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网络版日前发表文章称，苹果等美国科技企业正在把工作机会转移至海外市场，这种做法引起了美国政府和经济学家的强烈不满。由于海外市场的劳动力不仅低廉，而且还具有工作时间灵活、工人技术水平高等优势，“美国制造”已一去不复返。以下为文章内容摘要：

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2月曾在硅谷举行宴会，被邀的宾客都需要准备向总统提出一个问题。但是当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发言时，奥巴马总统却突然打断了他，反问道：怎样做才能让美国生产iPhone?

就在不久前，苹果还在夸耀自己的产品是“美国制造”。如今，却剩下了为数不多的“美国制造”产品。在苹果去年销售出的7000万部iPhone，3000万台iPad，以及5900万部其它设备中，绝大多数都是在美国之外的地方生产的。

奥巴马问道，为什么不能在“家”完成这些工作呢？据一位当时参加宴会的人士透露，乔布斯当时的答复非常清楚，“这些工作目前不会回到美国。”

奥巴马总统的问题触及到苹果的一个核心信念。把产品生产线转移至其它国家，这不仅仅是因为海外市场的劳动力成本更低。苹果管理层认为，海外工厂规模庞大，且工人更加灵活、勤奋，而且工作技能更加出色，这些优点远远超过了美国本土的工厂和工人，以至于苹果的大多数产品已经不会再由“美国制造”。

苹果已经成为全球最著名、最受人尊敬、最受模仿的企业之一，这部分的源自于苹果精益求精的全球化运营。去年，苹果的每名雇员创造了超过40万美元的利润，这一数字超过了高盛、埃克森美孚或是谷歌任何一家公司。

然而让奥巴马总统及经济学家、立法者感到恼怒的是，苹果——以及其它众多的科技公司——对于为美国创造工作机会的热情，远不如其它那些也曾在各自巅峰时期的著名企业。

苹果目前在美国拥有4.3万名雇员，在海外则有2万员工，远不及上世纪50年代的通用汽车曾拥有的超过40万名美国员工，以及上世纪80年代通用电气拥有的数十万美国员工。许多人都已承包人的身份为苹果工作：有70万人负责设计、制造和组装iPad、iPhone及其它苹果产品。但是这些人几乎没有一人在美国工作。相反，他们为亚洲、欧洲及其它地区的外国公司工作，几乎所有电子产品设计厂商都需要依赖这些工厂进行生产。

美国白宫前经济顾问杰瑞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说：“苹果的案例解释了为何如今很难在美国创造能够培育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他说，“如果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极致体现，我们应当对此感到担忧。”

苹果管理层则表示，目前把制造工作转移至海外市场，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一位苹果前高管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距离iPhone上市仅有数周时间，苹果却需要修改设计方案，而他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中国的一家工厂身上。苹果重新设计了iPhone的显示屏，组装生产线不得不大幅调整。临近午夜，新的显示屏运到了工厂。一个领班立即从工厂宿舍里叫醒了8000名工人，并给每个人发放一袋饼干和一杯茶水。所有人在半小时内走上工位，开始安装这些玻璃显示屏，每个班次长达12小时。在96小时内，这家工厂每天生产超过1万部iPhone。

这位前高管表示，“他们的速度和灵活性令人惊讶不已。美国没有任何一家工厂能够与他们相提并论。”几乎任何一家电子产品企业都能讲述类似的故事。外包模式已在数百个产业中得到普及，其中包括了会计、法律服务、金融、汽车制造和制药等行业。

虽然苹果并未“特立独行”，但是能够从这家公司洞察为何某些优秀企业取得的成功，并未转化为大量的国内工作机会。更重要的是，苹果向海外迁移的决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加宽泛的问题：随着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的日益交融，美国企业亏欠美国人民哪些东西？

美国劳工部前首席经济学家贝奇·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说：“企业曾经认为自己有义务扶助美国工人——即便是这种做法并不是企业最佳的财务选择，它们仍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早已不复存在。利润和效率压倒了慷慨。”企业和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史蒂文森的理念过于幼稚。他们认为，尽管美国人是全世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之一，但是政府却已不再大量培训工厂所需的具备中等技能水平的人才。

