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辞去副厅级职务，立志重建复旦大学生态学科。

他曾走遍青藏高原，为国家和上海的种子库，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

他曾经驻扎西藏十余年，帮助西藏大学昔日一片空白的植物学专业创造出无数个“第一”……

他，就是——钟扬

2017年9月25日，他在鄂尔多斯出差途中遭遇车祸，突然离世。

3月29日，中宣部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钟扬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办公室

不是杰出者才善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

他16年坚持学术援藏，不畏艰险盘点世界屋脊的植物家底，寻找生物进化的真实轨迹。

从藏北高原到喜马拉雅山区，从阿里无人区到波涛汹涌的雅鲁藏布江江畔，到处都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

他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粒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

他是中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将高原生态学的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将学科建设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2000年起，他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植物学和生物信息学博士生导师。

他在复旦大学任教17年，培养了107位研究生和博士后。

植物学野外考察多，一有意外和危险，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保护学生。

痛风发作时，一条腿几乎不能行走，他拄着拐杖也坚持带学生采样。

他善于发现每个学生的兴趣点，用心培养每一位学生。

钟扬在西藏地区考察

他是最会讲“段子”的科普达人，最受青少年欢迎的明星专家，常常挤出时间办公益科普讲座，他的实验室也一直对中小学生开放。

他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的筹建，并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义务服务17年。

承担了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展板的编写工作。

他15岁就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大学生，33岁就已经是副局级，却毅然放弃所有的职级待遇，做一名普通的大学教授。

他始终认为，干事比名分重要。

他从不考虑眼前利益，头脑里想的就是我能为单位、国家做点什么。

钟扬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

种子——有些事情是难，但再难，总要有人去做

青藏高原，拥有我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库。

这里有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占全国高等植物的18%，其中1000多种是西藏特有的植物。

这些珍稀植物资源对于国家发展、人类命运都意义非凡，但由于高寒艰险、环境恶劣，植物学家很少涉足，物种数量被严重低估。

2001年，他被这片土地的壮美与丰饶深深折服：青藏高原有独特的地理条件，那些忍受极大温差的植物，很可能包含着某些特殊的基因。

他决定行动起来。

他坚信，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这些年，他的足迹遍布西藏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

曾有巨石滚落砸中他所乘的车。

在荒原里迷路，没有食物，几近绝望。

没有水，就不洗脸。

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

突遇大雨冰雹，就躲进山窝里。

有时住在牦牛皮搭建的帐篷里，因为严重缺氧，煤油灯点不亮，添加酒精也只能勉强点燃一分钟；冬季，盖3床被子也无法抵御寒冷，漫漫长夜难以入眠……

不管山多高、水多凉，不管多么危险、多么困难，只要对研究有帮助，他就一往无前。

钟扬在西藏考察，赴阿里途中

十多年来，他在雪域高原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1000余个物种的4000多万粒种子，占西藏物种的1/5。

在雅鲁藏布江边，他和学生历时3年，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西藏巨柏全部登记在册；不懈追踪十余载，他的团队在海拔4150米的山上寻获“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在海拔6100米以上的珠峰北坡。

他带着学生采集到了珍贵的鼠麴雪兔子样本，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植物学家采样攀登到的最高点……

追梦——他是真正爱国的，爱她的每一寸土地

在西藏的前10年，他是自掏路费的“科研志愿者”。

西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单增罗布记得，他刚到西藏大学那年，整个藏大理学院没有一个硕士点，植物学专业没有教授，没一位老师有博士学位。

要申请研究项目简直是神话。

更关键的是，老师们并不相信他的到来能带来什么改变。

藏大老师申报国家级项目，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他就挨个做工作。帮老师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还提供申报补助。

只要申报，无论是否成功，每个项目他都自掏腰包补助2000元，用于支付申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钟扬在可可西里采集植物

2004年，他帮助西藏大学的琼次仁老师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此前一年，琼次仁申报的项目没能通过，一度想放弃。

那段时间，他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申请报告。

最终，这个项目成为西藏大学拿到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极大增强了藏大老师们的科研信心，也加深了藏大老师与钟扬之间的友谊。

