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召开的云集了政治局九大常委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按照新华社的报道“口径”，是科技界一大热议话题；而从科学网上的博文刊发量及其评论来看，大会好像并没有引起科学界“民意”的太多好评。反观新华社报道中热议创新大会的科技界人士，我们会发现人人都有副部级以上的官衔儿，区别只在现任或前任而已。

尽管科技界芸芸众生保持着矜持或批判的态度，但如果以此而认为中国的科技创新只是上层做做过场或者是政治秀，那就以偏盖全了。实际上，中国的国家创新体制，是非常明显的动员式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只是，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特别是在利益主体日益多样化、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日益丰富的社会中，国家动员是否能起到足够的作用，这仍然有待观察。其中，国家动员的集中体现——16个科技重大专项的实际实施效果，尤其值得观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好像不太乐观。

正是因为科技创新的国家动员特点，由具有较高行政地位的科技界人士来代言科技界，也就顺理成章。这并非是因为这些人地位更高，或者更容易说出政治正确的话，而是因为他们具有更大的动员能力，或者处在进行国家动员的关键环节上。

如果要进行国家动员，势必要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的执行体系，伴以宣传机构的动员机制，同时相应地建立起一套自下而上的汇报体系，最终还需要一套自上而下的评估体系。

回头再来看中国的情况就可以发现，我们首先生产了一套汇聚全国各路精英制定的科技政策目标（包括项目预期目标），并通过科研资金的分配和倾斜将之转化成一套执行体系，而为了确保这一执行体系不会出现猫腻，就必然要设定种种极为细致的“防范措施”，主要是细化科研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如果看看新华社评论员和人民日报社论对科技创新大会的评论与报道，不难看出一套自上而下的宣传动员套路。

于是，在这种情景下，项目执行人就必然要将其成果量化成各种可以标准化的指标，基础科研主要就是论文，而应用研究则主要是专利。至于论文和专利实际产生的影响，则很难在标准化的程式中得到体现，因为可以标准化的衡量指标，如论文和专利的引用量，是不大可能在项目结题之前立刻能看出来的。

可问题在于，基础科研的影响力的核心——同行评价，以及应用化研究的核心影响——市场销售和利润，都很难在这一评估体系中得到体现，最多只能成为一个参照。

在这一体系之下，基础科研中按照科学研究自身规律发展出的课题方向，并非会被完全排斥在动员体系形成的目标之外，但就几率而言，它们能进入预设的大课题重点资助对象的可能性，比起由科学界自下而上地课题申请，会大为降低。

而要让企业真正把科技创新作为其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首先要确保科技创新成为支持企业利润的增长第一生产力；第二要让不搞科技创新的企业受到市场以及体制的惩罚。

然而，国家动员在企业创新方面实际上很难满足这两个条件。首先，组织动员可以给企业提供短期的研究经费，但这一研究经费如果不能结合企业自己的需求带来有市场的研究产出，并不能转化成企业的利润，即便可以通过做账的方式把这个钱变成利润，其数额比起企业的利润需求来，也往往是一个小数（国家支持的企业研究经费往往要依据企业自身的规模来确定一个比例）。

其次，像基础研究一样，依靠国家动员制定的战略目标往往并不能反映企业直接的市场和产品需求，而企业自身的产品改进所需要的技术创新需求，不仅难以进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评委们的法眼，往往也难以得到更加常规的支持，比如科技支撑计划或者“863项目”的支持。

第三，国家动员机制可以给企业研究补贴，但不能给不做创新的企业以惩罚。民企且不必说，就是国企，如果不进行技术创新，并不会导致其丧失继续垄断和排他性占有巨额利润的矿产、能源和土地以及金融等资源的权利。

支持国家创新动员的专家可能会指出，在近年来通过国家集中资源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包括按照新华社官方通稿列出的“太空漫步、蛟龙潜海、超级计算机、铁基超导、高速铁路、超级杂交稻、基因测序”，以及通稿没有提到但官方报道中多有提及的大飞机专项。

但让我们看一下，被诗化为“太空漫步”的载人航天工程确实产生了重要工程成就，但在应用科研领域，你很难看到这个成就被转变为大型工程设备的中国制造，而在基础科研领域，用“shenzhou”作为主题词来检测，你也很难找到高引用的论文。其他几个领域也有类似情况。

