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5家中国环保组织，包括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达尔问环境研究所、环友科技和南京绿石等共同发布了一份题为《苹果的另一面——污染在黑幕下蔓延》的报告。这份针对美国苹果公司在华供应链污染及毒害的调查报告显示，多达27家苹果供应商和疑似供应商出现过环境问题，涉及企业包括广州名幸电子、武汉名幸电子、凯达电子和鼎鑫电子、太原富士康、揖斐电电子北京公司和深圳市危险废物处理站有限公司等。

这份环境报告所强调的是跨国企业在中国所应承担的环境责任，但问题是，全球产业分工本身就是资本逃避责任的产物，在此局面下很难指望其在中国主动负上社会责任。在整个苹果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链条中，是苹果公司而不是其他企业或国家获得了最大的利润，而从经济和社会伦理的角度，作为产业链条的主导者，苹果享有最大的经济权力，也无疑要对这条由其控制的工业污染链条负上最大的责任。

事实上，中国环保组织关于苹果供应商企业污染情况的发布已经是第二次。今年一月份的同类报告指出，苹果的供应商存在着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和劳工权益三方面的重大问题，但苹果公司拒绝回应。在过去7个月中，苹果的行为没有任何改善，污染排放随其供应链的膨胀在中国继续蔓延，给环境和公众健康带来严重威胁。从技术上讲，苹果不可能对供应商所存在的人权和污染问题毫不知情，但苹果虽然承认自己供应链上有问题，却没有对政策做出任何调整，也没有对供应商加强制约，而是继续使用严重污染的企业作为供应商，以中国环境与公众的健康为代价攫取巨额利润。

大型企业需要有外部力量的制约，才不至于因资本的贪婪本性而迷失方向，这些外部力量包括公民环境意识提升、环境NGO(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新闻媒体的独立性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等。如前所述，跨国公司由于其跨国的性质而有机会逃避很多制约，同时，中国大陆的大规模生产企业环境问题的出现，既与中国企业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有关，也是中国自身产业政策的结果：诸多私营企业因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而无法转型升级，只能从事低水平的简单加工，成为苹果等跨国公司的代工厂，甚至在上游产业挤压利润的情况下并不赚钱，而只是通过拼命降低工人待遇、污染环境来维持生存。作为环境执法者，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者为地方的GDP和政绩考虑，对于环境污染企业缺乏严格监管。这些因素都导致跨国企业对自身的社会责任缺乏明确认识，在环境问题上抱持不负责任的态度。

在法律缺位、行政乏力的情况下，公民只能自己保护自己的环境权益。换句话说，正是因为这些问题无法经由企业和政府等传统的组织性机构来解决，人民才不得已转求诸己，通过社会自组织来发现问题、施加压力、保护公民利益、促成问题解决。中国NGO的成长速度之快，正是与中国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有关。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的环境问题上，中国的环保NGO已经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并且开始进入解决大规模社会问题的阶段。

和单纯的自上而下的体制改革相比较，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蕴涵着改变社会的更大能量，但这种能量如何才能从正面发挥出来，公民的环境参与以何种方式为最佳，社会动员又如何与既有机制互动，这些都是亟待探讨的问题。西方国家的环境运动证明，这种参与必须是多元的，而不能总是通过街头抗议进行；而在社会动员方面，教育也比集体行动更有长期效果。也是在这些国家，公众环境参与的常规化和组织化，已经改变了企业和企业家的理念和行为。

照这个路数来看，中国的环保NGO应该能够做到的一件事，就是用自身的价值体系去摧毁对方在市场上业已建立的价值体系，让公益价值引导商业价值和时尚价值。在这个意义上，NGO和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其实是正在帮助在华企业塑造其全新的企业社会伦理。(文/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