企业们对此辩解说，为了繁荣发展，他们需要向能够带来足够利润的国家转移，以确保拥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创新。反之，美国将面临失去更多就业岗位的风险，这早已被一些历史上著名的美国制造商所证明--如通用汽车和其他公司--由于对市场反应敏捷的新竞争对手的出现，导致这些制造商的规模明显缩减。

《纽约时报》已经把这篇报道的摘要发送给了苹果，不过这家一向以神秘而著称的公司并未对此发表评论。

这篇文章基于对30多名苹果前员工、现任员工、代工厂商——许多要求匿名以确保不被苹果开除——以及经济学家、制造业专家、国际贸易专家、科技分析师、学术研究者、苹果供应商员工、竞争对手、企业合作伙伴和政府官员的采访。

苹果高管曾私下表示，世界变化如此之快，仅通过员工数量衡量企业的贡献是不充分的，虽然苹果在美国雇佣的员工数量多于以往。此外，苹果的成功为企业家提供了方便，为移动运营商和运输苹果产品的企业创造了就业机会，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

一位苹果高管表示：“我们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销售iPhone，我们没有义务来解决美国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唯一的义务就是尽可能地生产出最高质量的产品。”

我需要一款玻璃屏

2007年，就在iPhone上市的1个多月前，乔布斯把几位副手召集办公室开会。几个星期以来，乔布斯的口袋里一直装着一部iPhone原型机。据出席会议的高管透露，乔布斯在当时的会议中愤怒的举起那部iPhone原型机，让在场的每个人都能看到塑料屏幕上的数十道细细的刮痕。然后，他又从牛仔裤兜里取出了一串钥匙。

他说：“人们会把手机放在口袋里，也会把钥匙放在口袋里，我不想销售一款轻易被划伤的产品。唯一的解决方案是使用不怕刮划的玻璃屏。我需要一款玻璃屏，希望在6周内能够得到完美的方案。”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一名高管立即定机票飞往深圳。如果乔布斯想要得到一款完美的产品，除了中国别无他处。

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苹果的一个项目--代号为Purple 2--也经常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如何完全重新定义手机？如何设计出最高质量的产品--如使用抗刮划屏幕--同时又确保可迅速量产数百万部，价格要充分合理以确保足够利润。

几乎每一次，最终的答案都在美国之外。尽管各版本iPhone使用的零部件有所不同，但所有型号iPhone都包含上百个零部件，其中大约90%产品都在美国之外的生产。先进的半导体来自德国和中国台湾，内存来自韩国和日本，显示面板和电路板来自韩国和中国台湾，芯片组来自欧洲，稀有金属来自非洲和亚洲，所有这些零部件最终都在中国组装。

在苹果创立初期，该公司并未考虑在公司外部寻去制造解决方案。例如，在1983年苹果开始生产Macintosh计算机几年之后，乔布斯在曾夸耀“这是一台美国制造的计算机。”1990年，当乔布斯创建NeXT公司，并后来被苹果收购后，乔布斯向记者表示“我为工厂引以为豪，就如同我为计算机而自豪一样。”2002年年底，苹果高管偶尔还驱车两个小时，访问位于总部东部的埃尔克格罗夫（Elk Grove）iMac工厂。

但是到了2004年，苹果开始大规模的外包制造业务。做出这一决定的是苹果运营专家蒂姆·库克（Tim Cook）。库克已在2011年8月，也就是乔布斯逝世前6周取代乔布斯出任公司首席执行官。绝大多数美国电子公司已经走向海外，而正处于困难时期的苹果，已经意识到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

亚洲吸引美国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地区半熟练的工人非常廉价。但是对苹果而言却并非如此。对科技公司而言，与购买零部件和管理供应链成本相比，劳动力成本显得微不足道。

一位苹果前高管表示，对库克来说，关注亚洲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亚洲的工厂能够迅速的调整生产规模，二是亚洲的供应链超过了美国。这位苹果前高管表示结论就是“在这一点上美国无法与亚洲进行抗衡。”这些优势的影响在2007年乔布斯需要玻璃屏时显露无遗。