也许高速铁路是一个例外，如果不算刘志军、张曙光之流的腐败和去年的温甬线动车事故，通过国家意志支持的高铁确实实现了集成式创新，让中国人享用了世界上最广泛的高速铁路网。需要提及的是，一项或一组创新项目，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有了多好听的名义，或者有能够技术出口之类的炫耀；而在于能让广泛的老百姓受益，并通过百姓的受益实现了市场的价值。

但不要忘记，高铁发展远不止是国家支持的产物（并没有列入国家级的重大专项），而是市场发展和铁道部自身被逼的产物。君不见，早在多年前的大部制改革中，已经有不少将铁道部并入大交通部的呼声。换句话说，铁道部如果不整出高铁这样的“瓷器活”来为自己正身，真有可能丧失对铁道这一稀缺资源的垄断性占有。这种逼出来的情况，其实与上天入海那样的领域并不相同。

再比如，大飞机项目尽管承载了领导人和众多国民的期盼，但最近其首席科学家透露了研究经费仍有不足。这个放风固然是为了争取更多经费，也让我们从中看出，大飞机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市场的金融支持。按照研发计划，大飞机载人上天也就是几年的事情，如果市场需求真的足够强劲，本来不需要愁融资的问题。

不过，即便大飞机没有从市场上融到资，或者神州与天宫没有产出其他应用性的成果，它们也可以算圆满完成了国家动员的科技创新的任务。毕竟，国家动员体系需要的，首先是看得见的成绩，其次是可以接近标准化评估的交工与交差，而不是需要更多其他复杂因素来考核的市场销售利润与技术能力的提升。

中国的科技创新还缺什么
 
7月7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隆重闭幕。

与以往的历次科技大会一样，党和国家领导人再次强调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性和推动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心。但与以往的大会不同的是，在这次会议上，领导人的迫切心情不言而喻。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还不是一个创新型国家。这不仅仅是因为领导人自己承认，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可以看到，从日常应用的手机到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型工业设备，再到基础科研领域中的重要学科，不但原创的桂冠很少落到中国人头上，就是追踪模仿的高端产品或最高引用论文，也与我们的企业或科学家有一定距离。

那么，中国比起“创新型国家”，到底还欠缺些什么呢？

是投入不足么？相信在具体项目上感到钱不够花，这是科研工作者永远的痛。但就总体情况而言，中国的研发投入不但可以傲视所有发展中国家，就是与老牌科技大国相比也不算少。去年，中国的科研经费投入达到了8600多亿元，有人估计，按照现在年均两位数的增长率，到2015年全国科技研发经费将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2400亿美元），考虑到货币升值的影响，届时中国的科研投入可达3000多亿美元。美国全国的研发经费在2011年是4000多亿美元。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2015年后不久，中国的总科研经费就可以跟美国相当。

是政策不到位么？事实上，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后，各级科技管理部门一下子颁布了几十项政策或指导意见，从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到研发补贴，从增加人才引进到科技资源共享，单纯从政策扶持而言，可以说，中国已经具备了世界各国支持研发的各项政策。

是中国企业实力不够么？这曾经是一个很大问题，但如今，中国企业已经成为全球并购市场的主力军之一，许多大型国企已经在世界500强的多个领域中名列前茅。我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访学时，接待、接触和见识了多个中国大型企业代表团，只是到这个新技术的摇篮去学习取经的多，收获了技术回来的却鲜有见到几个，更不要说像美日韩企业那样，在这里设立科研经费，让MIT的科学家进行前沿性探索。

那么我们到底欠缺什么？这一点其实在领导人的讲话中有很清楚的表述。温总理在其创新大会的讲话中表示：要支持企业建设高水平研发中心；要以企业为主导深化产学研结合；要建立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要创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建设规范的知识产权市场。说到底，就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还没有形成。

事实上，各级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推动着企业的科技创新。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个比较成功的科技企业，没有得到各种类型的政府支持，包括白给钱的经费支持。

那么，何以企业还难以真正成为创新主体呢？用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或政府投入不足已经很难解释这一点。根本的解释，是企业仍然缺乏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

要让企业真正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其核心第一在于科技创新比起其他条件更能够支持企业利润的增长；第二在于如果不搞科技创新，企业将受到市场以及体制的惩罚。

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些年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崛起，其支撑力主要还是来自对包括低价熟练劳动力、矿产、能源和土地以及金融等资源的占有，甚至是垄断和排他性占有（特别是对大型国企而言）。其中，除了低价劳动力，维持其他各种资源的占有，首先需要的不是科技创新而是政府关系。反之，不进行科技创新并不会导致这些资源的丧失。就国企而论，每次国资委会议上都把科技创新喊得震天响，但你见过哪个企业老总因为没有实现真正的创新而被打板子、企业被吊销什么许可证么？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搞定国企或者国企的政府老板来获得这些资源，得到的回报恐怕也胜过累兮兮地搞研发。

