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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地理开始,我们就听老师说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在小学生幼小的心灵中民族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然后慢慢认识到,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平均下来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其实并不算高。虽然对于很多数矿产资源来说,由于应用面不广,人均资源占有量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如果有一个邻居觊觎多年,不断迂回渗透,而我们又缺乏清醒的认识,那情况就糟糕了……
70多年前,那首《松花江上》已经向我们道明了真相,“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因为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70年后,当我们回首过去,还能看到资源流失的另一道伤疤!
钢铁痛
钢铁,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新中国建立初期就有过大炼钢铁的举措,随着中国工业、建筑业和IT产业的不断发展,对钢铁的需求剧增,铁矿就成为了必争的资源。
我国铁矿资源总量丰富,目前已探明储量的矿区有1834处,总保有储量矿石463亿吨,在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之后居世界第5位。不过我国的铁矿石含铁品位较低,一部分富矿(含铁50%~60%)可直接入炉冶炼,而贫矿则要经选矿精选、烧结、球团造块后才能进入高炉炼钢。由于选矿技术的落后,导致我们不得不从海外进口大量的铁矿石,而在这场资源争夺战中,我们几乎处于绝对的劣势。
日系炼钢技术的不归路
1977年,冶金部决定从日本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新日铁)引进技术装备在上海建设“上海宝山钢铁厂”(宝钢集团的前身)。国内的大型钢厂,几乎都从新日铁引进过设备和技术:宝钢几乎全部的生产设备和技术都引进自新日铁,武钢王牌产品硅钢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来自于新日铁,山东莱钢的中型轧钢机工业设备和电气设备分别来自新日铁和东芝,太钢的1549毫米热轧技术由新日铁提供……
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国钢铁企业和日本的新日铁、朝阳贸易株式会社、三一企业株式会社以及石川岛播磨重工等企业进行了深度合作,开启了中国钢铁企业的日本技术之路。而这,却是一条不归路……
由于几乎全部采用了日本钢铁生产设备和技术,宝钢、首钢、武钢、攀钢、重钢和昆钢等中国钢铁企业再也无法“消化”低品味的铁矿石,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中国只能选择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高品位的铁矿石。目前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量占据了世界铁矿石约50%的产量,然而却一再承受铁矿石涨价之痛。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在进口铁矿石价格谈判上中国丧失话语权的根本原因是国内的缸体企业不能步调一致,没有形成利益共同体,国际矿业巨头能够轻松地将中国钢铁企业各个击破,然而从根本上来说,技术的枷锁才是铁矿资源争夺失利的最重要原因:虽然中国铁矿资源特点是贫矿多,富矿少,伴生矿产多,矿石组分比较复杂,选矿相对困难,但如果能够自主研发出先进的技术、工艺和设备来推动贫铁矿资源的高效开发与利用,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进口那么多的铁矿石,虽然选矿加工的成本可能会比较高,但中国的钢铁企业不会被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牢牢地扼住咽喉,几无挣扎之力。
而这一切,都源自日本的炼钢技术!
铁矿涨价谁在获利
我们知道,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亚的力拓公司和必和必拓公司是世界三大出口铁矿石的公司,30年间,这三大公司获得了飞跃式的大发展:2005年全球6.6亿吨海运铁矿石贸易量的68.2%流向亚洲,中国钢铁企业进口铁矿石2.75亿吨,占全球铁矿石海运贸易量的43%左右,到今天,中国的铁矿石需求基本上达到了全球铁矿石海运贸易量的50%,然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和钢铁生产国,中国在每年的价格谈判中却处处被动。
反过来看向我们提供炼钢技术的日本,不仅几乎不受铁矿石涨价的影响,甚至还是铁矿石涨价的受益者。这是由于日本企业在多年前就开始对铁矿资源进行全球布局,在在铁矿石的主要产地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印度等国,日本企业直接或间接地拥有大量铁矿石企业的股份,最高的持有量甚至超过50%。即便在澳大利亚的力拓公司、必和必拓公司和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这三家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企业中日本财团的持股量几乎都超过20%。也就是说在每一轮涨价的过程中,对日本来说,铁矿石不过是左手涨价卖给了右手,而中国的钢铁企业却实实在在地承受了铁矿石涨价之痛。
为了满足大规模进口铁矿石的需要,中国还建设了多个十万吨以上矿砂船的港口和配套设施(当然很多是由日本提供技术的)。更重要的是,商船三井等日本海运企业承接了大量的将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铁矿石运输到中国的业务,仅以上海宝钢为例,每年就有超过1000万吨的铁矿石通过商船三井的海运进入宝钢。而且,在铁矿石涨价的过程中,这些海运企业无一例外地不断调高运输价格,在巨大的需求和高昂的运费支持下,这些企业发展得顺风顺水,而中国的钢铁企业却因为铁矿石高昂的价格和运费而举步维艰!
