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23时至24日3时，富士康(太原)科技工业园内发生冲突事件，卷入者众。据当地警方称，部分员工和园区保安在宿舍区发生群殴，直接导致40人受伤入院救治，其中包括3名重伤患者，没有人员死亡，后续调查仍在进行中。

《中国经营报》认为，在公众对2010年深圳富士康13名员工接连自杀记忆犹新时，又发生这样的冲突，促进我们更深入思考。不过，无论这正常不正常，都不仅同富士康有关，也同富士康员工有关。说得更直白些，就同富士康与农民工的关系状况有关。

富士康于1988年进入大陆，当时台资企业还处在“试水阶段”，郭台铭“吃螃蟹”的直接动因是台湾人力成本高，劳动力资源不足。从1996年开始，在深圳站稳了脚跟的富士康进入高速发展的10年。

这10年恰恰也是大陆农民工进入换代的10年。富士康在大陆建立的代工点，主要提供低端的简单装配岗位，技术含量不高，但对身体条件要求高，通常只招收青年工人，而正是这一特点在农民工换代之后，埋下了事件频发的伏笔。

大陆第一代农民工属于“半截子埋在土里”的人口类型。他们身在城市，根在乡村，人为工人，心为农民，进城就为挣钱养家活口，只要能多挣钱什么委屈都能受，甚至什么委屈都没有。在他们那里，富士康无论怎么管理，都不是问题，工资高低才是问题，而相对其他许多企业，富士康的工资待遇不构成问题，所以农民工在富士康里很安稳，富士康也很安稳。

进入新世纪之后，85后乃至90后年轻农民工作为劳动力生力军，逐渐构成富士康员工的主流。在国家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之后出生的他们，即便不是独生子女，子女数量减少也让他们在经济条件得到改善的农村，渐显“金贵”。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他们对乡村日渐疏离，但在城市却没有得到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接纳。

他们对工资仍然在意，但对休闲也同样在意；他们仍然愿意加班，但加班之后会纠结于被加班挤占人生是否值得；他们的收入水平比前辈要高，但他们寄回家的钱却不一定比前辈多。物质生活改善之后，精神需要觉醒了。13名员工连续自杀后，深圳富士康曾请清华大学的心理学家前来诊断，结论为“首先不是心理问题，而是价值观问题”。

连续自杀平息后，富士康对同员工有关的内部管理、收入待遇和心理关怀等方面，都作了改进，但为压低代工的刚性成本所必需的规模化生产、半军事化管理和枯燥乏味的流水线，则少有完善的空间，而大陆无处不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本地的保安和外来的员工的区隔，也在富士康投下了阴影。

农民工换代的速度大大超过富士康自身改进的速度，类似“代沟”现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果说，二代农民工同样的不适应，在深圳富士康指向其自身，导致连续的自杀，那么，在太原就指向了企业的组成部分，那些使用职权过度的保安：太原富士康有员工7.9万名，保安将近1500名，保安众多所体现的高压式管理和高压式管理诱发的保安跋扈，都是可以想象的。在第一代农民工那里或许不是问题的保安及其跋扈，在第二代农民工那里则不可容忍，反击的导火线由此点燃。

其实，何止富士康，整个社会都面临着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如果我们继续面对二代农民工的无所归依无动于衷，那么就可能随时面对他们因为无所归依而爆发的激烈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