多年以来，手机制造商一直不愿使用玻璃屏，因为这种产品对切割和打磨工艺的要求十分苛刻，很难实现预期的目标。苹果此前早已选择了美国的康宁为其制造大尺寸强化玻璃屏，但是把这些面板切割成数百万块iPhone屏幕还需要寻找一家大型切割工厂，需要用大量的玻璃进行测试，以及一大批中等水平的技术人员。单是一家工厂准备这些工作就需要耗费大笔的资金。

然而就是有这么一家中国公司表示愿意做此事。一位苹果前高管表示，当苹果的考察团抵达时，中国工厂的老板已经开始建设新的厂房。 这家工厂的经理对此说，“万一你们跟我们签合同呢？”中国政府决定扶持大量企业，因此切割工厂可享受政府的补贴。车间内摆满了可兼容苹果产品的大量免费玻璃样品。工厂老板几乎可以使工程师随时待命，且不需要支付任何额外费用。他们在车间旁边建设职工宿舍，以保证24小时都有工人上班。

另外一位苹果高管则表示，目前整个产业链都在中国。如果需要1000个橡胶密封圈，在隔壁的工厂就能买到。如果你需要一百万个螺丝，过一条街就能买到。如果你需要特制螺丝的话，只需要三小时就能实现。

富士康城

从那家玻璃工厂驱车8小时，就来到了所谓的“富士康城”，iPhone手机就是在这里组装。对苹果高管而言，“富士康城”是中国工人比美国工人勤奋的有力证明，因为在美国根本就不存在类似“富士康城”的地方。

富士康深圳生产线

在这里有23万名工人，其中很多人每周工作六天，而且通常在车间里一呆就是12个小时。富士康超过四分之一的工人就生活在工厂的厂区内，很多人每天的收入低于17美元。当苹果的一位管理者在换班期间进入富士康厂区时，他的车被人流堵在了马路中间。他说，“这种规模令人难以想象。”

富士康雇佣了近300名保安维持秩序，以免人流高峰期出现踩踏。工厂的中心食堂平均每天消耗3吨猪肉和13吨大米。工厂里一尘不染，但是附近的茶室弥漫着呛人的烟雾。富士康在亚洲、东欧、墨西哥和巴西均设有分厂，组装全球大约40%的消费电子产品，客户包括亚马逊、戴尔、惠普、摩托罗拉、任天堂、诺基亚、三星电子和索尼。

曾在2010年之前担任过苹果全球供应总经理的珍妮弗·瑞格尼（Jennifer Rigoni）说，富士康能够在一夜之间招聘到3000人，但在美国，没有哪家工厂能在一夜间招聘到这么多人，并说服他们去住职工宿舍。

2007年年中，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试验后，苹果工程师终于研发出一种切割强化玻璃的完美方法，而这种玻璃将用做iPhone的显示屏。据一位苹果前高管介绍，切割好的第一批玻璃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运到了“富士康城”。富士康的经理叫醒了上千名员工，他们赶紧穿好了工作服，男人穿的衣服黑白相间，女人则是红色。他们立即回到车间，开始手工组装。在三个月内，苹果卖出了100万部iPhone。自那时起，富士康已经组装了2亿多部iPhone。富士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拒绝透露关于客户的任何信息。

富士康表示，公司雇佣的任何员工都签订了明确的劳动合同，而且公司会依照中国相关法律保护他们的权益。富士康对员工有高度的责任感，公司将努力为100多万员工提供安全和积极的工作环境。

富士康对苹果前高管披露的细节进行反驳。富士康表示，对于某人所说的夜里加班的现象，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公司对员工的上班时间都进行严格的管理，每一位工人都有电子打卡牌，如果换班未经批准，员工就无法进入工厂工作。富士康称，任何换班时间不是早上7点就是晚上7点，如果有任何变化，员工将在12小时之前接到通知。不过，富士康员工在接受采访时则否认和富士康的这一说法。