由于中国市场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刺激着铁矿石价格的不断上涨,离岸价从2002年每吨16.56美元上涨到2008年每吨78.90美元,从2010年的每吨147美元更攀升到2011年的175.93美元。虽然由于全球经济的不景气,铁矿石需求的疲软,到2012年,铁矿石的价格回落到每吨133.50美元,但日本企业持股的各大铁矿石公司从中获得的利润也是天文数字。
以巴西淡水河谷公司为例,其股票市值由2001年12月的91亿美元一跃而到2012年的850亿美元,同样的2012年必和必拓、力拓两家公司的市值更是分别达2000亿美元和1200亿美元。这本身就已经能够说明海外的铁矿石企业在中国建设对钢铁的巨大需求下,以掠夺式的销售方式获得了多少利润。而这些利润的并不只来自中国的钢铁企业,更来自你、我、他……
铟锭泪
如果说铁矿石的高价输入是以外来资源换取了中国大量的外汇的话,金属铟的廉价输出则是让闻者伤心,让见者落泪。
说起铟,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它有什么用,更不知道我们接触铟产品已经很多年了。铟是一种稀有金属,在地壳中的含量与银相似,但由于储备分散,至今还没有发现单一的或以铟为主要成分的天然的铟矿床,因此其产量仅为银的1%。目前,全球探明的铟储量约为1.6万吨,而我国的铟储量高达1.3万吨,是全球第一大原生铟供应国。
高科技“铟”素
铟具有十分独特的理化特性,在薄膜液晶(液晶显示器)、太阳能电池、光电、军事和航空航天等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除此之外,锑化铟材料能实现目前最高的电子迁移率,成为远超硅晶体的下一代晶体管材料,Intel和英国QinetiQ公司在2005年就展出了锑化铟晶体管模型的模型,以锑化铟晶体管制造的芯片在速度和功耗等方面都远胜于硅晶体材料。
目前薄膜液晶是铟应用最多的领域,主要用于生产液晶显示器所需要的ITO靶材,占全球铟使用量的83%。铟是ITO靶材生产的主要原料,ITO靶材是三氧化二铟和二氧化锡的混合物,是ITO薄膜制备的重要原料,ITO薄膜由于对可见光透明和导电性良好的特性,广泛应用于液晶显示玻璃、幕墙玻璃和飞机、汽车上的防雾挡风玻璃等。同时,在太阳能薄膜电池和LED领域,铟也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元素。从目前来看,尚不存在其他金属在上述领域可以替代铟元素。可以说,铟对于高科技产业,尤其是IT产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进出口的铟困局
由于铟在地壳中的含量较小,又很分散,全球范围内也没有发现过高含铟量的富矿,大都是作为锌或其他金属矿的伴生矿存在。我国的铟储量主要集中于广西和云南,不过2001年发生的广西南丹矿难事故,导致整个南丹矿区全面关闭以后,云南成为了全国铟储量最大的省,但这种储量也不过是让中国企业能够从原矿中提炼出铟锭或铟丝来,实际应用上,中国几乎没有掌握任何高附加值的铟产品制造技术。
目前,高科技产品中应用铟的技术基本都在国外,例如制造薄膜液晶领域必需的IOT靶材所需的烧结技术几乎完全掌握在日本的几家大公司手中,国内的诸多厂家与高等院校经过多年的研究至今无法掌握高品质ITO靶材的生产技术。而国内几大铟材料公司与日本相关企业进行引进这项技术谈判也一直没有任何进展。由于国内在产业链延伸方面的科技投入不够,致使铟的深加工产品不能生产,国内下游行业直接消费少,精铟只有出口一条路可走,而出口,对象还是日本。
中国的铟资源呈极度分散状态,约95%的生产厂家年生产量都在1吨~5吨左右,且多数只能加工粗级原料产品,作为原料铟最大的采购方,中国70%以上的铟销往日本,而为了低价地采购原料铟日本企业无所不用其极!它们最常用的做法是到铟厂集中的区域打听各铟厂的产能,以远超出个小铟厂产能的需求向各个小铟厂提出收购,由于产能达不到,又是国际贸易,处于竞争关系的小铟厂既不敢抱团求生也不敢贸然接单,如此一来生产出的铟原料又处于没有销路的状态,只能被迫压价。然后日本企业随即通过国内的中间采购商从大量公开采购转为小量分散采购,每次几百公斤地从这些小铟厂购买铟原料,加上走私现象猖獗,中小铟厂因规模小、资金缺乏,迫于生存的压力只能竞相压价出货,导致国内的铟资源大量低价流失。
除了卖出原料铟以外,中国每年也需要大量地从日本进口高附加值而铟产品,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ITO靶材。然而中国出口精铟价格仅为每吨300万元左右,从日本进口的ITO靶材的价格高达每吨两三千万元。中国通过消耗大量的铟资源,付出巨大的环境成本赚取的不过是微薄的利润,而日本其企业却能够通过掌握的技术将从中国大量进口的低价铟加工成高端产品,再以高价卖给中国。
