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这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正式通过，对整个中国音乐行业是一个灭顶之灾！”本周三，在唱工委召开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简称“草案”)修正意见发布会上，歌手刘欢用悲痛语气说了这么一句，而当日与会的四十多家音乐公司代表，及包括刘欢、张亚东、小柯在内的众多音乐人，都表情沉重，严阵以待。

其实，自“草案”公布后，整个内地音乐圈内就迅速掀起轩然大波。包括广东、北京、上海各地的流行音乐协会、唱工委都纷纷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这份草案的修改建议。多年来始终一盘散沙的中国音乐界，这次史无前例地团结起来，为这个行业争取最起码的尊严和利益。

关于这个草案的问题，在近半月来已被无数人提出来解读，从整个行业的剧烈反应来看，公众也能明显感受到其中的危害性。如果这份草案真的通过了，成为正式的《著作权法》，将会产生怎样的危害性，在日前唱工委的会议上，作为条例修改意见的发言人周亚平，以及歌手刘欢等人都有各自不同角度的看法，但众人一致的观点，是这份草案通过了，必定会导致整个中国音乐产业的彻底消亡。所以，这个四月，将是中国音乐行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音乐行业为何对音著协、音集协如此不满？

关于这份草案，音乐界最为担忧的一个问题，主要是权利极端地倾向于“集管组织”，但大部分从业者都认为，音乐版权的“集体管理”方式是有绝对必要性的，他们并不是反对使用这种方式，而是要争取更合理地实施“集体管理”。

现今，跟中国音乐行业相关的“集管组织”，主要就是音著协、音集协两个单位，在此之前，音著协主要偏向于网络音乐版权的管理，而音集协则主要负责收取卡拉OK的版权费用。

假设音乐界是对音著协、音集协抱有足够信任的态度，那即使这份草案把过多的权利偏向于这两个组织，相信音乐界也不会有太多怨言，因为他们相信音著协、音集协能为他们争取合理的利益，但现实的问题是，音乐界并不信任这两个组织，甚至对他们积怨颇深，这是导致这份草案最终引起矛盾冲突的关键。

成立之初也做过实事

其实，自1992年成立以来，以“保护音乐著作权”和“非营利性”来标榜自己的音著协、音集协，在成立之初也为创作者做过一些事，比如曾代表会员向“超级女声”索赔、向KTV收取版税等等。但近年来，随着音著协行政功能的日益显现，他们公然代理非会员权利人的作品、收费不透明、收取的费用未能及时返还给权利人等问题频频出现，更有甚者，堂而皇之地忽视著作权人与作品俱来的著作权，将公权凌驾于私权之上，披着合法的外衣去剥夺权利人的许可权。

只收钱不分账

“十三月”唱片老总卢中强就曾在微博上指出过音著协的恶行。2008年，李健的一张翻唱专辑收录了万晓利的《陀螺》，“十三月”在之后查询得知，此翻唱授权是李健的公司从音著协购买的。当时音著协答复卢中强，非会员作品他们一样有代理权，并承诺会给“十三月”返还应得的版权费。然而，截至发这条博文当日，卢中强仍未收到钱。这就好比你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我私人的东西卖了，并且将钱揣进了自己腰包。

关于音著协账目不透明的问题更是遭一众音乐人诟病。作曲家王晓峰曾向媒体公开他从音著协那里得到的一张版税通知单，除了扣税和实付金额外，并没有说明购买他作品版权的使用者，究竟支付给音著协多少钱的明细。

对此，音著协方面有过解释：“我们的账目非常明细，甚至比国际标准还高。如果会员对具体分配数额有异议的话，我们可以提供具体的查询。”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有创作人透露确实查过清单，但对不上账，最后不了了之。“说不清我这个作品那个作品的钱在哪，我看到的就是银行打到我卡上的钱，这些钱去是多少钱、来是多少钱，都不知道。”

