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Intel执行副总裁唐克锐来到中国的第一站又是深圳。短短的两天时间里，他密集地见了一拨又一拨的“小工厂主”。这种称谓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妥，因为如果把这些分散在珠三角的生产键盘、模具、电源的厂商一个个单拎出来，很多都只是十几个人的小作坊。
但包括唐克锐在内的Intel高管们却对拜访深圳这件事乐此不疲。“每隔一两个月，那些大人物都会来这边一次，而在三年前，让一个副总裁级别的人来视察绝对是不现实的。”老周(化名)是Intel在深圳对接合作伙伴的一线经理，他现在可是总部的热门人物，一些部门甚至主动拿出自己的预算，让他帮着张罗在深圳办个会，只为见见那些“小工厂主”。
几乎是同一时间，Intel新任CEO科再奇在北京和中国区总裁杨叙商量着如何加大在深圳的投资。在一个月前的IDF(Intel信息技术峰会)上，他刚刚向全球展示了来自深圳的平板机。这被认为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尤其对于中国区的团队来说，他们正在试图让深圳成为Intel的下一个动力源泉。
“我在Intel待了19年，像今天这样在一个(本土市场之外的)国家专门设置团队，从后端一直延伸出几百人的支持团队，还是头一次，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投入还在继续。”Intel中国区移动通讯事业部运营总监洪力称。
主角和配角
但严格意义上讲，这并不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在三年前，当Intel提出超极本的概念时，只是无意识地让深圳也参与了一些准备工作，主要工作依然是在美国和台湾。经过了近二十年的积累，两地之间的配合完全可以概括整条PC产业链的生产过程。
而最终一个小小的突破改变了这一切。
为了满足超极本的厚度要求，键盘被认为是第一批需要变薄的零部件。台湾团队当时提出的方案是3.5毫米，深圳的反而厚一点，为3.7毫米。不同的是成本相差很多，深圳的报价跟传统的键盘几乎没有差别，当总部得知这出自于一家知名度并不高的深圳厂商时非常吃惊。
他们最终把这个项目给了深圳。仅仅三个月，深圳就做出了可商用化的成品，这起码比台湾的正常周期快了两个月。“我们开始给国外大的OEM厂商供货，结果供不应求，总部也第一次觉得深圳的产业链很惊人。”老周告诉记者。紧接着，在外壳、电池等超极本最核心的几个零部件上，深圳都出人意料地远远甩开了台湾。
Intel的调查结果显示用户更接受金属外壳，但这比塑胶外壳成本高了不少，苹果Mac Air的外壳成本达到了100美金。深圳有非常多此前并没有做过PC加工的冲压工厂，他们非常擅长做一种金属和塑胶相混合的外壳。这种产品的外层是金属件，内层则是塑胶件，利用冲压技术把它们紧紧地压在一起。这一套只需要30美金，甚至可以更便宜。关键的是，在经过一系列的跌落测试和设计之后，它的强度也达到了标准。
当然还有电池，超极本的厚度要求决定了它只能选择更轻便的锂电池，深圳在这方面绝对走在世界的前列。老周的团队几乎没有费劲，就找到了几家愿意给超极本供货的锂电池厂商。
就这样，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深圳的团队实际上就拿到了总部足够多的授权，基本上变成了深圳的团队在主导整件事情。决定权开始转移，总部把很多决定权放到前线来，因为他们发现如果按照原来的方式，很多事情将无法推进，尤其是在技术性决策上。
Intel中国区此前更习惯于等着总部或者台湾“下命令”，深圳的团队会把发现的潜在需求反馈给后方，等到总部验证之后，再把任务分配给相应的团队。“但现在我们会告诉他们，这件事为什么要做，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老周称，“他们反而成了配角，完全在后方支持我们。”
奇特的“工模”
与此同时，合作伙伴的订单开始激增。那些以前并不专注PC零部件的厂商的确经历了几个月的阵痛，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合作也都没有太强的信心。Intel在那个阶段帮助他们去推翻原有的思维方式，改变供应链的结构。
结果没过多久，苦日子便结束了。几家键盘厂商以前充其量算是三流厂商，最多能接到二流OEM的订单，但现在他们已经能和台湾的一流厂商平起平坐，订单也大多来自于像联想这样的国际品牌。
2011年，深圳也有了专门的产业链大会，这个类型的会议在台湾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就是两者的悬殊越拉越大。第一年，台湾比深圳多了100多家供应商，第二年就持平了，而到了今年，深圳的参会人数比台湾多了30%。一些厂商开始只参加深圳的会议，而放弃投入产出比并不高的台湾。
杨叙连续参加了三届，“第一次印象深刻，我们租了一个并不大的场地，当时连走廊和过道都坐满了人，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而在今年的第三届会议上，Intel已经有了多个分会场。记者被禁止进入会场，因为不同于其他的内部会议，围绕着超极本、“二合一”和平板机的零部件都成了非常成熟的生意。