国家铟战略
2007年6月18日开始,我国对铟出口实行许可证和配额管理,并征收15%的关税,而在此前,出口铟可以享受退税13%,同时对铟生产企业的产量、回收率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做了严格的限制,对铟产业进行强行整合,从而保护我国稀有的珍贵资源,迫使绝大多数低产量低技术含量的小铟厂自行关闭。不过,尽管实行了这些措施,仍然有部分铟厂通过某些非正常途径向日本企业提供大量的粗级铟产品。因此,虽然铟产品无序出口的状况在我国得到了缓解,不过由于竞争和走私等情况依然存在,中国铟产品的价格依然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而且早在2009年,日本储备铟和镓的提案已经得到国会批准,当时日本铟和镓国家储备量定为42天用量,不过到目前为止,日本的铟储备量已经超过了一年的用量。
由于这些原因,国家在控制铟及铟制品出口上的措施越来越多,包括不断下调铟产品的出口配额,也逐渐地起到了相应的作用。一直以来,中国铟产业的机构和专家都在积极呼吁将铟列为国家一级战略资源储备范围,并进一步提高铟产业的研发技术,保障铟资源的有效开采利用,最终谋求中国铟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
稀土殇
稀土是稀土元素的简称,它是元素周期表中镧系15种元素及钪、钇两种元素的总称,在现代科技产业,尤其是IT产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主要是其中用于制造坚固金属合金、永磁体、显像源、荧光体的氧化镨钕,以及稀土中的稀土氧化镝。
已故国家领导人邓小平1992年南巡的时候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一句话说出中国的稀土大国地位,然而拥有稀土大国地位的中国不仅没有得到可观的财富,而且在重要战略资源流失的同时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暴利的代价
“稀土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光宪先生曾经指出我国南方五省蕴藏着非常宝贵的中重型稀土,工业储量达150万吨。这其中稀土含量最丰富的区域是江西的赣州,国家每年给赣州开采指标是8500吨,但实际开采量起码3万吨,也就是说有两万吨以上的稀土为盗采。那么,为什么有如此高的盗采量呢?
马克思说:“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由于稀土开采的技术非常简单,成本更是异常低廉,只要找到稀土矿,盗采一个月的利润就在100万元以上,甚至可能超过千万,而投入不过数十万而已,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不断地有人来到赣州盗采稀土,并且迅速成为了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甚至于,2007年在赣州市龙南县爆出的稀土稽查系统腐败窝案中,龙南县稀土稽查大队下属的足洞、黄沙等稀土检查站几乎“全军覆没”地倒向了盗采稀土的非法商人。
然而,盗采稀土损毁的不只是稀土资源,更是几代人生存的环境,据统计,国有企业稀土开采的吨回收率仅为60%,大型民营企业回收率只有40%,一些私采滥挖的矿山甚至只有5%。
由于没有掌握核心的技术,盗采稀土的不法分子通常采用池浸、堆浸工艺和原地浸矿法。池浸工艺每开采1吨稀土,要破坏200平方米的地表植被,剥离300平方米表土,造成2000立方米尾砂,每年造成1200万立方米的水土流失,浸出、酸沉等工序产生的大量废水富含氨氮、重金属等污染物,严重污染水体;而原地浸矿法虽然可以保护地表40%~60%的植被,但有毒溶液长期残留地下,只不过是把污染由表面转移到了看不到的地方,对地下的污染程度更深,时间更长。
今年4月,国家多个部委组成的联合调研组在赣州经过几天的调研后发现稀土开采污染遍布赣州的18个县,涉及废弃稀土矿山302个,被破坏的山林面积达97.34平方公里,需要治理70年,治理费用更是高达380亿元!
这样严重的环境破坏使当地地不能种、水不能喝,治理成本已经超过了江西省稀土全行业多年累积的利润,破坏式的开采不仅丢失了资源更让子孙无以为继。反观美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稀土资源拥有国,为了保护稀土资源和环境,美国在1997年就封存了国内最大的已探明稀土储量高达430万吨的芒廷帕斯矿。
盗采背后的日本幽灵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盗采量,中国市场对稀土有这么大的需求?
不!有需求的是日本!
