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行动的力度前所未见，甚至超过了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尽管在20世纪病毒学发展中，后者建立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厥功甚伟，推动了许多关键发现。近十年来，围绕疫苗出现了一些争议，因为有些研究将疫苗与自闭症联系起来(这类说法已被研究证明是不成立的)，引起公众恐慌，盖茨的努力改变了全球各界对疫苗的认识。盖茨关于疫苗的第一项捐赠共计1亿美元，侧重于为儿童接种现有的疫苗。该项目由联合国指导，PATH具体负责。为了庆祝这一善行，在他们那位于华盛顿湖的6.6万平方英尺的宅邸中，盖茨与梅琳达召集了大批疫苗专家，举行晚餐会。其间，盖茨问他的宾客，“如果你们拥有更多资金，你们会怎么做？”一时间众人纷纷提出新点子。此时此刻，盖茨决定对原先设立的基金会进行彻底升级，在1999年将其变成了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并向其注资210亿美元，使它立即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慈善组织之一。如今，该基金会的资金更加充裕，尽管已经拿出250亿美元用于各项事业，储备资金仍有360亿美元之巨。

不过，尽管顿悟了疫苗的伟大意义，盖茨又面临一整套全新的问题。没错，他可以资助原创研究，拯救万千生命，在盖茨的慷慨赠予之下，脑膜炎和疟疾疫苗得以问世；没错，他还可以创造所谓的冷链——一种无需中转国的存储与分发系统，从而不断改善疫苗的功效，这也已经实现。

可是，他又遇上了扩大规模的问题，疫苗的生产与制造天然依赖于市场，如何才能鼓励默克、辉瑞和葛兰素史克等医药巨头生产足够多昂贵的疫苗，用于那些需要它们，却又根本无力承担的儿童呢？盖茨日益相信，解决之道是让亚当·史密斯所说的无形之手变得更加“有形”，即朝着自由企业的方向，满怀仁慈之心地推动这个新近形成的市场。

这正是“权势”一词的真正定义：不仅有能力去解决一个问题，还能够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市场，专事该问题的解决。早在十年前，盖茨就愿意出资购买数十亿疫苗，可他回忆说，“那时都不知道支票该写给谁。”上世纪80年代，通过征集公共资金，联合其他救援机构一起压低价格，以及部署数以千计的救援人员负责接种工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使获得小儿麻痹症、白喉、破伤风及其他一些疾病基本疫苗接种的儿童比例增长了两倍。可是，与庞大需求相比，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一款新药在美国上市之后，往往需要15-20年才能被坦桑尼亚或尼加拉瓜的孩子们用上，这实在让人无法容忍。“就那些疾病而言，穷人家的孩子的死亡率比富人家的孩子高出50倍！”盖茨提高了声调。

盖茨意识到，关键的第一步是铸就公共-私营部门之间的稳定同盟。在他慷慨解囊之下，这个等式的公共部门一边很快得到了解决，过去这方面的尝试步履维艰，主要是因为资金匮乏，人道救援组织为了争夺稀缺的资金而屡屡陷入内斗。可是，私营部门方面更为棘手，与制造药片不同，疫苗生产成本更高，也更为困难。举阿富汗为例，医药公司希望让那里的孩子接种疫苗，可因为当地人经济能力有限，实际需求不够大也不够稳定，无法弥补这么做的成本。他们必须要在人道和利润之间作出艰难抉择。

因此，1999年盖茨来到意大利贝拉吉奥，竭力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与会诸方包括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联合国以及多家医疗公司和人道救援组织，会谈的结果是全球疫苗与免疫联盟(如今常被称为GAVI联盟)成立。盖茨最终承诺为该机构投入25亿美元，会谈中，他展现出了不容忽视的个人意志，有必要的话，他完全可以施展强硬手段——正是此种作风使微软深受对手畏惧，也频遭美国反垄断监管部门的敌视。塞斯·伯克利(Seth Berkley)指出：“比尔就像是这样一个扑克玩家，他在桌上押下的筹码太多了，能把其他人都吓跑。”伯克利曾负责盖茨赞助的一个尝试发明艾滋病疫苗的项目，现任GAVI首席执行官。

GAVI的行事风格迥异于此前的类似机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受援方的配套投入：该机构要求发展中国家政府自身也要为疫苗接种出资，尽管后者只需为每支疫苗拿出20美分的名义费用；其次是管理严明：要求账目清晰，确保疫苗真正用到孩子们身上，并建立可持续的分发系统。该慈善组织资金充沛，再加上受援国合作伙伴的通力合作，为大型制药公司创造了一个持久稳定的市场，使其无需付出经济代价就可参与其中。为了进一步刺激竞争、增加供给并降低疫苗价格，GAVI还鼓励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制药公司竞标其订单。

成果极为显著：过去七年来，标准的五合一疫苗(可预防的疾病包括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价格降低了40%，可预防肝癌的乙肝疫苗价格在同期更是大跌68%，这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得以接种。葛兰素史克出品的轮状病毒(可能造成小儿严重腹泻和死亡)疫苗Rotarix，价格从102美元一支直降到2.50美元，而印度后起之秀巴拉特生物制药(Bharat Biotech)正在努力将成本降到1美元以下。

