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行业已经以磅礴之势强势回归，与十多年以前相比，今天的硅谷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创造就业岗位，在这里创造的财富再一次呈现出上升趋势。但是，在超级富豪们变得更富的同时，创下历史纪录的硅谷居民则正在滑入贫困境地。

在某个早上，股票市场大幅上扬，触及历史高点。而与此同时，一场寒流袭击了硅谷。温迪·卡尔（Wendy Carle）把头伸出被其称之为“家”的帐篷，发现城市工人用胶带在薄薄的、随风飘动的帐篷“墙壁”上贴了一份驱逐通知。

“我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她说道，用力扯了下她的黑色运动衫，棕色的卷发在风中飘扬。她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高科技办公楼群，这些楼群矗立在跟她的帐篷只着几个街区的地方，大厦的窗户闪亮着星星点灯般的光。然后她摇了摇头。“你知道谷歌的股价在今天早上达到了每股840美元吗？”她问道。“我刚刚在收音机上听到了。”

卡尔不愿透露年龄，她以前曾是一名公寓管理员。而在今天，由于背部和关节都有问题的关系，她只能靠每个月来自于社会补助保障金（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项目的826美元收入为生。

科技行业已经以磅礴之势强势回归。与十多年以前相比，今天的硅谷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创造就业岗位。股票市场正在上扬，财富再一次呈现出上升趋势。

但在另一方面，一些令人沮丧的纪录也是在今年创下的：食品券（Food Stamp）项目的参与者人数触及10年高点，无家可归者比两年以前增加了20%，西班牙裔美国人（在硅谷居民中，西班牙裔美国人所占比例为四分之一左右）的平均收入再创新低，仅为每年1.9万美元左右——据非营利组织合资企业硅谷网络（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 Network）和慈善机构硅谷社区基金（Silicon Valley Community Foundation）发布的年度《硅谷指数》（Silicon Valley Index）报告显示，这意味着过去五年时间里硅谷西班牙裔美国人的收入下滑了14%。

简而言之，在超级富豪们变得更富的同时，创下历史纪录的硅谷居民则正在滑入贫困境地。

“在硅谷复兴领导下的国家经济复苏进程——这种复苏是以企业利润和创下历史纪录的股票价格为衡量标准的——硅谷内部却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那就是大多数人都在变得更加贫穷。”辛迪·查韦斯（Cindy Chavez）说道，她是圣何塞非营利机构Working Partnerships USA的执行理事，这个机构的宗旨是倡导压低房价、调高最低工资以及向更多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等。

这个杂草蔓生、垃圾遍地都是的微缩型城市的面积仅有28英亩（约合11.33万平方米），而在这里差距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明显。在圣何塞附近的国际机场，喷气式飞机轰鸣着穿梭来去，在地面上投射下巨大的阴影。住在当地的居民说道，航班的次数实在是过于紧密，以至于他们根本就“无处藏身”。

“这是有史以来最荒谬的地方。”38岁的克里斯蒂娜·厄本尼奇（Kristina Erbenich）说道，她背着一个沉重的背囊，正在跨上自己的自行车。厄本尼奇原本是一名大厨，她说自己在酒店房间里已经耗尽了1.4万美元的积蓄。“如果这里的所有人都那么富有的话，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做些事情来帮助我们呢？”

无独有偶，United Way Silicon Valley首席执行官卡罗尔·利·赫顿（Carole Leigh Hutton）也想知道同样的事情。

“在一个如此富庶的地方，却有如此多的人那么贫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打破这个怪圈？从硅谷中所聚集的脑力资源来看，我们应该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才对。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一种集体意愿。”

导致硅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件事情，那就是极其高昂的生活成本。这里的平均房价为55万美元，一套两居室公寓的月租接近2000美元，而这种公寓是Facebook、苹果、惠普和谷歌等最富有的美国公司中许多员工的居所。据非营利组织“社区经济发展透视中心”（Insight Center for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发布的数据显示，对一个四口之家来说，每年用于房租、饮食、儿童保育和交通等基本需求的费用就接近9万美元。

