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码忽然又“活”了。

2012年8月，IBM在上海的一场发布会上展出了一个用一万张软盘搭建的巨型二维码，通过手机扫描之后，用户会被带到当天会议的介绍主页。

IBM曾经是第一张软盘的发明者，如今也正以这种方式，向那些新的信息传播和互动技术致敬。

用手机扫描二维码是这一技术最典型的应用场景。在扫描之后，手机屏幕上可以显示文本或图片信息，也可以显示一个网络链接。

这不是一种很自然地从“线下到线上”的交互过程吗？反过来也一样。这就是正在流行的“O2O”。在人们习惯使用手机上网之后，它成了电子商务或其他各种服务提供商眼中，最直接地将用户流量变现的机会。

其实二维码的使用过程称不上简洁，它也不算什么新技术，但好在它还算直观。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将人、移动设备、地理位置信息、线上和线下，天然地结合到一起。在智能手机刚刚开始流行的前几年，无论是拍照还是上网，以至网络支付，都称不上是典型的用户行为。如今情况已经大不一样。

这也难怪腾讯这样的公司，忽然喊出了“二维码将是未来移动互联网的主要入口”的口号。最新一版的微信内置了二维码扫描程序，推广一种名为“微信会员卡”的服务。用户手机扫描商家提供的二维码，就能获得一张存储于微信中的电子会员卡。

还有新浪微博。微博二维码主要支持的服务包括互粉、打开指定网页，以及直接打开已经输入特定内容的微博发布框。

国内大公司的注意，让这个正方形的黑白方块暂时摆脱了不温不火的状态。“现在至少不用担心这个市场不存在了。” 北京灵动快拍的创始人王鹏飞说。他的这家公司从2010年起开始有意识地推动二维码应用，两年之后迎来了生意最好做的时候。

这比日本市场还是差远了。在那里，二维码的扫描程序已经被普遍内置入手机的摄像头，无论是街头小商铺，还是大型商场或者专卖店，都会有这种信息码的身影，显得很有“存在感”。

作为信息码的一种，二维码的发展历史，同样也可以视为信息码的主流演进史。

世界上第一种信息码是条形码—至今它仍被使用。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8年的美国。

这一年，一名德雷克赛尔大学的研究生Bernard Silver偶然间听说，一位食品店老板为了加快结账速度，正在研究一种能让某种机器设备自动读取产品信息的方法。这种实际存在的需求启发了Silver，对此他很感兴趣，他拉着自己的朋友Norman Joseph Woodland开始一起研究解决方案。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利用油墨在紫外光下发光的特性去识别产品，但油墨的不稳定性和高成本，让两个学生一筹莫展。在反复实验之后，他们设计出了一种廉价的解决方案：编码。他们最初设计的编码是由几根线条组成的同心圆，有一根线条的作用是定位，其他线条与空白就代表着二进制中的0和1。只要增加线条的数量，就可以演变出更多的组合。

同心圆从各个方向都可以读取，看上去如同箭靶，美国人称之为“公牛眼”，它成为了现代信息码的雏形。当时由于技术所限，还身为学生的Silver和Woodland没有财力去大量印制这种编码，也无法制造能够识别出其中信息的扫描器。

此时，他们都没想到，另一个与食品店相去甚远的行业更为急需这种技术。

当一列火车从地平线上的一个小点，变成从站台前飞驰而过的庞然大物时，铁道工作人员急需识别出这列火车的所有者，以提高调度效率，因此一种可以快速扫描并鉴别的标签成为他们迫切需要的产品。

他们要感谢俄亥俄州西尔韦尼亚的David Collins和Chris Kapsambelis。正是这两人在1962年研制出了一种被称为“KarTrak”的白光系统。

这是一组包含红、蓝、白、黑4种颜色的符号板，当扫描器用氙气白光扫描符号板时，符号板会对地面设备反射回不同颜色的编码信息。这些编码信息中包含车辆的号码，经过光电转换和解码，工作人员就能够很快识别出经过的火车。

当时，已进入IBM工作的Woodland把手上的同心圆专利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自己的雇主，一家名为RCA的公司又从IBM手中买去了专利。

“公牛眼”的两个发明人并没有得到太多好处。直到1992年，Woodland才因为这项发明被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授予了国家科技奖章。

RCA的研发人员多少从快速识别经过的火车的技术中得到了灵感。他们与另一家名为Kroger的公司联手，研制出一种扫描仪，以电子方式读取同心圆的编码信号。这已经是在第一条条形码被发明12年之后。

Kroger旗下超市的雇员将同心圆的编码符号贴在每个产品上，在客户交款时，听到的不是现金收款机的“咔喳”声，而是交款台一边传送带上扫描仪发出的“哔”声。除了商品的价格可以被快速扫描之外，食品商也可以实时地知道哪些商品已经被售出。