最典型的恐怕就是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砸下的4万亿了，大部分钱都跑到了房地产这样的土地资源利用、圈地圈矿这种资源积累，以及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面（高铁的创新另文讨论）。

当然，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专利报表、生产程序和工艺环节上的创新还是硕果累累的。国企或得到政府支持的高新企业需要利用前者交差，民营企业则需要利用生产工艺与程序的创新维持低成本的量化生产。

我们不是否定生产工艺与程序创新的意义。而且，真正实现了这些领域创新的，目前还只有中国企业中的佼佼者。只是，这些行为与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还相距甚远。

重大专项验收难的体制逻辑
 
今年北京的夏天不太热，不过前后间隔10天，科技界先后发生了两件大事。

其中一件，是6月27日，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给出的一串统计数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2011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时，审计长指出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的问题：至2011年底，8个重大专项有93%的应验收课题未完成验收；有2个专项的134个“十一五”课题尚未验收，又被批准或推荐为“十二五”滚动支持课题，不符合滚动课题在已验收课题中择优确定的要求；抽查84个课题的2401项（篇）成果中，有582项是用其他科研课题的成果充抵的。

另一件，则是刚刚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这次大会云集了政治局9大常委，按照新华社的“口径”:“这是我国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是科技界的一大盛事。大会做出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决定，标志着我国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启动。”

而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则是“科技体制改革”这一改革话语。

这不由让人想起了6年前，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同样是盛况空前。那次同样是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科技大会，同样是制定了一揽子的科技改革措施。

事实上，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后的几个月内，各级科技管理部门一下子颁布了几十项体现“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或指导意见，从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到研发补贴，从增加人才引进到科技资源共享……单纯从政策扶持而言，可以说，中国支持研发的各项政策已经可以和世界各国相比。

也就是在那次大会上，中央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规划纲要（2006－2020年）》。累计投入数千亿元的16个科技重大专项，正是这个“中长期科技规划”的直接产物（其中的12个民用领域专项，到2020年的总投入为6500亿人民币）。

至于“至2011年底，8个重大专项有93%的应验收课题未完成验收”，这一事实虽然有很多其他原因，诸如拨付科研资金到位晚、考核指标不成熟、项目管理过于僵化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大规模的项目没有完成验收，这一点本身就体现出了上一次改革话语体系下制定的政策存在诸多的不完善。

不仅如此，科技界对科研体制中的立项不合理、资金分配不公，以及种种不端行为的集中批评与抱怨，也主要出现在近年来改革话语体系下科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后的这6年来，科技主管部门一直在科技体制改革这一话语体系下进行着改革的工作：当年修订《科技进步法》时出台的“宽容失败”条款，以及去年科技部提出的让科研经费更加灵活、用于人头的经费更多等举措，都是改革的例子。

然而，何以汇聚全国各路精英制定的科技政策还有如此的不完善，遭到如此多的抱怨？何以一路进行的科技体制改革还“改”得不够，需要中央9大常委齐声“助阵”，再颁布一个《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

究其原因，并非是精英们制定的政策不完美，或科研大腕们制定的专项不够美好，而是自上而下的上层建构是否能体现出中国科研的自身规律，这还有待考验。

以科技重大专项为例，其提出的重点突破的目标不可谓不美好，其投入与国际类似项目相比也堪称大手笔,但这种规划出来的中国应该做什么，与科技界自身能够做出来什么的现实，两者是否能完全吻合，仍然有待实践的检验。

而新一轮的“科技体制改革”的各项政策建构，是否也会遭遇现实土壤中的水土不服，仍未可知。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在思考“科技体制改革”应该改什么时，是否要考虑一下，先把自上而下的建构式的集中决策方式改一改，让科技人员和企业更多按照自己的套路出出牌呢？

作者简介：

贾鹤鹏，著名科学评论者，中科院《科学新闻》杂志前任总编辑，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Knight科学新闻研究员、（中国）科学媒介中心创办人及执行主任。贾鹤鹏致力于科学传播与普及的总结和探索，多次获得国际性的科学传播大奖，包括2011年全球评选的“科学新闻桂冠人物”（ScienceJournalismLaureates），是第一个获此奖项的亚洲人。

(文/果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