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技术赋予人类修改自身基因、延长寿命甚至增强脑力的能力时，伦理的红线该划在哪里？长期以来，监管层和公众对此讳莫如深，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生物禁海令”。

盛大集团创始人陈天桥在近日发表的《迎接人类进化的大航海时代》一文中，向这种保守的治理逻辑发起了挑战。他认为，监管的本能收紧，并非因为增强必然邪恶，而是因为我们缺乏一套像大航海时代那样，能让风险变得“可测量、可审计、可追责”的制度结构。

陈天桥不仅仅是在呼吁技术开放，更是在尝试构建一套新的社会契约。他提出了“进化航海宪章”的四大硬规则，为未来的生物伦理治理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框架：

首先是人格与责任的连续性。无论技术如何增强，不能让人从主体退化为工具，必须保留“承担者”的角色。其次是代价真实性与外部性约束。进化的红利不能固化为阶级壁垒，更不能让弱者承担风险，这是对社会公平的底线坚守。第三是可逆性优先，为技术干预设置“撤回键”。最后是信息强制公开化，让风险数据成为公共资产。

这套方案试图在激进的生物探索与保守的社会伦理之间寻找平衡。陈天桥将探索者比作“文明的测绘队”，呼吁给予他们制度性的保障——医疗支持、风险补偿与收益分享，而不是道德羞辱。

在文章的最后，陈天桥展现了一种理性的乐观：只有建立起严谨的“航海宪章”，将未知的恐惧转化为可治理的工程对象，人类才能在伦理的护航下，驶向生物进化的深蓝。

以下是陈天桥完整文章：

迎接人类进化的大航海时代

1492 年，哥伦布从深蓝的尽头带回的，并不只是几座海岛的黄金，而是一种足以震碎旧世界秩序的文明能力：人类开始学会用一种新的方式面对未知，从那时候起“走得更远”变成一个可复制的社会工程。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人类发明并磨合出一整套把风险组织化、把未知标准化的制度底座：投资让冒险获得燃料，保险让灾难被定价，会计让远征可审计，航海宪章让权责可交付，地图与测量让世界可记录，港口与补给链让扩张可持续。从此，探索不再依赖英雄的胆量，而依赖一套可协作、可融资、可分工、可复盘的机器：把不确定性从运气，变成了工程。

而今天，我们正站在一个同等量级的节点上。新的边界不再是海平线之外，而是在我们自身的生物学之内。过去一百年，人类在生物领域的治理逻辑，几乎默认锚定在一个单一以防御为目标的正当性上：治疗。我把它称为“医疗范式”。在这个范式里，干预的合法性往往需要以“疾病”作为通行证：你生病了，修补是道德的；你健康，任何更靠近“增强”“延寿”“脑功能优化”的尝试，就会立刻触发一整套悬而未决的治理难题——证据标准如何设定、责任边界如何归属、长期风险如何分摊、退出机制如何执行，尤其是群体公平如何被保护。于是监管会本能地收紧，伦理会本能地警惕——不是因为增强必然邪恶，而是因为我们缺少一套能让增强也像航海一样被安全治理的制度结构：可测量、可审计、可撤回、可追责。

这本质上是一道无形的“生物禁海令”。就像大航海时代之前的旧帝国：担心远航扰乱内部秩序，于是宁愿片板不得下海。我们把门关得更紧，把“没有疾病”狭义地等同于“健康”，以为这样就能安全。但这种安全，往往只是一种停滞的幻觉，因为禁海令之所以看似合理，是因为它建立在一个隐含假设之上：海的那头并不存在更强的海权。

然而，人工智能的爆发正在彻底终结这个假设。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一个现实：AI 像一种外来物种进入了我们的生态位竞争。它没有肉体的束缚，拥有更快的迭代速度、更广的认知带宽，以及近似永生的积累优势。更关键的是，它正在把大量“认知劳动”的边际价值压到接近零——于是，人类社会关于意义、地位与资源的分配逻辑，会被迫重写。

在这样的对手面前，人类真正的短板不在某一项技能，而在碳基个体的上限：寿命、带宽、健康跨度决定了学习—积累—判断的时间尺度。我们拼命奔跑，可能只是为了不被AI拉开距离。若我们仍把生物学仅仅当作“维修部”，把增强当作禁区，那么所谓“守住伦理”，很可能只是用旧武器维护旧主权：坚船利炮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而我们还坚持用大刀长矛守港口。不出海，大英帝国就无法统治世界；不进化，AI Native 时代的主权将与人类无缘。保持现状不再是避风港，而可能是最大的风险。

