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找工作吗？”

无论在上班还是下班途中，陈兴国和他的工友们都会见到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守在城中村口、公路边、工厂门外，只要看到初来乍到模样的人，便会走上前去。“要找工作吗？”这是他们跟人打招呼的第一句话。

这些被陈兴国称为“寄生虫”的人是为富士康招聘工人的中介人员，每成功介绍一名员工入职，他们就能从富士康那里领到300元酬劳。陈兴国就是被其中一员送进富士康的。

“工人就是我们的商品”，穿着件牛仔夹克的王磊无情地说道。这名19岁的年轻人在厌烦了富士康流水线旁的枯燥工作后，转行做起了现在的行当。

在他递出的名片上，写着一句“成就你的梦想”，和富士康的简短招工标准：持本人二代身份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16.545周岁；身体健康，无文身烟疤。

“其实小学文化也行。”王磊狡黠地说，近几年处于用工紧张境况的富士康不会在意这一点。而文身烟疤同样不是问题，只要花二三十块钱，城西村里的小店就能抹去这些痕迹。

如果有意的话，经过简单的考试和体检，求职者能在一两天内成为富士康新人。一位富士康员工说，试卷内容只是些诸如你能否承受加班压力、是否容易发怒、《论语》作者是谁之类的简单问题。他认为这样的考试只是走走过场。

王磊的生意并不景气。最近几个月中，他有时一天也做不成一桩买卖。“富士康不像以前那么有吸引力了。”他叹着气说。

事实上，招工难已经成为富士康的巨大挑战，以至于不得不求助于地方政府。在富士康进驻的山西、河南、山东、四川等地方，有的地方政府甚至采用摊派的举措为其招工。

距离太原不到四百公里外的晋城，富士康正在建设一个投资额将达千亿元的超级工业园。按照规划，该工业园未来总用工量将达到20万至30万人之多。为了满足它的庞大用工需求，晋城市政府在7个县区成立了由一把手任组长的招募工作组，正在全省甚至跨省招募大量工人。《都市快报》报道称，山东烟台市政府甚至以下“死命令”的形式，要求当地中专院校组织学生到富士康实习。其中部分学生尚未满16岁。

与城西村一路之隔的山西大学里，一群在草坪上练习街舞的大二学生说，他们感觉去富士康工作是件可怕的事。

富士康“中干”(富士康的大陆干部)陆汇峰对如此窘迫的招工方式唏嘘不已。陆汇峰在2005年便加入了当年仅有六栋厂房的太原富士康。“那时技术管理型人才只招重点大学毕业生，普通工人至少得有中专以上文化”，而且年龄限制是18岁到35岁。

在陆汇峰印象里，当时基层工人的底薪是800元，但算上加班工资后，一个月能挣到2000元左右甚至更多。当时，这样的收入水平并不低于普通太原市民。求职者要靠托关系，甚至花钱才能加入富士康。

但这样的场景在2008年前后便一去不复返了。受全球金融危机、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中国劳动力成本攀升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富士康不再是中国新生代工人眼里的最佳之选。这家劳动密集型企业正遭遇来自中国工人的挑战。

“除非别无选择，否则现在的小孩不会选择富士康。”陆汇峰说，在近两年外出招聘技术人员的时候，他经常不得不去一些“很次”的学校才能招到人。

这位管理者抱怨新生代打工者眼高手低，娇生惯养，缺乏时间观念，而且丧失了他们父辈的纪律性。让他记忆犹新的一个事例是：一批刚入职的90后员工因工作效率不高而受到负责人批评后，第二天便以集体旷工的形式向负责人示威。

但他承认富士康面临着一个难题：在收入失去明显优势之后，富士康靠什么吸引打工者？由于人手总是紧张，一些进厂才几个月的工人就会被任命为生产线负责人，“他们完全不懂管理，会把自己的工作压力转嫁到工人身上”，陆汇峰说，“这些负责人骂人的脏话很难听。”而这导致了工人对富士康更加不满。

“不能只把他们当成坐在流水线旁埋头干活的工人，而应当将他们视为一个有创见的群体”，中山大学工商管理系教授孙海法说，新生代打工者“希望生活更有尊严，能通过工作获得自我提升和发展”。

孙海法早年曾给富士康做过咨询项目和培训服务，在他印象里，富士康是一家关注生产流程、产品质量、技术提升的高效企业，但“它对员工的需求并不太关心，认为只要支付了工人工资，保证流水线正常运作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