2010年，他成为中组部选派的第六批援藏干部，担任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

他曾在全校大会上放下豪言：“如果西藏大学拿不到博士学位点，我决不离开。”

那时，西藏大学在理工医学科连一个硕士点都没有。

2013年，他立下的“誓言”实现了！

西藏大学生态学博士点获得批准，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没有博士点的空白，圆了几代藏大人的梦。

2017年，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而今，这支“地方队”的研究力量已经开始参与国际竞争。

在进化生物学的一些研究方面，形成了日本、欧美和中国鼎立的格局。

钟扬在病床上

2015年，51岁生日那天，他突发脑溢血，死里逃生。

经过这场大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会放慢工作的脚步。

可病后的他，脚步不仅没有放慢反而还加快了。

出院时，医生再三叮嘱：一不能再喝酒，二要按时吃药，三不能再去高原了。

他戒得了酒，戒不了西藏！

几个月后，他又踏上了去西藏的路。

育人——教师是他最在意的身份

他坚持腾出大量时间倾听学生的想法，和学生深入讨论。

野外采集了标本回来，他会在实验室振臂一呼，学生们就会赶来一起制作标本。

学生们说，他就像一棵大树、一座大山。

做他的学生是幸福的。

教师是他最在意的身份。

他曾和同事半开玩笑说，在商场，顾客是上帝，在老师心里，就要把学生当上帝。

他善于发现学生的兴趣点，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

在他的实验室里，每个学生做的都是最适合自己的研究。

钟扬为小学生科普

在他排得密密麻麻的时间表里，西藏的事、学生的事，总是优先的。

他还是很多中小学生喜爱的明星专家、“科学队长”，心甘情愿将大量宝贵的时间分给科普。

他还乐于给不同专业的本科生开设通识教育课程。

他的课不论是在西藏大学还是在复旦大学，都是备受学生追捧的热门课程。

他对生物学的态度，在科学以外，透着对人类命运、生命价值的深深思考与关怀。

他说，科普是一种令人愉悦但费时费力的工作，对科学家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挑战，绝非“没有时间”和“不感兴趣”那么简单。

在他眼里，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而科学家的特质就是从中提取欢乐，然后把科学和欢乐一起带给大家。

约定——“钟扬”的种子已生根发芽

如果不是那场意外，从内蒙古出差回来，他会抽点时间指导一下孩子的科创作业。

“科创的事我回来跟你谈，周末愉快！”

这是他留给小儿子的最后一句话。

没想到，去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给那里的民族干部做“干部创新能力与思维的培养”报告，竟成了他和这个世界的道别。

2017年9月9日，他刚陪两个孩子过完他们15岁的生日。

关于孩子的培养，他和妻子有个约定：孩子12岁以前，你多管一点；12岁以后交给我来管。

后来，这个时间又延到了15岁。

只是这一次，“不靠谱”的爸爸又要爽约了！

他用53岁的人生做了太多太多的事，而这只能基于他对自己和家庭时间的一再挤压。

家里那张全家福已经是12年前的了。

学生缅怀钟扬

一年前，在儿子的多次恳求下，他终于答应挤出时间陪全家一起去旅游，多拍点全家福，可到了出发前，他又因为工作安排缺席了。

“父亲，你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了。”

“也许你在另一个平行宇宙。”

“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能好好休息，别把自己累坏了。”

孩子们默默写下。

妻子说：他对西藏的爱是深入骨髓的。

孩子12岁时，他让小儿子进上海的西藏班读书，学习藏语，希望有一天能继承他的事业。

小儿子会说第一句藏语时，他特别开心。

2018年1月，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成立。

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是他的家人共同决定，捐出的钟扬交通事故赔偿金，用以鼓励更多热爱科研事业、热爱公益事业、热爱教育事业并具有奉献精神的师生。

3月12日，很多人来到复旦大学，在生命科学学院楼旁为他种下一棵棵树。

那颗名叫“钟扬”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

拉萨河边，他最爱的那顶藏式毡帽挂在宿舍的衣架上，似乎等待着他的主人随时归来，等待着又一个采种子的好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