受多家媒体的联合采访时承认，他最开始也考虑过和张志东、曾李青三个人均分股份的方法，但最后还是采取了5人创业团队，根据分工占据不同的股份结构的策略。即便是后来有人想加钱、占更大的股份，马化腾说不行，“根据我对你能力的判断，你不适合拿更多的股份”。因为在马化腾看来，未来的潜力要和应有的股份匹配，不匹配就要出问题。如果拿大股的不干事，干事的股份又少，矛盾就会发生。

当然，经过几次稀释，最后他们上市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只有当初的1/3,但即便是这样，他们每个人的身价都还是达到了数十亿元人民币，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文章来源：中国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