有了更新型、价格也更高的疫苗，比如全球销售额最高的疫苗——辉瑞出品的肺炎疫苗Prevnar，GAVI的努力更进一步。通过承诺买入一定数量的疫苗，该机构确保制药公司能够获得大量有效销量，作为回报，GAVI为长期范围内支付的价格设定了上限，仍以Prevnar为例，该疫苗目前在美国售价达114美元，但GAVI未来的采购价将不超过3.50美元。盖茨和他的战友们将提供补贴，弥补产能扩大期间的亏损。下列数字令人惊叹：为了给2.5亿儿童接种肺炎和轮状病毒疫苗，GAVI从包括英国、挪威和美国在内的多国政府筹集了超过30亿美元，盖茨又自掏腰包补贴10亿美元，使计划运转顺利。其成效同样惊人：340万人免因可能导致肝癌的乙肝丧生，120万人免因麻疹去世，流感嗜血杆菌、百日咳、黄热病和小儿麻痹症疫苗也分别拯救了56万、47.4万、14万和3万生命。过去一年来，一些新计划又分别从肺炎和痢疾病魔那里夺回了8,000和1,000条生命。

梅琳达说：“我见过许多母亲徒步跋涉八个小时，就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接种上疫苗，满心期待那一天诊所里有疫苗可用。”今年1月，梅琳达到访肯尼亚的一个农村诊所，看到4个患有肺炎的病童共用一个输氧管。“他们只能勉强呼吸到一点氧气。”她回忆道。不过，同样是在这个诊所，盖茨基金会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未来：儿童们排起队来接种新疫苗，这会大幅降低他们罹患肺炎的风险。

眼下，盖茨瞄准了两种在人类史上最杀人如麻的病魔：疟疾(这种蚊子传播的疾病每年感染2.5亿人，并使其中80万人丧命)和小儿麻痹症。对于前者，他投入了2亿美元，使一款疫苗的开发免受中途搁浅的命运——葛兰素史克研究了这款疫苗，最新研究表明它可将疟疾感染率降低一半，但它永无盈利可能。至于小儿麻痹症，盖茨决意彻底消灭之——除了天花之外，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疾病被完全根除。

建立起这一整套模式之后，盖茨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为了维持这套体系的运作，他必须扮演全球医疗保健大使的角色，考虑到他的重量级身份，即使是国家元首也得接听他的电话，他对乍得的短暂访问正是鲜明例证——一张孩子们正在接种疫苗的照片能助国家领袖赢得公众好感，他的声望还能使当地更负责地为百姓提供医疗服务。“倒不能说我说服了他们——我只是提醒他们。”盖茨说。随后他又用自己那独特的声线，拿各国领袖如何期待他的来访开起了玩笑。“噢，这个家伙啊。只要他一来，谈的事情除了疫苗就还是疫苗，还有小儿麻痹症的问题。这家还会说，世上没几个国家有人得小儿麻痹症了，你们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你们的疫苗接种率很低！”

博客圈里，“我恨比尔·盖茨”之类的文章和网站还是层出不穷，由于西雅图免费为盖茨与梅琳达基金会提供了建设新总部的土地，他被指欺诈纳税人的钱财，甚至还有人说他用疫苗传播自闭症(这套说辞已广遭驳斥)，或是通过基金会扮演着“上帝”角色。有些医学人士也不满足，批评他过于强调疫苗，而忽视了其他医疗事业。不过，尽管曾被认为是科技界的“反基督者”、扼杀创新的暴君，盖茨的善举——与其说是心血来潮，不如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使熟悉他的努力的人士将他看作一位圣徒。诺华制药疫苗业务主管安德林·奥斯瓦尔德(Andrin Oswald)盛赞他是“以保护发展中国家数百万儿童为己任，使他们免于夭折的一股强大声音。”盖茨的盟友、因在消灭天花一役中发挥重要作用而闻名的威廉·佛吉(William Foege)补充道：“过去十年来发生的一切是我们过去做梦都未曾想到的，它将永远改变社会的面貌。”

对于赞誉之词，这位亿万富豪本人并不当回事。当我告诉盖茨，佛吉将他比作莫里斯·希勒曼（Maurice Hilleman），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和其他好几种疾病疫苗的开发者)时，盖茨竟有些微微脸红，“他是实实在在做事情的人，我的意思是，他在默克的实验室，他们才是真正做事的人。”

盖茨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只不过实验室研究工作无关，他的成就凸显了解决问题的娴熟技巧——而这，只有一个造就了整个行业的巨人才可能拥有。

我曾请求盖茨自我评价一番，就各项成就——从创造计算机软件到推广疫苗，谈谈哪一项更重要，他那长于计算的大脑迅速运转起来。“我得说，这两者很难比较，”他说，“从拯救生命的角度来看，疫苗毫无疑问大幅胜出。”说到这里，他又揣摩了一阵，说道，疫苗和个人电脑都可以“与印刷术和火种相提并论。”表面看来，这番言论狂妄自大得令人侧目。可是盖茨丝毫没有自吹自擂的意思，因为这只不过是不带感情色彩的、实实在在的、屡经验证的事实。（文/福布斯中文版）