苹果在中国发展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拥有美国无法比拟的工程师队伍。苹果高管曾估算，指导参与iPhone生产的20万装配线工人需要8700名工程师。分析师估计，在美国招聘到这么多合格的工程师需要将近9个月的时间，而在中国只需要15天。

麻省理工学院副院长马丁·施密特（Martin Schmidt）表示：“苹果等企业抱怨在美国建立工厂面临着技术工人短缺的挑战。”企业称，他们只需要高中以上学历的工程师即可，而不必拥有学士学位。但是在美国，很难找到这样的人。施密特说：“就业机会确实有，但美国没法满足这个需求。”

iPhone的某些相关业务只能在美国开展，如软件和创新性营销活动。苹果最近斥资5亿美元在北卡罗来纳州建立数据中心。此外，iPhone 4和iPhone 4S的内部芯片在三星电子的德州工厂制造。

但是即便是如此，这些工厂也没有带来足够多的就业机会。例如，苹果在北卡罗来纳州数据中心只有100名全职员工，三星电子的工厂也只有约2400名员工。

曾负责苹果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工作的吉恩-路易斯·卡西（Jean-Louis Gassée）表示：“如果将手机销量从100万部提高到3000万部，其实并不需要增加很多程序员。所有新公司--Facebook、谷歌和Twitter--均受益于此。它们在增长，但并不需要聘请太多人。”

很难计算在美国制造iPhone的成本将会达到多少，不过一些专家和制造业分析师称，由于劳动力在技术制造中仅占很少一部分成本，如果在美国生产，每部iPhone只会增加65美元的费用。而每部iPhone的利润约为数百美元，如果在美国生产，理论上而言苹果仍将有不错的回报。

但是从很多方面来讲，这种计算都毫无意义，因为在美国生产iPhone需要的不仅仅是聘用美国工人--还要改变整个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苹果高管们认为，仅拥有充足的美国员工，以及高效、极具灵活性的工厂还远远不够。康宁等与苹果合作的企业也表示，它们必须走出国门。

为苹果生产iPhone玻璃屏让康宁的肯塔基州工厂重获新生，时至今日，大量的iPhone玻璃屏仍在这里生产。在iPhone大获成功之后，康宁还赢得了其它希望效仿苹果的企业的大量订单。如今，康宁强化玻璃的年销售额增至7亿多美元，已聘用约1000名美国工人支持这一新兴业务。

但是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康宁目前大部分的强化玻璃制造业务已经转移到了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工厂。康宁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詹姆斯·佛劳斯（James B. Flaws）对此表示：“我们的客户遍及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和中国大陆。我们可以在美国制造强化玻璃并装船发货，但这需要35天时间。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空运，但成本相当于前者的10倍。因此，我们选择在组装工厂附近建造玻璃工厂，也就是在海外。”

康宁成立于161年前，总部仍位于纽约州。理论上而言，康宁可以在美国制造全部的玻璃屏。佛劳斯说：“如果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整个产业结构进行彻底调整。消费电子产业已经成为了一项亚洲的业务。作为一名美国人，我对此感到担忧，但却无法阻止。亚洲成为了四十年前的美国。”

 

中产阶级职位的消失

当埃里克·萨拉格扎（Eric Saragoza）第一次走进苹果加利福尼亚州的埃尔克格罗夫制造工厂时，他感觉像是进入了工程仙境。

当时还是1995年，这座位于萨克拉门托的工厂雇用了超过1500名员工。工厂里到处是机器人手臂，传送带上全是电路板，iMac分散在不同的组装阶段。萨拉格扎是一位工程师，很快晋升为管理人员，后来加入到一个精英诊断团队。他的薪水提升至5万美元。他与妻子有三个孩子，后来买了一个带泳池的住宅。

萨拉格扎说：“这种感觉就如同学有所用，并最终获得了回报。我知道，世界需要会制造产品的人。”