日本没有稀土资源,却是储备稀土资源最多的国家。过去13年来,中国稀土资源储量占全球已探明稀土资源总储量的比重已从43%降至30%,而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流向了日本。有统计显示,日本稀土的大约83%都来自中国。在获得大量稀土后,日本并不急于用,而是将这些足够使用20年的资源贮存在海底,为了以后使用。
有多份材料都将稀土的去向指向了一家叫做三井物产的日本企业,三井物产从1980年在北京设立第一个事务所开始就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国的矿产市场(当然也包括其他市场,比如新日铁也是三井的旗下企业),日本三井物产的各家驻华机构,通过各种贸易行为,纵容甚至助长了赣州稀土的盗采行为。在内蒙古、赣州、四川等地,有很多日资参股的加工企业,而三井物产与这些日资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目的就是将廉价的稀土产品运回日本国内。
随着国家稀土战略的清晰化,中国对稀土开采与出口管制也越来越严厉,以三井物产为首的日本综合商社,除了加紧购买盗采的稀土外,也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乃至东南亚设厂,通过多种外贸途径从中国进行转港贸易进口稀土,同时更加大力度在国内寻找稀土初级制品,通过进口稀土初级产品绕开政策限制,然后运回本国重新提炼稀土元素。随后,日本的隐蔽手段已引起我国稀土行业的注意,不再出口稀土初级产品,三井物产等企业又大幅提高了碎玻璃的进口量,从四川等地进口了大量碎玻璃,利用回收技术从中提取稀土元素,因为从废碎玻璃中提取稀土元素在日本已形成产业规模,而且其技术相当先进。
也就是说,表面上是我国稀土盗采严重,实际上根源是日本等国通过控制稀土下游供应链,进而控制了上游的资源开采。它们才是稀土盗采背后真正的幽灵!
稀土战略亡羊补牢
2009年,全球已探明稀土资源不到一亿吨,全球拥有稀土资源的有29个国家和地区,但主要集中在几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以3600万吨的稀土储量占36.5%,美国以13.2%的稀土储量居世界第三位,日本没有稀土资源,却是储备稀土资源最多的国家。
早在1983年,日本就出台了稀有矿产战略储备制度,并执行至今,日本一方面储备,一方面想方设法从世界进口这些资源,特别是中国。
不过,中国政府也越来越认识到稀土资源的重要性,以及滥采稀土对环境的巨大破坏,2009年工信部发布《<2009-2015年稀土工业发展规划〉修订稿》明确表述“稀土出口将会威胁中国稀土产业安全”,该修订稿为稀土出口划出了红线:未来6年,中国稀土出口配额的总量,将控制在3.5万吨/年以内。初级材料禁止出口,严禁出口镝、铽、铥、镥、钇等金属。随后的2010年国土资源部发布的通知不得新增稀土矿业权、禁止现有稀土开采矿山扩大产能。去年5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稀土战略储备体系。今年7月,稀土战略收储工作已启动,国家财政资金将通过企业进行收储,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国家稀土战略收储工作。
中国的稀土战略终于正式踏上历史舞台!
与此同时,商务部、海关总署等部门也针对各种途径的非正常出口稀土进行限制,不仅已禁止稀土初级材料的出口,严厉打击稀土走私活动,更禁止出口废碎玻璃等可能提炼出大量稀土的材料。
只不过,南方五省工业储量达150万吨的中重型稀土已开采90多万吨,剩下的可能不到60万吨……
资源之殇,更是技术之殇
在改革初期,我们一直一厢情愿地相信外来企业,尤其是日本外来企业是带着技术来中国求发展的,所以为发展计,中国政府提出了资源换技术的方案。
然而实际上,黄鼠狼给鸡拜年,安不了什么好心!由于中国几乎完全没有技术储备,因此资源换技术的结果是,牺牲了资源,却没有换到技术,或者换到的并不是什么高新技术,而是淘汰技术的高价转移。
等到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资源以后,我们才发现白眼狼始终是白眼狼,只有依靠自己的钻研和正常的合作交流突破日本的技术壁垒,进行深度的技术研发,配合国家政策,才能够在资源争夺中拥有话语权。而像铟、稀土等产业,由于我们只能进行粗加工,基本上还处于提供原材料的低级阶段,因此导致我们珍贵的资源被当成白菜卖,而经过日本企业的精细加工后,将产品以成千上万倍的价格再卖给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没有真正获得利益,还损失了资源,失去了国家的战略储备,更大的损失是破坏了子孙万代赖以生存的环境。
70多年前,落后,就要挨打给我们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70多年后,当和平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要求,很难再有哪个国家敢冒天下之大不讳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然而,我们的邻邦,通过技术领先和经济渗透,换了一种方式依然一拳一拳地打在我们的软肋上。
落后,还是挨打!
如果,我们只是口头上喊喊抗日,如果我们只是在大街上打砸日货,如果我们不能从技术端不断奋起,那么我们永远无法胜过日本,我们不过是日本的廉价原料供应国和高价商品倾销国,我们不过是拿资源和环境去换取了微薄的眼前利益,还牺牲了子孙万代的幸福!
知耻而后勇,唯愿中华腾飞!
(本文出自2012-09-24出版的《电脑报》第38期A.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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