这个声音将全世界的超市和物流行业都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小小的条形码甚至会被研究人员粘在蜜蜂上，以观察它们的交配习惯。

《收款台的革命》一书的作者Stephen Brown曾说，如果每个超市都提出一种自己的编码方案的话，食品生产商就会被迫面临选择：为每一种产品开发特殊的包装，包装上带有特定商店的标签；或者将每个包装上贴满适用于所有商场的数不清的代码或符号。

这两个都称不上什么好选择。另外由于有太多的商店和太多的货品，基于效率的考虑，商家也不会考虑随意设置编码和扫描仪。

热心的贸易协会开始为编码制定标准。10家代表超市和食品商的CEO坐下来开会，态度激烈地告诉协会如果无法统一编码，他们以后将不再为此浪费时间。

由IBM提交的条形码被选作第一个统一标准化的符号，被称为UPC码。这是一种长度固定、连续性的条码，由12位代码组成，目前主要在美国和加拿大使用。

1974年，历史产生了交汇：当年的火车识别系统“KarTrak”的发明者所制造的氦氖激光器(helium-neon laser)，可以完美地识别出UPC条形码。

第一个通过UPC条形码系统的产品，是一条黄箭口香糖，它正静静地躺在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里。

条形码一直被沿用至今。由于超市等行业的需求，带动了它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在世界各国的商品包装上，条形码一直都是必备信息之一。

人类对信息的需求一直在膨胀。人们开始以为，单条的编码信息，已不能被满足未来的需要。1987年，在美国第一次出现了两行甚至四行条形码，直到变成一个正方形。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和日本的公司都开始实践这个想法。近几年来，中国也曾有汉信码、龙贝码等等自主标准技术。

这种包含更多信息的信息码被称为二维码。二维码具有条形码的一些共性：每一种编码都有自己的字符集，并且图形的旋转变化不会影响识别。但由于面积增大，相比只能存放30个字节的条形码，二维码可以容纳50多个汉字，最高可达上千字节。

前后有多达几十种二维码标准在世界各地被开发出来。包括微软也在这个领域有所动作。2010年，微软推出了彩色的二维码“Tag”，这是一种由彩色三角和白色横线组成的编码。

在这场混战中，QR码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QR码在1994年由日本Denso Wave公司发明，原本是为了汽车制造厂便于追踪零件而设计。它的名称来自英文“Quick Response”的缩写。在正方形的黑白图案中，有三个“回”字形的图案是QR码的定位点，便于扫描器识别扫描区域。因为开放授权，不需要专利费用，QR码现在几乎成为了二维码的代名词。

“让二维码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后台服务。”王鹏飞说。

与条形码面对的“刚需”市场不同的是，包含更大信息量的二维码更需要多方的联合推动。因为如果你不联网，除了文本、数字和地址串，二维码什么都不能给你。

多年来，世界各地一直有企业和商户在零星推广二维码，但成效寥寥。它需要人们随身携带读取和展示设备，而商户也需要大力推广它的动机，比如直接带来销售。

二维码在日本的流行是一个特例。它源于在封闭的日本通信市场上，手机运营商对它的支持。早在2001年，日本电信公司NTT DoCoMo就已经开始推广QR码在手机上的应用。日本政府也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并指定完全开放的QR码制作为通行的二维码。早在2006年年底，日本已经有6000万二维码用户。

真正让二维码获得普及的大概是移动互联网，日本市场只是提前“预演”了这样的过程。

在苹果iOS 6移动操作系统集成的Passbook服务中，用户向商店或其它服务提供商展示的“电子票券”就是二维码，它可以直接带动支付行为：当你路过一家电影院，相关应用会在Passbook中提醒你正在进行的优惠观影活动，你可以让服务人员读取手机上弹出的二维码，用优惠价格购买电影票—或者，如果商家今天够大方，它干脆就是一张电影票。

遗憾的是，二维码在被重获重视之后，却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在线上线下信息的流通、交互、存储或读取层面，它面临不少竞争者。

比如不少手机开始支持的近场通信(NFC)功能，它可以通过NFC读取和发射芯片，完成信息的存储和读取，以及更多的交互操作。NFC的劣势是芯片的成本较高。

作为新技术的图像识别，二维码也还在完善的路上。Facebook收购了Face.com，Google、微软也开发了图像识别系统。一家新的初创公司Orbeus，也拿出了自己的成品。通过这些技术，系统不仅能够探测到人物的性别和表情，也可以识别以某种方式“隐藏”在图像中的信息。

王鹏飞说，他的公司可不敢孤注一掷。除了二维码之外，一旦市场风向发生变化，也得确保自己还握有应对的准备，包括开发NFC或者图像识别的相关应用。

相比条形码的“单纯”，没有人可以准确预测二维码的未来，不过对于这项技术来说，至少它还是避免了在历史中“打酱油”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