但也就在同时，电子产业正在发生转变，苹果的产品普及度开始下降，在重塑自我时遭遇挑战。其中一个重要挑战是改进制造，在萨拉格扎进厂工作几年后，他的主管解释加利福尼亚州工厂如何与国外工厂竞争：不包括原材料，在埃尔克格罗夫工厂建造一台1500美元计算机的成本是22美元。而在新加坡只需6美元，在中国台湾只需4.85美元。薪水上并没有太大差距，但库存成本和员工完成一项任务所需时间则有显著差距。萨拉格扎说，“我们在当时被告知，我们必须每天工作12消失，每周工作6天。我有家庭，我希望看着我的孩子们打橄榄球。”

现代化经常会导致某些工作出现转变或消失。正如美国经济由农业向制造业转型，然后再向其它工业转型时期，农民变成了炼钢工人，销售员和中层管理者。这些转型带来了许多经济利益。通常在每一个阶段，即使非技术工人也能获得更高的薪水，以及更多的晋升机会。

但经济学家称，最近20年有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中等职位开始消失，尤其是在没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群中。今天，新的就业机会严重偏向服务业--在饭店或呼叫中心，或作为医院护理或临时工--该行业提供的中等职位很少。

即便是拥有大学文凭的萨拉格扎也未能摆脱这种趋势的挑战。首先，埃尔克格罗夫工厂的一些日常工作已被转移到海外。萨拉格扎并不介意。其次，机器人技术可以让管理人员用机器人替代工人。一些诊断工程师被派往新加坡。负责工厂库存的中层管理者被裁员，因为只需少数一些人配上互联网就可以满足需求了。

如果将萨拉格扎放在一个非技术职位上，那就显得成本过高了。同时，他又无法胜任更高层的管理职位。2002年在上完夜班后他被叫到一个小办公室，结果被裁员。萨拉格扎后来曾在高中教书，然后试图重返科技界。但苹果已经将埃尔克格罗夫工厂的大部分变成了AppleCare呼叫中心，新员工每小时的薪水是12美元。

硅谷确实拥有就业潜力，但萨拉格扎却没有遇上。他说：“他们需要的是30多岁又没有孩子的人。”萨拉格扎今年48岁，加上自己家里共有5口人。在寻找工作几个月后，他开始绝望，甚至连教书工作也少了。最后，他只能在一家电子代理机构工作。这家机构被苹果雇用，负责在返回给用户前检查返修的iPhone和iPad。每天，萨拉格扎都要驱车到当年曾担任工程师的大楼，擦洗成千上万的玻璃屏幕，通过耳机测试音段接口。每小时薪水10美元，没有福利。

苹果的发薪日

随着苹果不断在海外市场扩张运营和销售业务，该公司员工的薪酬水平也水涨船高。2011财年，苹果的营收达到1080亿美元，超过了密歇根州、新泽西州和马萨诸塞州预算的总和，而苹果股价也从2005年拆股后的45美元左右一路升至427美元以上。

苹果股东分享了该公司创造的部分财富。苹果是持股人数最多的公司之一，股价的上涨让数百万散户投资人、401（k）帐户和退休基金从中受益。与此同时，苹果员工也分享了这场盛宴。上个财年，除工资收入以外，苹果员工和董事总共收获了价值20亿美元的股票，行使的股票及期权价值也达到14亿美元。

苹果高管则是最大的受益者。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去年获得了期限为10年的股票奖励，按当前的股价计算，这些期权的市值达到4.27亿美元。同时他的年薪也上调至140万美元。苹果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显示，库克在2010年的薪酬总额达到5900万美元。

一位接近苹果的人士表示，苹果为整个美国和全世界创造了巨大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苹果员工获得的报酬水平是合理的。随着公司业务的增长，苹果包括制造岗位的国内员工规模也在扩大，仅去年苹果美国员工人数就增加了8000人。

当其它公司纷纷把呼叫中心迁往海外时，苹果仍将呼叫中心留在美国境内。一位消息人士估计，苹果产品销售的增长为其他公司创造了数以万计的美国工作岗位。例如，联邦快递和UPS均已表示，由于苹果产品快递数量的增加，公司在美国境内都增招了员工。但这两家公司在未获得苹果批准的情况下都不愿透露具体数字，而苹果则拒绝提供这些数据。苹果一位高管表示，公司不该为使用中国劳工资源而受到外界指责，因为美国本土已经无法提供这样的人才。

