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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到工厂:单向度的寻梦人
2011-11-21 08:47:23   编辑:上方文Q   点击可以复制本篇文章的标题和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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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午后,远离市区的北京亦庄开发区里,公路上车流稀少,更很少见到行人。一只喜鹊从黄绿叶斑驳的树枝上一跃而起,落在了机器低鸣的厂房顶上。

在这片40多平方公里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里,已经汇聚了几十家世界500强企业。富士康精密组件(北京)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富士康)在其中并不显眼。不大的厂区掩映在不时落下黄叶的槐树中,院中的十几棵白杨已冒出了厂房的楼顶,喜鹊喳喳的叫声盖过了门口三三两两员工的谈话声。

只是最高的白色厂房四周悬挂的巨大绳网,提示着这里曾发生过不寻常的事。

刘莹静静地坐在厂门不远处的公交站里等车,天冷了,出门前她顺手抓了件北京富士康的工服披在身上。短短几分钟里,就有三四个年轻人过来问她:“富士康还招不招人”?实际上,她离开富士康已经快半年了。

踩着中国加入WTO的鼓点,郭台铭的富士康工厂在北京亦庄扎根了。在21世纪的头一个10年,像富士康这样的工厂犹如巨大的风洞,从中国的穷乡僻壤吸来了刘莹这样的年轻人。他们人数众多,如潮水一样一波接一波,他们个个都怀揣带着体温的小梦想。

他们是成千上万的劳工大军中的一分子。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像被拔起来的青草,移植到陌生的城市存活不易,再回到乡村已不可能。

如富士康一样的工厂,像一把把锋利的手术刀,在古老的中国乡村脸庞上刻下了劳工迁徙的道道印痕。

富士康里的梦想

5年前,像他们一样年轻的刘莹刚刚中专毕业,就从老家四川省仁寿县来到了北京富士康,成为一名普工。

做一名富士康的普工,“不需要什么条件”。1个月前,北京富士康刚刚完成一轮招聘,现在如果还想进厂,则需要先到富士康在河北廊坊的厂区实习一个月,实习普工的月工资是1450元,包吃住。回到北京后,会涨到1850元。“如果算上加班费,会拿到3000元左右”。

刘莹说,整个北京富士康大概有2万名员工。这个数字并不算多,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和观澜厂区加起来的人数是35万。

刘莹在北京富士康的工作其实很顺利,进厂3个月后,她就做到了线长,负责管理一条生产线上的几十个工人。

但线长的工作并不轻松。线长的工资和普工一样多,但压力却更大。在北京富士康员工中就盛传,2010年初,一名山东来的年轻女线长因为不堪工作压力在宿舍里上吊自杀。

这名女线长死时只有20出头,但她的死没有在北京富士康的员工中掀起波澜,是因为4个月后,深圳富士康就发生了员工连跳事件。

富士康是年轻人的天下,“北京富士康里几乎没有40岁以上的一线员工”,刘莹说。一则网上的北京富士康普工标准上写着:年龄16.5-19周岁,身体无烟疤、烧伤、烫伤、冻伤、文身等有可能影响操作的创伤和影响集体的传染病。至于其他的,则要求心理素质较好。

晚上六点半,夜幕降临,三两成群的下班员工鱼贯走出厂门,这更像是一所中专学校的放学场景。工人们的脸上露着稚气,他们的衣服尽管廉价,但却时髦。

这个工厂主要生产手机配件等精密产品,车间内的辐射曾让刘莹苦不堪言,“有很多人会掉头发、流鼻血”。

至于待遇,这是厂子里的年轻人普遍抱怨的。“北京富士康的基本工资总是撵着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刘莹说。

2010年8月,北京富士康开始为员工缴存住房公积金,这源于当年6月媒体的曝光,此前北京富士康已经9年没有为员工缴存公积金。

“我是农村户口,缴住房公积金也没什么用,我在北京又买不起房。”刘莹说。

乡村到工厂: 单向度的寻梦人

刘莹现在的身份是一名安利的直销代理商。还在北京富士康的车间里当工人时,刘莹就被直销规则所吸引,她开始热衷于这个通过熟络的人情关系获利的生意。

但那时她被加班所累,没有时间去推销她的商品。“每个月的销售额只有几百块。”刘莹说。

到了2008年,北京富士康开始机构调整,原来的5个事业部被迁往河北廊坊等厂区,北京厂区只保留研发中心和少数生产线。很多从事管理工作的员工面临三个选择:迁往外地,成为工人,或者离开。

北京富士康机构调整的原因很简单,成本控制。在富士康,最大的成本是人力。已成为代工业标杆的富士康,运转的机理就在于利用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承揽发达国家的产品订单,赚取加工费。

中国内地几十年来一直拥有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这一成本优势自改革开放始,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被全球资本演绎到极致。

尽管富士康在北京建厂前,就有人做出可行性报告,认为北京的劳动力成本并不低,但郭台铭还是在中国正式加入WTO 10天后,来到了北京。

2001年12月20日,富士康企业集团投资北京签约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之后,80万平米的厂房在亦庄拔地而起。

在2008年的这轮机构调整中,刘莹不仅留了下来,还凭借出色的工作和熟络的人脉成为了工厂的管理人员。她进了市场部,负责项目管理。“我当不了销售,工厂的产品主要销往国外,而我不会外语。”刘莹说。

刘莹的空闲时间一下子多了,她在安利的“兼职”收入也直线上升,几乎在北京富士康的每一个车间,都有她的直销“下线”,刘莹称他们为“合作伙伴”。

等到“兼职”收入超过了她在北京富士康的工作收入后,她毅然离开了这里。“在富士康,我顶多再奋斗几年,做到课长,但也不能达到月薪万元,这样我很难在北京立足。”刘莹说。

刘莹不断地描述安利的“创富神话”,对他们而言,拉拢别人成为伙伴比卖出产品更有“利润”,安利缜密的销售公式可以让发展下线更多的人拿到更多的业绩提成,甚至可以不用推销一件产品还能拥有收入。

这对此前整日在流水线上摆弄零件的刘莹来说,充满诱惑。一个在她的伙伴圈子中耳熟能详的例子是,一名农村来的保姆,已经做到了月入七八千元的高级营销人员。

富士康里的每个年轻人都像刘莹一样憧憬着财富和美好生活。记者遇到的另一个北京富士康员工,在做工之外,还通过熟人介绍新人进厂赚中介费,下班的时候则开黑车挣钱。

对刘莹来说,离开富士康除了收获轻松的时间安排和“不封顶”的发展前景外,没有什么艰难。几乎没有人会在这种乏味和高强度的工厂里工作太长时间。

以富士康在深圳的代工业竞争对手比亚迪为例。按照比亚迪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截至2010年12月31日,其在册正式员工为183317人。每一个进入比亚迪的员工,都会得到一个工号,今年11月,《南方周末》的报道称,2011年8月优化前的比亚迪内部联系表上,员工的工号最多已经到了1212072号。

也就是说,在比亚迪1995年成立至今,招募的每100名员工中流失了85人。一位比亚迪内部人士称,这其中绝大多数是普工——在生产一线的普通工人。

那些流失的员工寂寂无名,但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员工册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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