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络上有两个热点，一是对网络言论底线的讨论，二是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辱骂记者。两个热点指向同一个问题：网络的底线，包括网民的底线、网络公众人物的底线。

网民有没有底线？这个问题我们也许可以先换一种提问方式：网络有没有门槛？有！没有电脑，也没有网吧，能不能上网？不能！有电脑有网线，可不会用电脑，或不会用网络，或不大会用打字读写软件，能不能进入虚拟世界？不能！得有电脑和网线(或有网吧可供上网)，至少会用网络，这就是门槛儿。够不着这几条的，自然就被挡在网络之外了。这也就是国家有14亿人，网民却只有5亿人的原因。这个门槛看似不高，却把多数人给拦在虚拟世界的外面了。

是不是只要有了电脑与网线，会用有关软件就能上网？是！还有没有什么附加条件？没有。想再加个什么条件都不成，因为人家鼠标一点，已经在网上了，谁能把他从网上给拽下来不成？

对于具备上面的上网最基本能力的人来说，网络就再没有其他准入条件了。网络和电脑技术的发展趋势，也是进一步降低门槛，而不是抬高它。让每一个人都能上网，是乔布斯、比尔·盖茨、柳传志们的梦想，大概也是每个人的愿望，应该也是我们国家公共政策的目标之一。每个人要上网的愿望，是想阻止也阻止不了的。从这个角度讲，网络不应该有什么门槛，它应对所有人开放，它的目的就是要把每个人都网进来，也许不用多久，这就是个技术性的事实。

既然网络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把所有人网进来，让所有人都能上网———据说国外的囚犯都能上网，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网络与现实社会一样，千姿百态，“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大鸟小鸟，好鸟坏鸟，就都有在网络上存身和鸣叫的权利。现实社会中有真善美，网络上肯定也会有。现实社会中既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假丑恶，在网络上见到这些东西，又有什么值得大呼小叫的？

有人会说，好人坏人都窝在网上，这还了得？不加以管理，岂不是会天下大乱？必须得给网络制定个底线。那么，究竟是否需要给网络行为制定个底线呢？有人想，有人想都不想，有人在努力，有人在反对。综观世界各国，似乎很难找到某条网络底线，欧美等国网络上没怎么管也没见其国家就乱成一锅粥了的。世界各国通用的方法是，凡对现实社会有约束力的法律和道德，也同样适用于虚拟社会。除了法律硬约束和公序良俗的软约束，对虚拟世界再没有格外的管制措施。

网络以自由为尚，而不是以管制为要。那些对网络上呈现出来的某些丑恶行为大惊小怪的人们，实际上是自己对网络社会的认识存在某种障碍，思维停留在严管封闭社会的历史经验中，错误地把网络当作必须要比现实世界更高一级的、更“纯洁”的世界，或者把网络视为一种管治工具和宣传工具。那些在高举所谓“反恶俗”旗帜的人们，不一定就更少恶俗———不少案件暴露出官员往往有更多的婚外性行为和贪污受贿行为，那些装出一副高尚面孔的人们不过是想人为抬高网络的门槛，以便把自己不喜欢的，或与自身利益存在冲突的、或可能会揭穿自己面具的可能性赶出虚拟社会。这种违反网络普及化趋势的行为，将注定是徒劳的，因为谁也赶不出去。前门赶出去的，打后门很快又进来了。

对于千千万万网民而言，网络已经不是工具，网络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康德说，人不可以被当作工具，人就是目的。这句话也适用于网络，网络人就是目的。如果一定要说网络是工具，那么，它也是每一个网民的工具，而不是政府的工具，更不是某个阶层某个利益集团的工具。网络的全方位开放性，客观上使它不可能具有某种特定的方向感，网络不可能只服务于此一群，而拒绝服务于彼一人。网络应该是中立的，它服务于每个网民。

既然如此，那么，网民们是不是就可以在网络上“为所欲为”呢？那也未必。特别是对于网络上的“精英”———意见领袖，对于现实社会中的公众人物，网络像现实世界一样，具有更高的底线。

这种更高的底线就是，必须表现出高于一般网民之处，主要是在意见质量上必须高于普通网民，同时还得远离假丑恶，确保不逾越现实社会底线。从这个角度讲，孔庆东教授的骂人行为，不是高于普通网民，而是低于普通网民，不仅自毁网络公众人物形象，而且违反了教授的职业道德，逾越了社会底线，理当承担与其公共职务相应的责任。(文/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