苹果消息人士表示，公司在美国境内已经创造了大量好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来自苹果零售店以及销售iPhone和iPad应用的初创企业中。在讲过两个月测试iPad的时间后，萨拉格扎选择退出。他认为公司提供的薪酬太低，还不如把这些时间花在寻找其它工作中。在去年10月的一个晚上，当萨拉格扎坐在MacBook前开始新一轮在线简历提交之际，在地球另一端的林丽娜（音译，Lina Lin）已经抵达了位于中国深圳的办公室。林丽娜是PCH International的项目经理，而PCH是苹果和其他电子产品公司的合作伙伴，负责协调配件的生产，如保护iPad玻璃屏幕的外壳等。林丽娜并不是苹果员工，但她是苹果产品交付链条上的有机组成部分。

林丽娜的收入水平略低于苹果支付给萨拉格扎的工资。林丽娜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是她在上大学期间和通过电视自学而达到的水平。她和丈夫每月将四分之一的收入存入银行，他们与父母和儿子居住在一套面积为100平方米的公寓里。林丽娜说，市场中上有大量的工作岗位，特别是在深圳。

创新的失败者

去年当奥巴马总统与乔布斯和其他硅谷高管的晚宴即将结束时，每个人都站起来准备离开。这时，有很多人围拢在总统身旁希望合影，而希望与乔布斯合影的人数也不少。当时已有传闻称，乔布斯的病情在恶化，一些人希望能够抓住机会与其合影，唯恐这是最后一次与他留影的机会。

最终，合影人群挤到了一起。当时在场的一位人士表示，乔布斯对奥巴马说：“我并不担心美国的长期前景，这是一个相当伟大的国家。我担心的是，我们没有充分考虑解决方案。”

在这次宴会当中，就有硅谷高管建议政府应该改革签证制度，让美国公司雇佣外国工程师。一些高管敦促总统为公司提供“免税窗口期”，使得公司不用为汇回海外利润而缴纳重税，这样公司就可以将这些资金用于创造国内岗位。乔布斯甚至建议，如果政府帮助培养更多的美国工程师，也许有一天苹果会将部分熟练技术工种岗位留在美国境内。

经济学家对上述种种措施的效果持怀疑态度。他们强调，有时候经济的转变是由于意想不到的社会发展。例如，上一次美国社会出现严重而漫长的失业是在1980年代初期，当时互联网几乎不存在。那时很少有人会预计到图形设计学位会很快变得炙手可热，而电话修理学科则前途渺茫。

在过去十年中，太阳能、风能、半导体制造和显示技术的革新已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虽然上述许多行业先在美国兴起，但多数就业岗位惠及的却是海外。企业纷纷关闭了美国境内的工厂，将制造业务迁往中国。企业高管为此给出的解释是，他们在与苹果竞争，希望获得投资者的认可。如果他们不能追赶苹果的增长速度和利润率水平，那么生存前景堪忧。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表示，新的中产岗位最终将会产生，但一个年届四十的人是否具备相应技能？他是否会被新的大学毕业生超越，再也无法回归中产阶层呢？

许多行业的高管表示，乔布斯等人的出现加快了创新的步伐。通用汽车要花5年的时间才会对汽车设计进行重大修改，相比之下，苹果在四年时间内就推出了5款iPhone，让iPhone的运行速度和存储容量增加了一倍，售价则大幅下降。

年的那场宴会上，乔布斯在与奥巴马告别之前，从口袋里拿出了iPhone，展示了一款高清图像的赛车游戏应用。房间内的轻柔灯光在他手上的iPhone折射，在场的高管们纷纷聚拢在他身边，希望从他肩头上一睹这款应用的精彩。这些高管的身家总计超过690亿美元。他们看过后都认为，这款游戏太棒了。而此时乔布斯手中的iPhone频幕上没有一丝的瑕疵。（文/腾讯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