“事实是，我们现在的经济仅有利于那些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劳伦斯·米歇尔（Lawrence Mishel）说道。“除非我们能对经济政策采用一种的新的方法，否则就还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也就是意味着经济增长并不能让这国家中的大多数人从中受益。”

米歇尔指出，从全美范围来看，联邦最低工资下降是导致收入不平等性扩大的主要因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周一开始最低时薪将从8美元增加至10美元，这是去年秋天选民投票通过的、美国历史上幅度最大的最低工资调高举措。对于成千上万的支薪劳动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但在去年硅谷地区高薪人士的收入增长中则仅占极小一部分。

在《福布斯》本周发布的全球亿万富翁年度榜单上，硅谷顶级科技行业领袖的排名有所上升：甲骨文首席执行官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的净财富为430亿美元，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塞吉·布林（Sergey Brin）的净财富分别为230亿美元左右，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净财富预计为133亿美元，而已故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遗孀劳伦斯·鲍威尔·乔布斯（Laurene Powell Jobs）的净财富预计为107亿美元。

“这些财富的数字令人惊愕，绝对能让人目瞪口呆。”旧金山奢侈品营销协会（Luxury Marketing Council）的负责人埃尔夫·努西法拉（Alf Nucifora）说道。

据专门追踪超级富豪的机构WealthX发布的数据显示，在美国所有超级富豪（定义是净财富超过3000万美元的富豪）中，有五分之一都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这是硅谷“财富创造群”所带来的效果。位于帕洛阿尔托的斯坦福大学骄傲地宣称，这所大学有1173名校友的净财富超过了3000万美元——在美国各所大学中，仅有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能超过这一数字。

“硅谷是一个由 人力资本、风险资本、风险和教育基础设施构成的生态系统。”WealthX总裁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说道。“所有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组成了这种令人感到光荣的繁荣。”但与此同时，硅谷中的许多居民发现，现在想要在这个地区生活下去变得日益艰难，哪怕是那些拥有大学学历的人也是如此。

在大萧条时期以前，在依靠食品券生活的人中，大约有10%至少拥有一定的大学教育程度。而时至今日，有四分之一靠食品券生活的人都上过大学。据《硅谷指数》报告显示，去年硅谷中年收入不足3.5万美元的家庭在所有家庭中所占比例上升了两个百分点，至20%。

“有些百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坐在他们的日光浴室中，看着我在他们的花园里工作，而他们根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谢莉·伯罕（Sherri Bohan）说道，她是一名拥有相关证书的园艺家，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一直都运营着一家风景园林公司。她是一名单身母亲，独自一人抚育了两个儿子。现在她已经退休，而且失去了工作能力，只能每周到当地的食物银行去领取一袋免费的生活用品。她说道，如果没有这些免费的食物，那么她就要挨饿了。

硅谷的富豪们确实会捐献一些财物，而且数额经常都很庞大，但这些捐献的财物大部分都并非针对硅谷地区的。扎克伯格在2010年曾向新泽西州港口城市纽瓦克（Newark）的公立学校捐献1亿美元，去年还向硅谷社区基金捐献了5亿美元，这笔资金的用途尚未指定。据谷歌基金（Google Foundat）的税务报表显示，该基金在2011年捐献了大约1100万美元资金，大部分都捐给了全球环境和健康项目。

“许多人都会来到这里工作，但他们并不知道这里的情况是怎样的。”索布拉托家庭基金（Sobrato Family Foundation）的丽萨·索布拉托·桑思妮（Lisa Sobrato Sonsini）说道，这个基金是硅谷本地慈善机构中最大的单一捐献者。“公司们都很慷慨，但它们没有看到就在自己眼前的需求，而是想要把钱送到别的地方去。”

高科技商务分析师菲利斯·基泽尔（Phyllis Kizer）说道，她所在社区中的人们所面临的困境令她感到不安。“看看我自己吧，我的收入很不错，不会抱怨什么。”基泽尔说道。她每周都会到一所低收入学校去一次，在那里帮助孩子们学习阅读。“我喜欢书，也喜欢教育。”她说道。“我希望能把这些东西传递给孩子们。有些孩子真的大有前途，但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文章来源：腾讯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