当日唱工委的会议上，周亚平也以由他成功推广的歌手庞龙《两只蝴蝶》这首作品为例来说明音著协的问题。在2004、05、06年那几年里，我知道音著协就《两只蝴蝶》跟各大网络公司收了N多的钱，但始终没有给他分过一分，音著协拿那些钱做什么、用到哪了，周亚平也不知道。

收取高昂管理费

只收钱不分账的状况，还只是音乐行业对音著协不满的其中之一，周亚平说，他们不仅不合理给音乐人分配版权费，还要收取高昂的管理费。音集协、音著协收取72.4%的管理费，但国外集管组织收取管理费的比例，通常是12%左右，这合不合理，一目了然。

诸如此类的种种“劣迹”，让音乐人对音著协、音集协失望已久，累积的不信任感使他们“致力于音乐著作权保护”的形象，得不到广大音乐人的认可。所以倘若以草案中的条例规定，把绝对的权利归属于音著协、音集协，最终只会让中国的音乐行业走向一条消亡之路。

你知道吗？音乐行业，真的很惨……

今天唱片产业的情况，和十几年前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十几年前的传统模式相对简单，唱片公司签艺人、发唱片、卖唱片，过程比较闭关，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由之引发的盗版实际上是把唱片公司这种传统商业模式完全打破了，之后音乐行业的状况日趋惨淡。也正因此，对于这次《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问题，音乐行业才会如此紧张，这或许是他们能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究竟现今的音乐行业惨淡到何种地步，海蝶音乐董事长卢建给出了一系列的数据，更直观地说明了问题。他先从传统唱片的角度做了一个比较：“十多年前，内地唱片公司靠实体唱片的发行，一年也有20个亿的收入，但去年唱片业在CD销售上的收益总和，只有1个亿多些，足足缩减了95%。”

但同时，卢建也强调，这几年由于网络的发展，其实是极大地推动了音乐行业的发展，“从收益数字上看网络音乐和无线音乐，是让行业兴奋的。就以去年为例，无线音乐的收益超过了330个亿。”

更值得一提的是，卡拉OK这种娱乐消费形式，如今已成了音乐行业一个相当重要的收益来源，但从卢建提供的数据来看，音乐业从卡拉OK领域获得的收益，跟卡拉OK产业的真正收益相比，完全不成正比。“卡拉OK产业每年的收益，是1000个亿。如今，国内保守估计有15万个卡拉OK经营单位、300万个包间，每个包间按国家规定缴纳的最高每天12元左右的版税，一年的版税应该约100个亿。”

但卢建强调，这个100亿版税数字只是按规定算出来的，实际上根本收不到这数。他说，从去年到现在，整个音乐行业在卡拉OK领域真正收到的版税，只有大概1个亿左右，而且这还不完全属于音乐业的。

“这1个亿经过音集协、音著协收取的管理费、以及负责收账的天合公司的手续费，真正留给权利人的大概只有20%，而这20%还有一大部分是海外公司的版权，最终分到大陆一线的唱片公司，去年每家收到的是37万。卡拉OK产业每年1000个亿的产值，最终分配到一线唱片公司只有37万，这是一个怎样的比例！”

此外，卢建也用一些数据，详细分析了现今中国音乐行业的状况，据统计，现今中国有上万个创作者、上千名歌手，而稍微有点规模的唱片公司，却只有四十几家。“所谓的有点规模，就是平均拥有20至30个员工的公司。整个内地唱片行业里，没有一家上市公司，没有一家公司超过100人，唱片业所有从业人员加起来，也比不上新浪、搜狐、网易等任何一家大的网络公司的员工人数。唱片行业员工的薪酬，几乎是所有行业中最低的之一。”

更重要的是，音乐行业每年真正获得的收益总和，只有8个亿，单独看这个数字，好像还挺大，但这8个亿支撑的是全国上万个创作者、上千名歌手、四十几家公司所有员工的收入，平摊下来，这数字其实少得可怜。

卢建比喻说：“8个亿的产值，相当于一座楼盘的价值，一座楼盘支撑着整个行业的原动力和核心，而拿到这8个亿的音乐行业，却创造了330个亿的数字音乐市场，1000个亿的卡拉OK市场，公平不公平，一比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