所以，我们是否需要一次彻底的范式转移：从单纯的“治病”，转向真正的“进化”？

但必须立刻声明的是：人类进化的航道同样充满危险。我们需要的不是鲁莽的个人冒险（biohacker），而是复兴大航海时代那套真正改变历史的“发现机制”——把探索从个人赌命，升级为文明协作；把未知从禁区，变成可治理的工程对象。

这套机制至少需要三类角色：

第一类是领航者和水手：用肉身去测绘边界的人。

他们不是实验室里的耗材，而应当被理解为大航海时代的水手与测绘师：在船长（科学家、医生、工程师）带领下进入前沿试验，把未知的深海变成可读的海图。他们用自身承担的风险，换取全人类的路径信息——哪里有暗礁，哪里有洋流，哪里值得登陆，哪里必须绕行。这样的探索者不该被视为怪物，更不该被道德羞辱；他们是文明的测绘队。我们必须为他们设计一整套制度性保障：医疗支持、长期随访、退出权、风险补偿与收益分享，让“探险”不再是被迫的牺牲，而是被尊重、可追溯、可兑现的贡献。

第二类是投资者与承保者：把风险分摊成可承受的人。

大航海的兴起靠的不是勇气本身，而是勇气背后的金融与制度：资本、保险、合伙制、失败的可承受性。今天的资本不该只盯着下个季度可兑现的流量算法，而应支持那些能提升人类能级、却必然伴随高失败率的尝试。我们需要真正的“探索承保体系”：失败补偿基金、分层风险池、长期责任保险、不可预期损害的托底机制——让探索从个人孤注一掷，变成一次代价可分摊、风险可对冲的文明协同。

第三类是立法者：写下航海宪章的人。

他们不是来堵死航道，而是来划定红线、定义责任、建立可审计的秩序。我主张的不是“放开一切”，而是“把进化变成可治理的工程”。宪章至少应确立四条硬规则：

其一，人格连续性与责任连续性：无论技术如何增强，都必须保留“承担者”的连续存在，不能用技术抹掉后悔、逃避责任、删除情感，让人从主体退化为工具。

其二，代价真实性与外部性约束：收益不能以无辜者承担代价为前提；不允许把风险外包给弱者，把红利固化为阶级壁垒。进化航道必须多元开放，否则所谓“增强”只会成为阶层固化的新铠甲。

其三，可逆性优先：优先允许可退出、可撤回、可修复的干预；对不可逆改造设置更高门槛与更严监管。

其四，信息强制公开化：风险之所以能被组织化，正因为信息能够被公共化、被审计、被复用：测量—记录—定价—协作—复盘，缺一不可。

当然，在这场生物深海的探索中，技术推动是必要条件，就像大航海时代对船体、火炮、经纬度与导航学的革命一样。而在今天，最关键的推进器之一，恰恰是人工智能本身。

但我这里所说的人工智能，并不是人们熟悉的那种“生成式 AI”——它们更多在既有知识库里写诗作画、回答问题、做家务、上流水线，争夺的是当下的人类岗位与机会。真正配得上“航海推进器”的智能，应该像科学家一样在未知的数据海洋里完成三件事：提出可证伪的假设、进行逻辑查证、完成因果推演。它应当帮助探险队在茫茫基因组、代谢通路、分子相互作用与临床现象之间，锁定可能的“新大陆航道”：线粒体的能量秘密、细胞衰老背后的代谢黑箱、免疫系统的误判机制、材料与能源的极限边界……它不是来替代人类意义，而是来扩展人类可以承担意义的空间——让“承担”有更长的寿命、更宽的带宽、更稳定的健康跨度作为底座。

“我选择，我承担。”这不仅是一句个人信条，更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必须具备的文明勇气：当外部海权已至，我们不能用停滞换取短暂的伦理宁静；我们需要用制度把冒险变得可治理，用数据集把失败变得可复用，用宪章把红线变得可执行。我们的这具肉体，不应只是等待被维修的旧零件，它应当是一艘正待起航的旗舰。我们应该重新唤醒探索精神，配上保险，写下宪章，扬起发现式智能的风帆——我们终将找到那片“新大陆”：让碳基生命在保持其独特人性与责任的前提下，拥有与硅基智能并肩而行的未来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