深圳独有的“工模”模式开始凸显效应，这是台湾从未产生过的商业模式。深圳在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有非常多的参与者，它们会先把自己的业务模块化和流程化，然后再自发地去横向和其他环节的厂商对接，而整个过程都不需要有一个厂商去主导。联发科曾经在深圳掀起的“山寨风暴”已经把市场教育好了，它们习惯于找到一种“Turn Key(交钥匙)”式的解决方案。
这跟台湾有着非常大的不同，那里的产业链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互动，触摸屏的厂商根本不可能知道显示屏厂商的新技术。“而在深圳，你在A厂商看到的产品，没过几天，B厂商就会有了。”老周称。
这种模式极大地缩短了产品研发周期，Intel如今只需要定义一个“工模”，产业链就会自动地去完善它。Windows 8在去年9月上市没多久，各式各样有触摸屏的PC平板二合一产品就出现了，这就是工模的结果。
到了2012年底，深圳已经成了Intel绝对的核心，前一年公布的3亿美金的超极本基金有一部分投在了这里。Intel的高管们也开始在公开场合评价这个他们曾经有些“不屑(因为山寨横行)”的地区，“它会成为全球智能设备的创新中心。”杨叙说。
下一个联想？
Intel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合理的方法论，即便媒体对此的注解不那么乐观。在他们看来，Intel在移动终端领域迟迟打不开局面，使得这家科技巨头在三星等强势厂商面前失去了话语权，才不得不去“讨好”那些山寨厂商。
这正是因为Intel希望在平板机上做得更多，Intel董事长安迪·布莱恩特在11月明确地表示Intel已经落后了，“我们似乎迷路了，我们拒绝平板机，这使公司陷入困境，我们必须赶上来”。据科再奇透露，2014年Intel在平板机芯片上的出货量目标将达到4000万颗。
而且跟超极本很大的不同是，Intel不仅仅限于与零部件厂商的合作，它开始扶植像蓝魔这样的本土OEM厂商。洪力甚至拿这件事和曾经的联想类比：“1994年，我一天到晚给总部写邮件，告诉他们谁叫联想，为什么要支持它。那时联想的营业目标非常低，而IBM、康柏和惠普才是真正的巨头。所有的人都在问这样投入是不是值得，但现在你看，联想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深圳过往两年的变化使得Intel不再迷信大品牌。它在进入智能手机芯片领域时，选择的是像联想、中兴这样的大厂商。“平板机一部分的OEM都在深圳，这跟超极本有很大不同，它们还集中在台湾。深圳不仅有成熟的制造体系，还有个大市场。”老周称。
这是Intel选择更进一步的主要原因。它把工模延伸成了“MRD(主参考设计)”，它们会做出一些很完整，而且达到量产质量的参考设计，一些小厂商甚至可以直接生产销售。除了技术支持和打通产业链之外，Intel还导入了它在全球的销售渠道和品牌资源。
“有的厂商开始战略性地转向平板机，它很大的一个需求就是快速地与产业链上的各种供应商建立关系。而当它做出产品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渠道计划，就是把好的产品设计带给全球的用户。”洪力称。
为此，中国区移动通讯事业部的员工们开始了“15×6”的工作时间，即每天工作15小时，周末还要加班。这完全是深圳当地厂商的工作节奏。“为什么工程师晚上8点就下班了？”刚开始推进平板机业务，洪力经常会接到这样的投诉。
那些小的OEM厂商以及山寨厂商对时间的敏感度极高，因为这往往决定着产品的最终销量。Intel中国区移动通讯事业部业务拓展与客户营销总监Stephanie Hallford说：“Intel以前每推出一个平台，跟OEM对接的周期大概是8到12个月，而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减少到6个月以内，甚至2到3个月。”
在与蓝魔的合作中，Intel相关的销售人员基本每天都会在蓝魔上班。产品临上市时，双方都想临时更换一个更好的屏，但在之后的调试中出现了兼容的问题。他们熬了四天夜，最终解决了问题。而同样的事情放在之前，Intel一般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如今，类似于蓝魔这样的合作伙伴，Intel已经有了14家。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一些体量更小的OEM厂商还是很难得到与Intel合作的机会，他们更倾向于能提供更完整解决方案的厂商，而这才是深圳产业链基数最庞大的族群。
杨叙也看到了这块市场，在他看来，深圳还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我们还要进一步地完善支持体系。”而就在他说这些话的同时，高通和联发科也在时刻瞄着深圳，尤其是后者，无数的“小工厂主”还在期待着它的强势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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