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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与“二代农民工”的纠结
2012-09-29 11:01:36   编辑:上方文Q   点击可以复制本篇文章的标题和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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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23时至24日3时,富士康(太原)科技工业园内发生冲突事件,卷入者众。据当地警方称,部分员工和园区保安在宿舍区发生群殴,直接导致40人受伤入院救治,其中包括3名重伤患者,没有人员死亡,后续调查仍在进行中。

《中国经营报》认为,在公众对2010年深圳富士康13名员工接连自杀记忆犹新时,又发生这样的冲突,促进我们更深入思考。不过,无论这正常不正常,都不仅同富士康有关,也同富士康员工有关。说得更直白些,就同富士康与农民工的关系状况有关。

富士康于1988年进入大陆,当时台资企业还处在“试水阶段”,郭台铭“吃螃蟹”的直接动因是台湾人力成本高,劳动力资源不足。从1996年开始,在深圳站稳了脚跟的富士康进入高速发展的10年。

这10年恰恰也是大陆农民工进入换代的10年。富士康在大陆建立的代工点,主要提供低端的简单装配岗位,技术含量不高,但对身体条件要求高,通常只招收青年工人,而正是这一特点在农民工换代之后,埋下了事件频发的伏笔。

大陆第一代农民工属于“半截子埋在土里”的人口类型。他们身在城市,根在乡村,人为工人,心为农民,进城就为挣钱养家活口,只要能多挣钱什么委屈都能受,甚至什么委屈都没有。在他们那里,富士康无论怎么管理,都不是问题,工资高低才是问题,而相对其他许多企业,富士康的工资待遇不构成问题,所以农民工在富士康里很安稳,富士康也很安稳。

进入新世纪之后,85后乃至90后年轻农民工作为劳动力生力军,逐渐构成富士康员工的主流。在国家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之后出生的他们,即便不是独生子女,子女数量减少也让他们在经济条件得到改善的农村,渐显“金贵”。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他们对乡村日渐疏离,但在城市却没有得到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接纳。

他们对工资仍然在意,但对休闲也同样在意;他们仍然愿意加班,但加班之后会纠结于被加班挤占人生是否值得;他们的收入水平比前辈要高,但他们寄回家的钱却不一定比前辈多。物质生活改善之后,精神需要觉醒了。13名员工连续自杀后,深圳富士康曾请清华大学的心理学家前来诊断,结论为“首先不是心理问题,而是价值观问题”。

连续自杀平息后,富士康对同员工有关的内部管理、收入待遇和心理关怀等方面,都作了改进,但为压低代工的刚性成本所必需的规模化生产、半军事化管理和枯燥乏味的流水线,则少有完善的空间,而大陆无处不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本地的保安和外来的员工的区隔,也在富士康投下了阴影。

农民工换代的速度大大超过富士康自身改进的速度,类似“代沟”现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果说,二代农民工同样的不适应,在深圳富士康指向其自身,导致连续的自杀,那么,在太原就指向了企业的组成部分,那些使用职权过度的保安:太原富士康有员工7.9万名,保安将近1500名,保安众多所体现的高压式管理和高压式管理诱发的保安跋扈,都是可以想象的。在第一代农民工那里或许不是问题的保安及其跋扈,在第二代农民工那里则不可容忍,反击的导火线由此点燃。

其实,何止富士康,整个社会都面临着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如果我们继续面对二代农民工的无所归依无动于衷,那么就可能随时面对他们因为无所归依而爆发的激烈反抗。

富士康与“二代农民工”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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